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莎拉：我是如何通过写作改变贫困之路

莎拉·佩里是一位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埃塞克斯之蛇》，《洪水来了》。《埃塞克斯之蛇》是2016年最畅销和最畅销的书，它还获得了另外八项文学奖项的提名，其中包括科斯塔小说奖和贝利小说奖。《在我之后》入围《卫报》2014年度第一图书奖，并获得2014年度东安格利亚图书奖。莎拉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布拉格文学作家，也是格莱斯顿图书馆驻布拉格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1种语言，《卫报》和《金融时报》评论小说，其散文和小说已经在BBC广播4台和RTE 1台播出。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34岁，当时我是一名文案工作者，靠从服装目录中删除错误的符号和为法律期刊起草新闻报道为生。在那之前，我曾是一名公务员(一份我在各方面都不适合的工作)，一名最低工资的商店工人，一名保姆，一名办公室临时工和一名法律管理员。经常有人问我毕业后是什么让我直接进入文案工作者行业的？坦率的回答是因为从18岁起我就一直在经济上支撑着自己，我需要谋生:写作是我长期以来的抱负，现在我等不及了。

当我无法忍受自己没有做一件让自已觉得会让我的人生有意义的事情时，我申请了文学硕士和创意写作博士学位(分别由退税和奖学金资助)。我开始写小说，后来又放弃了，写了一系列严肃乏味的短篇小说;我又拿起了那本小说，写了一篇关于哥特小说的论文，后来，一直在为一个律师委员会做全职秘书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靠写小说谋生，我对我的日常工作一点也不反感，虽然我很自然地，也偶尔会想象在文学后花园中找到一堆撒克逊人的金子。我知道菲利普拉金曾在赫尔当过图书管理员，艾略特曾在银行工作，哈珀李曾在航空公司工作。我知道他们中的有些作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种情况很罕见，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而且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像有毒的圣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第一部小说以预付款的方式售出，这完全符合一本已经被十几家出版商拒绝的奇怪的书，也就是说，大概花费了我一年的工资。

我继续为律师们的网站写稿子，有时会停下来看看窗外，回想一下我最近听到的一个传说:一条古老的蛇威胁着埃塞克斯。那时我债务大，资金相当紧张。我的笔记本电脑——有一次我在用压缩空气罐清洗键盘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点着了——除非插上电源，否则无法工作，而且它太沉也可能需要马上淘汰了，但是我只要背不疼，我随时走到哪里都长时间携带。写第二部小说的前景——注定会吸引冷漠的读者，很可能赚不了多少钱——却要工作到深夜，整理对商人的没完没了的采访，这种前景令人生畏。但我的经纪人和出版商热情地支持我，毕竟在我看来，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

然后，在2014年，我的作品《洪水来了》获得了东盎格鲁年度图书奖。奖金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它赋予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正统感:一群作家很欣赏我的作品，他们希望我能写得更多。那时我已经在写我的第二部小说《埃塞克斯的蛇》，但总是被一种奇怪的愚蠢感所困扰。我很穷，而且越来越穷。当我可以做一些更有用、更有利可图的事情的时候，我盯着墙壁在想什么呢?我应该当律师吗?我应该教书吗?不知不觉地，写作给人一种道德沦丧的感觉。

然后，在诺维奇百货公司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有人给了我一个玻璃奖杯和一张支票，我顿时感到轻松了起来。

实际的情况是，这个奖项让我能够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换成一款轻薄的、足以在火车上运行的笔记本电脑，而且还能保持充电。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学徒木匠，有一个慈善的行会给我提供了这个行业的工具。我买了一些贴纸，上面写着这台机器可以杀死法西斯分子，不要对伍迪格思里和道格拉斯亚当斯点头表示恐慌，把它们贴在笔记本电脑盖上，然后就开始了我的写作。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我写了两篇小说，两篇短篇小说，以及无数的散文和文章。在经历了一段风光无限的好运之后，我可以自由选择我写什么，什么时候写，以及为谁写。

今年，我担任德斯蒙德艾略特奖的评委，该奖项是年度最佳首部小说奖。它是为了纪念这位已故的文学经纪人而设立的，他从爱尔兰来到伦敦，口袋里揣着两英镑，后来又代表了吉利库珀和彭妮文森齐的文学高度。它明确旨在培养获奖者在下一个工作阶段提供稳定的支持，让他们继续在文学中发展和创造。

初出茅庐的小说家具有一种“很快就会消失的魅力”。每年报纸都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热情呈现着“新作家”。在那些不熟悉的声音中，总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剩下在那里说话的人总会寥寥无几。初次登场的作品很少能构成作家作品的精华，但引人注目的是，初次登场的小说家往往无法实现他们早期的承诺，文学关注的焦点很容易转移到更新鲜的面孔上。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首次“亮相奖”的概念，它坦率地承认帮助作家进入他们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是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奖项是如何在财政支持和表达一种正统感方面具有变革性的。当我第一次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承认我对自己感到有些焦虑和担心，如果我不集中精力的话，埃塞克斯的口音会让人知道，担心我缺乏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担心我的理工学位。我会不会觉得自己像《远大前程》里的皮普，被艾丝黛拉嘲笑:“这个孩子，他叫无赖杰克”?

在出版业的渐渐不景气的时代，金钱往往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你能够从十八九岁的时候开始写作，那时你不需要赚很多钱——你根本不需要，因为你不需要照顾孩子或家庭成员——你可以自由地写作、写作、再写作。写作，就像弹钢琴，或者把柜子擦光滑一样，需要练习。

德斯蒙德埃利奥特奖等奖项可以帮助人们将精神层面置于赛场之上。任何参赛者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一笔不会改变人生的钱，但这笔钱可以让他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写作自由，或者一次必要的研究旅行，或者——就我而言——更锋利的工具。作家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也不需要什么生活，也不需要什么经济奖励。用心去做，你就能在收银台收据背面用偷来的Argos圆珠笔写一卷薄薄的诗歌。但是写作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困难，而且对一些人来说比其他人更困难。在一个一些社区明显更可能缺乏财政特权的社会中，这些困难会使文化变得呆板和狭隘。有许多声音听不到，帮助传递放大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乐趣。

作品的生命，总是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生活。而点燃生命原动力的火花，也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灵动的，是酸甜苦辣咸的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