隋元大运河为什么“由弯变直”

寒鲲
从隋唐到元明清，大运河的走向有着巨大的改变。作为联通南北经济的“命脉”，大运河的修建与北京城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本文作者发现，对比隋唐与元明时期的大运河走向，可明显看出一个“由弯变直”的过程，即从取道中原地区变为直通北京。这一改变背后的原因，恰恰与北京城息息相关……
    隋元大运河走向变化
    “由弯变直”只因北京城的崛起
历史上的大运河先后主要有两条河道，一条河道是隋炀帝杨广时期（施工期：公元605年-公元610年）开凿的，以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并勾连起桑干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隋朝大运河，另一条河道则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施工期公元1283年-公元1293年）开凿的，以通惠河、御河、会通河、扬州河、江南河组成并勾连起海河、漳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元朝大运河。明朝初年，又先后两度疏浚会通河，这才形成了明清时期勾连起北京地区与江南地区的京杭大运河。
通过比较隋元时期的河道可以发现，隋朝大运河总体走势恰似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开封是其“顶角”，长安与洛阳通过通济渠西段（今洛河河道）、黄河、广通渠与开封相连，通济渠西段、洛阳、黄河、广通渠、长安依次连缀隋朝大运河顶角开封的横向延长线。而元朝大运河则“截弯取直”，不再为长安与洛阳绕那么大一个弯，而是略有弧度地绕过泰山，直奔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如果把隋朝大运河与元朝大运河放到一张图上，元朝大运河反倒像是隋朝大运河的“斜边”，与隋朝大运河一道构成一个完整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么，相隔600年开凿的两条大运河，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的线路变化呢？是什么力量把原本绕了一个大弯的隋朝大运河“掰直”的呢？笔者以为，这源于一个城市的崛起——北京。
自周朝至唐末宋初，北京还叫做“蓟城”或“幽州”，偶尔被叫做“范阳”，此外还有个“燕”的雅号被司马迁以来的史学家用来简称这座城池。自从周朝时燕国在蓟城定都以来，作为北京前身的蓟城，由于恰好处于河北平原主干道的正北端，能够连通中原与东北方向的燕山防线，甚至连通辽河边塞，因而成为一个中原王朝在东北方向的军政重镇，始终作为一个看守中原政权东北大门的关卡而存在，与营州城（今辽宁朝阳）、定州城（今河北定州）、邢台城（今河北邢台）、邺城（今河北临漳）等共同守卫汉唐时期的东北防区。
蓟城及河北诸城共同构成的“幽燕防区”负责东北方向，晋阳（今山西太原）及山西高原诸城共同构成的“三晋防区”负责正北方向，凤翔（今陕西宝鸡）、天水等关陇诸城共同构成的“关陇防区”则负责西北方向，“三北防区”共同翼护由长安、洛阳组成的汉唐两京之腹地。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与洛阳所在的河洛中原，则是汉唐时期华夏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中心，这是汉唐中国北方的基本战略格局，一旦中原王朝强盛，则又会通过幽燕防区控制辽河流域进而逐鹿东北亚，还会通过三晋防区控制阴山南麓进而逐鹿大漠南北，更会通过关陇防区控制河西走廊进而逐鹿大西域，这是汉唐强盛时期的“北出三路”。
    作为唐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
    保证物资供给 北京是“前沿中转站”
隋朝大运河便是在“北出三路”这一基本格局下开凿的。具体来看，隋朝大运河在黄河以南的部分（即通济渠、淮河、邗沟、长江、江南河）主要是为了将江南钱粮供给到受到战乱削弱的北方，进而维持隋王朝官僚体系在长安、洛阳两京的正常运转。这条河段也便因为这一“供给中央”的使命而得到后继者唐王朝的重视，在疏浚河道时有意加强了这一段落的修建，“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更努力地保持这一“生命线”，吸收江南经济补给，以应对北方的藩镇、吐蕃及回纥。
黄河以北的河段永济渠则是隋朝及初唐统治者征讨高句丽的军事物资转运通道，先后供给了隋文帝1次（公元598年）、隋炀帝3次（公元610年、611年、613年）、唐太宗1次（公元644年）、唐高宗1次（公元666年），共计6次大规模出征高句丽，此外，唐太宗与唐高宗在两次总征讨之间还多次小规模出击，最终在公元668年击败高句丽，完成东北亚地区的争霸。这一过程从隋文帝到唐高宗持续了70年，在此期间，幽州城（蓟城，即如今的北京）第一次在大运河运输物资的配合下，发挥了中原政权向东北方向大举进军时的前沿中转站作用。
在大运河修筑之前，中原王朝也曾依靠陆路运输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干道（今京广铁路所在）向蓟城运送战略物资并向东北亚采取行动，例如秦军征服辽东、汉武帝击败卫氏朝鲜、司马懿击败公孙渊、北魏击败北燕等，但都是速战速决，都没有在大运河配合下前后70年6次征讨高句丽这么大的规模，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隋唐政权的强大助力。
唐高宗以后，契丹、奚、新罗、渤海等新兴势力相继在东北亚兴起，唐王朝依然需要维持对东北方向的把控，因此便在河北地区设置藩镇，其中又以“幽州节度使”为重心（713年设置，742年改名“范阳节度使”。节度使，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总揽数州军事），给幽州配置了北方十道节度使中最强的九万兵力，幽州城的军政实力由此进一步扩大，安禄山也便得以凭借此城及河东、平卢两镇发动了“安史之乱”，由此开启了河北藩镇与唐朝中央分庭抗礼的中晚唐时期。
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索接连引发的藩镇割据、五代混战，耗竭了长安与洛阳的经济基础，汉唐两京由此彻底衰落。再加上辽、金、元的三次“对宋攻战”，关中平原与中原腹地再也恢复不到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中心地位，经济文化中心的宝冠如同孔雀东南飞那样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政治军事中心则随着辽金元清的相继崛起而转移到燕山南麓。
    大运河为元大都“截弯取直”
    明清时巩固北京的中心地位
对于辽金元清朝廷而言，燕京地区是长城以内距离他们的发源地（辽河上游、黑龙江、斡难河、辽河下游）最近的地区，能够让他们通过并没有多宽的燕山山脉快速与发源地联系，所以辽金元清四朝便相继把燕京选定为陪都或首都所在。明朝也意识到了东北方向对于守备的重要性，所谓“天子守国门”也是朱棣迁都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由此可见，辽金以来，直至元初，长安、洛阳逐渐衰落，开封也在金、元两次南下的兵祸中衰败。到了元初，整个关中、中原地区不再占据中心地位，也不必再像隋唐王朝那样维持江南与中原的漕运联系。
至元朝，恰好处于长城内外农牧产业区之间的元大都，彻底取代了曾经的关中与中原地区，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军政中心。因此，元朝大运河在开凿之时，不再需要考虑“中原”这个支点，仅仅需要把元大都与江南直线连接起来便好，因此便“由弯变直”。
北京城地位的上升造成了大运河走向的变化，而大运河也促进了北京城的发展。为了元大都而“截弯取直”的大运河，在明清时期还进一步巩固了北京的中心地位。若不是明初两度疏浚改造会通河，保持了大运河山东段的畅通，仅仅凭借北方经济生产，并不足以保证北京的正常运转及北方长城的正常维护。明清大运河不仅为北京城提供了经济后盾，而且也为明长城防御体系以及清朝控制塞北提供了经济助力。大运河、北京、长城、塞外疆土，四者之间相互维系，合作共生，这才保持了明清两朝各自长达两百多年的稳定。
总体来说，隋朝大运河与幽州城的关系是供给中央与经略边镇的关系，是中央工程部分用来供给东北的战略关系，所以河道是“弯转”的，而元朝大运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则是中央工程供养中央，比隋朝大运河与幽州的关系更直接，所以河道是“径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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