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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来说，那是个比较特别的假期。学校的会考刚结束，因为成绩斐然，校长又被教育局叫过去吃饭了；国足赢球的信息占据了各种头条，而几个大城市的楼价也趁别人不注意再次从所谓的低谷爬上了另外一座高峰；但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家里的老狗“阿鬼马”却不在了。 周五 难得放两天假，我当然要回家一趟，不然，我就得跟一帮住在学校附近小区的同学去逛那个街上总会丢满竹签，塑料袋，纸袋和纸巾的“美食节”。其实，我之所以会厌恶这个为了所谓的经济效益而每年都要在市区举办好几次的美曰其名的“美食节”，主要是因为那些可能是由老鼠肉假冒的烤羊肉串，当然，还有些在某个农庄吃过很多野味的人说它们是冰冻过的兔子肉...... 学校三点半就放假了，但因为我不满意突然多了三块钱的车费【相对来说，虽然三块钱算是小钱，但这对于那间隐藏在一家米粉店和一间奶茶店后方的我和许多同学都愿意光顾并保护着的黑网吧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可观的消费，而我们之所以会护着它，不光是为了贪小便宜（一块钱一个钟）的消遣，还因为网吧老板是我们团支书的继父，或多或少他也算是我们所谓的“自己人”】，我很执着的选择了步行，也就四五公里吧，听起来并不远。 当我走到汽车站时，已经是四点半，前几班巴士接走了大多数学生，这让我省去了要在汽车站门口排队的麻烦。要知道，倘若被那些很能“钻牛角尖”的乘客挤到车站外，我就有可能遭遇某些黑车司机那种言语上甚至是肢体上的骚扰，虽然这些黑车司机很不容易而且对待乘客还算友好（有时候他们会给一些抽烟的学生递烟并且说上一句像“好久不见你又变帅了”这样的客套话），但我真的再也不敢上他们的车了，从目睹了几名黑车司机因为抢客而斗殴了十几分钟之后，我心里就有阴影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连鞋子和皮带都脱下来当武器了。 买到五点钟的票并走进寥寥几人的候车大厅之后，我用父亲出深圳之前留给我用的诺基亚e72联系了家里，这是一部教官看到了都懒得没收的爱耍个性的旧手机，要打两次才能打通。 那边是阿嬷接的电话，一听我要回家，她就喊醒了在看抗日电视剧时又睡了过去的阿公，她催促他到六叔公家去买水豆腐，我知道，今晚会有这么一道我光想想就流口水的家常菜：肥猪肉花生炖豆腐。正如我在一次略显啰嗦而且差点不及格的作文作业中写道：说真的，我没耍流氓，也不怕说出来，我是一个喜欢吃豆腐的人，从五岁起就已经是了（语文老师很直接的跟我说：长点心吧！除开这句啰嗦话，其他内容简直废话）。 跟以往那样，巴士没能准时出发，司机不知道跑哪去了，但乘客们却能按时上车，我照旧抱着背包坐在最后一排的最右边。我也将这个坐车习惯记录在了那篇差点得零分的作文《搭巴士的我》，然后，班上莫名其妙的就有同学给我起了一个“极度右派分子”的绰号，尽管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名词的具体涵义。 屁股还没坐热，外面却下起了雨，巴士上方的停车棚“梆梆”作响。 这种时候，我才记起，我晾在宿舍阳台上的那套校服还没收起来。看着外面被北风卷起来的几个塑料袋，我就猜测，我那套一定会被淋湿的校服可能还会被吹走。要是真的丢了校服，我就又要动用攒着来买《巨人的陨落》的书钱去买新校服和听到校务处财务大叔那一句“怎么又是你”的唠叨话，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他说这话时那副欲言又止的神情，我总会想象他只是没把“败家仔”这个名词也说出来。没办法，我在某些方面的想象力还是蛮丰富的，财务大叔就因此无辜的成了我讨厌的人，起码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但我总能用一句大家已经用得不厌其烦的话掩盖自己的忏愧：讨厌一个人，很容易，而喜欢一个人，太难（我那个这次会考前跟隔壁班总是写满分作文的女生书面表白失败后的同桌，他总喜欢在这两个字之间加进一句粗话，也就是因为他，我才为自己脑海中的作文素材库多添了这么一个有些人看来就是无病呻吟的句子）。 司机迟迟不出现，坐在驾驶座后面并像拿着磁带式随身听的那个男人却有些坐不住了。 “司机呢？”摘下头戴式耳机后，他站了起来并将双手傍在驾驶座上，远远看过去，他就像一只在雨天突然窜出洞的土拨鼠。 刚把电影光碟换成音乐光碟的女乘务员告知他，司机上厕所去了。 “要这么久？十分钟？”他很怀疑。 表示自己不清楚之后，乘务员跑到了外面的站台，而车内响起了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司机的确是上厕所去了。 跟车内右侧的某些乘客一样，我都看见了，下车后不久，乘务员就朝一个刚从附近的男厕所里冲出来的戴着棒球帽的大叔招手了。 只不过，那个大叔对着设置在厕所外面的镜子整理了制服之后，他才跑回巴士上。 见到司机在车内抖掉棒球帽上的雨滴，我的第一反应却是：刚才，他貌似并没有洗手。 但好歹，巴士还是开动了，就在司机将他身后那个男人递上来的医生名片推开之后。 巴士开的比较慢，但它也略过了几个没有人招手或者叫停的站点。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乘客无聊的清数滑过玻璃的雨水痕迹；也有一些乘客在讨论之前走在雨中啃甘蔗的流浪汉怎么不见了踪影，“他不会是死了吧？”“不！不可能！我早上还见到他在跟几个人打扑克牌。”这种形式的对话此起彼伏。 而听到左手边一对夫妻在商讨着如何才能找到那个欠了他们几百万的二叔之后，我就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车窗外。不知不觉，我就回到了童年的某个雨天：六岁的我，戴上斗笠并拿着一根比自己高了三倍有余的竹竿，在自家刚犁过的水稻田里追赶从自家猪栏排水口逃跑出来的鸭子。一个不留神，我整个人就扑在了田里，要不是阿公及时赶到了，我可能会在三分钟内让一堆粘稠的泥巴导致窒息。我之所以会这么拼，全因为阿公心血来潮而给我的许诺：“把鸭子找回来，就带你去看《大闹天宫》的皮影戏。”毕竟，在齐天大圣还没被后来的一些人玩坏之前，“它”是多么的能吸引人...... 当我的思绪还沉浸在猪八戒吃西瓜摔了两次还是三次的时候，突然扑面而来的黑暗将我拉回了现实。此刻，巴士驶进了依旧刷着“小孩放火，大人坐牢”标语的隧道里，过了这条隧道，就是我居住的村子。但很无奈，司机又是在村口候车亭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停车，因为路上那些不知深浅的水坑。 摘下背包顶在头上后，我找了个自以为不会弄湿鞋子的地方跳下去，但顾此失彼，鞋子没湿，口袋中的单层假牛皮钱包却晃进了水坑，手机也差点掉了进去...... 而顺着绿化树奔跑的过程中，我看见了坐在候车亭里打瞌睡的阿嬷，她身上披着一件自己用旧雨衣制作而成的挡雨披风，从候车亭棚顶窜下来的雨水时不时跳到她的黑色长筒水靴上。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要是没人陪她聊天，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她就会平静的睡过去，我也曾担忧，她会不会就这么悄然地去了？ 她身边，摆着一把伞柄上刻着一只金凤凰的藏青色雨伞，而雨伞旁，半躺着一顶被柴火烫黑了少许地方的斗笠。这两件遮光挡雨的工具，有着浓浓的解放前气息，她已经用了几十年，坏了就修补后再用。之前，她一直都找村西的工匠老头修补这些东西，但三年前这个还懂得补锅修电饭煲的老头被自己遭遇了十多年“妻管严”的大儿子用锄头柄打进疗养院之后，她就只能自己动手修补了。 我冲进了候车亭之后，巴士才缓缓地从面前经过。这时候，我与它之间，隔着一大滩似乎还在往上涨的雨水，如同现在的股市跟物价。 阿嬷没被我惊醒，我也不打算摇醒她，就像小时候我趁她午睡时摸进房间偷她柜子里的零钱去买那些假冒的“小白兔”牛奶糖那样，我悄悄地从她身边经过。 因为害怕雨水会溅到鞋子，我抱起背包站在她旁边的排椅上。我的身体，刚好挡住了广告牌上那支被放大了许多倍的高钙奶，毫无疑问，这是个新出的牛奶广告。至于那个举着一支高钙奶咧嘴笑并且竖起大拇指的代言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附近那些调皮孩子就会过来用墨水隔着玻璃给这个大明星画一副别扭的眼镜并涂黑“他”的牙齿，至少是三颗。我臆想着，这些孩子会管这种行为叫做“关你屁事”，“年少轻狂”或者“你究竟能把我怎么样”，因为我小时候跟村中那帮小伙伴都是如此口出狂言的；没办法，“怎么了”，“不行吗”，“你别管”和“他（她）活该”这样的伪三字经说法早就被邻村的小孩给抢占了（主要是他们人多，我们怕打不过他们）。 不一会，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雷声吓到了我，阿嬷却是被一阵狗叫声喊醒。 循着叫声，我低头看见，两只约莫两个月大的土狗从斗笠下方的藤篮里探出头来，一只花色，一只纯黑色，刚才，它们也在睡觉。 “怎么又瘦了？没钱吃饭吗？”她一醒来，就对我进行了一贯的“嘘寒问暖”。 “没有啊，我们一个多月没见，你看着不习惯而已。”我又是如此回应。 我还补充说，“上个礼拜才称过，我还是110斤。” “你是不是吃饱了再称的？” 我摇摇头并跳回地上。 “那你脸上的肉长哪里去了？”她看了看我的肚子之后又瞧了瞧我的屁股。 我只好说，“阿嬷，脸上的肉，当然是长在脸上啊。” “难怪！原来是长高了！”她突然站起来并笑着用双手比划她眉头与我肩膀之间的垂直距离。 “有一米八了吧？”她很期待的问。 “还差11公分。”我如实告诉她，也刚好，这就是数学会考中某道函数题的答案，然而，我并没有算出来。很多没能算出这道题的同学，都在责怪那个出题老师给大家设置了太多的套路，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是我自己拐进了死胡同。 “奇怪！你都这个年龄了。你阿公现在都还有一米七五，但你爸跟你都比他矮，你看着却又比你爸还矮。”她又开始质疑那个“儿子会长得比老爸高”的言论。 这种时候，我没话，就连我现在那个获过不少奖杯的生物老师都没办法用相关知识解释这个问题，我也只能这样了。况且，我也肯定不舍得说阿嬷不到一米六的身高有拖后腿的嫌疑。 “先把鞋换了吧。”她从藤篮旁边拿起另外一双黑色的高筒水靴。 我照办了。 “新鞋子？”她留意了一下我用塑料袋包裹好然后塞进背包里的帆布鞋。 “对啊，才穿了两个礼拜。” “贵吗？”她又问。 “35，跟鞋店谈了许久的价钱。”我故意少报了20块。 她却说，“说实话，这鞋子不是很好看。” “哪里会不好看？今年学校很流行这个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会嫌弃这款由政教处主任所推荐的鞋子，当然，我不是想说他跟制鞋厂商有什么协议之类的，要知道，如今穿着这款鞋子的学生都认为，除开他没有真正实行禁止全校女生绑麻花辫的措施（他觉得这会浪费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这是他今年最值得尊敬的举措。 “颜色有些多。”她解释说。 在我听来，这个理由相当牵强，不过，这又比我写作文时乱来的陈述说明更能让人信服。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已经在迎头赶上了。”她又开始絮叨了。 我只好再度沉默。 “哎！你的护身符呢！？”她突然十分慌张的摸索我的脖子。 “在这呢。”我一边躲闪一边掏出自己那个已经湿透了的钱包，那块被两层塑胶包裹着的护身符跟几张在快餐店蘸过酱油和蒜蓉酱的十块钱呆在一起。 她长松一口气，我也按照要求重新戴上了护身符。 “护身符一定，千万要带在身上，我不想你有事。”她又如此嘱咐我。 而面对这样的教诲，我只能点头或者称是。 拜访了那个“神算子”之后，对于护身符的事情她就变得“神经兮兮”了。那是3年前的事情，我在学校宿舍“撞鬼”了（反正那个“神算子”就是如此轻描淡写的说出来这个所谓的事实），而村里唯一会看病的萧医生说这是心理问题，可我的家长们一听到什么催眠治疗之类的就瞬间迷糊了。一番徒劳的周折后，阿嬷只好找了邻村有些亲戚关系的“神算子”帮忙，这个扎着辫子的中年男人在我家的客厅作法“驱鬼”之后，她就哭着“胁迫”我喝下了一整碗撒过食盐的符水......“喝下去立马就会好了，真的，我保证！”当时，她这样说。遭遇了这么荒谬的事情，我并没有怪罪任何人，这也包括那个“神算子”（我并不认为他是某些人口中的活神仙），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说了他该说的，但奇怪的是，他甚至说了我以后会娶两个老婆。根据他所说的，我时不时会思考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是如何破裂的：是妻子出轨了还是我给她戴绿帽子了之类的。 “好了，回去吧。”说了一大堆还是关于护身符的话之后，阿嬷才戴上斗笠并将雨伞递给我。 “家里要多养两只狗了吗？”我想接过装狗的藤篮，但她只给了我刚才放在藤篮旁边的那捆刚买不久的牛绳。 “这个。”她先愣了一下，在我看来，她似乎在酝酿着接下来的对话。 “‘阿鬼马’被人掳走了。”跟我一起走进雨中，她再慢慢的说。 伴着雨伞上“嘭嘭嘭”的响声，雨水跟她头上的斗笠打在一起并发出“哔吧哔吧”的声响。 “怎么会？它那么鬼精！”我不敢相信，一只会“踢”足球会跳绳的狗居然会中了那些偷狗贼的阴招。 “是真的，连那只花猫也一起不见了。”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有种莫名的酸痛。 “就在昨晚，你阿公赌钱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关好巷子门，但他没有承认。” “唉~~那么好的一只狗，说没就没了。”她接着抱怨道，不过她习惯性的忽略了那只不爱抓老鼠却经常抓蟑螂和偷鱼吃的花猫。 “但我听到你阿公他今天早上躲在一边哭了。”她补充说。 “真的吗？你们不会又吵架了吧？”我能预料到这种家庭琐事，一只土鸡蛋不小心被打烂了，两位老人也能吵到面红耳赤。 “差点就打了起来，要是昨晚他手上的筷子丢中我的话。”她说她当时闪的快。 “他说不过我。”她又相当骄傲的说。 “现在，他是在家里煮豆腐吧？”纯属是为了缓解尴尬，我才这么问的。 “不知道，可能又去赌钱了。”她不能排除，他会在卖豆腐的旅途中遇到一些牌友。 “你别管他赌钱的事情。”她又不忘叮嘱我，对于这种纸包不住火的糟糕事，面对面的时候，她总会跟我直言不讳。 我有些懵了，刚才还说“阿鬼马”，现在又扯到了阿公的赌钱癖好。 但我也很快缓了过来，依靠我强硬的心理素质，起码我是这么以为的。 “阿嬷，我想问你啊。”我有意停顿了，说到赌钱，我记起了某些事情。 “怎么了？” “半个月前，他是不是真的因为打扑克牌被抓进去了？” “你怎么会知道？” “前几天我跟妈妈通过电话。” “我没想到，她会跟你说。”在我听来，这是她想亲自告诉我的意思。 “他在里面过得还好吧？”我没想到自己居然会问这种蠢问题。 “反正，第二天就放了出来。”她如是说。 而后，她补充道，“他说，那些警察看他一顿吃那么多就立马放了他。” “真的吗？”我忍不住笑了。 “你说呢？”反正，她是不信的了。 我又问她，“你去接他了？” “怎么可能？”她嫌弃的说，“他没有搭到顺风车，自己走路回来的。” “这样啊！”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暖意，因为我突然记起小时候跟阿公一起走路去赶集的时光，省下的三块钱车费让我们在集市上多吃了三份抹上老干妈酱料的钵仔糕。 走到自家的一小片香蕉林旁边，阿嬷终于将藤篮交给了我。 “你先回去吧，我带它再吃一会草。”她又拿过牛绳跳进田野之中。 顺着她走去的方向，我看到了自家那头就快二十三岁却连名字都没有的大水牛，它惬意的的用它的额头摩擦着一棵香蕉树，一群麻鸭和狮头鹅在它附近嬉戏打闹。 看着这头只是有一点老态龙钟的水牛如今可以肆意的在自家的香蕉林进行一些破环，我颇有感触。两年前，那场名字依旧破坏力十足的台风刮倒了大多数的香蕉树之后，阿公阿嬷想通过种植香蕉“发家致富”的热心就彻底淡去了；不久后，他们跟随着“潮流”用极有可能会造成环境破环的桉树替代了香蕉树曾经在他们心目中的崇高位置。对此，热爱大自然的我产生了愧疚感和危机感：水土流失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还向现在的生物老师咨询过，但总是顶着眼镜脚讲话的他却表示爱莫能助，最后，他干脆这样跟我讲道理：“你总不能将自家种的树给砍掉吧？你要知道，华盛顿小时候也并没有砍掉那棵樱桃树。”听完他说的，我却质疑：那棵樱桃树真的存在吗？ 再看到阿嬷将牛牵出香蕉林，我又想起之前在学校跟阿嬷那通只有一分多钟的电话，她差点就把这头水牛给“贱卖”了，因为它又在雷雨天被雷电给劈到了，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三次它真的被雷电劈到了（第二次它差点就上了县城的报纸，假如记者没将当时的相片弄丢）。还好，它都挺了过来。不过，我也清楚，它终究会让阿嬷给卖掉。镇子上的牛贩子对它穷追不舍，他们甚至出到了接近六位数的价钱，就因为它那对加起来有两米三而且弧度很完美的牛角；至于它的肉会被怎么切割烹饪或者它的皮能不能用来造鼓，我就不太清楚了。现在，村民们没必要担心会有人因为昂贵的价钱而去偷牛了，一年前邻镇有个偷牛贼被那些村民们群殴致死之后，就没什么人再敢打牛的主意了，但那些猫狗鸡鸭鹅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毕竟，还没有人传播有关偷狗贼，偷猫贼之类的被打死的消息。关键是，阿嬷也说过，“等它牙齿掉光了，就卖掉它。”它大概是听懂了，至今，它只是掉过两颗牙齿，而且啃嚼生番薯和玉米棒依旧毫不费劲。 “怎么还待在这里？”套好新牛绳后，她看着还愣在路边的我问。 “我要将它们放哪里？”我指了指又睡过去的两只小狗。 “那个闲置的猪栏。”她说。 “知道了。”说着，我慢慢的走回家。 刚在二楼换好拖鞋走下一楼客厅，我就碰见了小跑着出现在大门口踩烟头和拎着一袋水豆腐的阿公。他依旧是撑着那把同样有几十年历史的黑雨伞，伞柄上刻着一条没有脚的金龙，而我小时候还以为那是一条泥鳅，就着我这个想法，他干脆就跟我说龙是鱼变成的，这也是我对于“鱼跃龙门”最早的理解。 “回来了！”一见到我，阿公方才有些慌乱而且忧郁的表情瞬间变成了灿烂的笑容，只不过，他的嘴边还萦绕着一股似乎挥散不去的烟气。 “刚到呢。”我说。 “你头发那么长了还不舍得剪么？不会是没钱吧？”他一边抖着雨伞上的雨珠一边回头看着我的头发。 “我打算明天或者后天再剪。” “出去剪还是让二伯公帮你剪？”他特意用合起来的雨伞指着邻居重新开起来的理发铺。 “真的吗？”我不太相信二伯公会重拾旧业，直到走到门口才看见，二伯公家门口摆着一块写着“剃头，一律五块”几个毛笔字的木板。 “看到没？这就是他剪的，还是一流水准。”在阳台下那排用来晾衣服的竹竿挂好雨伞之后，阿公指着自己的头发说。 我却看到了阿公额头上的一块淤青。 “阿公，你摔了么？”我仰视着他，并突然觉得他很像某个虽然赢了却难逃要鼻青脸肿的轻量级拳击手。 “哦~~没事！没事！不小心让小卖部的门栏给弄到的。”阿公突然像派扑克那样摆动他的右手，同时，他的左手又去遮挡那块淤青。见到他这般略显帅气的反应，我愈发觉得他就是个拳击手。 “我去拿药酒给你揉揉。”回过神后，我就要走进阿嬷的房间，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房间已经上了锁。 “不用了，有人帮我涂过了。”他拦住我。 “是么？”我怀疑着。 “饿了吧？我先去煮晚饭。”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摆钟后，他就拎着豆腐径直过了厨房。 我也注意到，已经六点半了，于是，我打开了电视（等候体育新闻和娱乐新闻），而不是到厨房帮忙烧火（我家还是沿用以前的灶台）。 雨还在继续，而且变大了。 住在河边的一些人家被迫跑到河水漫不到的二楼去看电视，当这些人看到插播的关于洪水预警的报道时，他们总会莫名的紧张起来：刚才电视剧中的那个从头到尾只有三五个表情的男演员躲得过那几颗射向他身后汽油桶的子弹吗？要是汽油桶爆炸了他又会怎样？ 要不是经常到河边钓鱼的村长和村支书打电话叫来消防官兵，这些在二楼看电视的人都会“坚守”在家。 晚饭后，阿公破天荒的呆在家中，对着电视机泡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脚后，他就回他的房间看那些被当作枕头使用的武侠小说去了，期间，他还捧着书在房间内“拳打脚踢”。 对于阿公没去跟那些老朋友打扑克牌，我只能猜测，他是输光了钱并且没能跟别人借到钱。 “一定是输光了！”在门口处“织架子”的阿嬷突然很肯定的跟我说。 “你会再借钱给他么？”呆在她旁边的我转身轻声问。 “当然不！”她不屑地对着他的房间说。 “他偷我钱！”刚补充完，她就用改造过的擀面棍狠狠的敲击那顶着木架的木柄锥子。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阿嬷的房间门已经挂上了三把其实可以让铁锤轻易敲断的铁锁。 “听说，他又跟那帮家伙借了高利贷。但是，你不用担心。”她又说。 “什么！他还不知道害怕吗？”我知道，她所说的“那帮家伙”是一群喜欢将欠钱不还的男债户挂在大吊扇上“折磨”的帮派分子。 “他们打死他才好。”她依旧冷漠。 我又不敢说话了。 “他要是死了，我们给他烧几副扑克牌就可以了，他也说了，他不会介意的。”她又这样说了，这句话，她已经说了不下五十遍。 我只好回头假装继续看电视。 “泥水佬！滚出来！” “快滚出来，我们单挑！” 一个头上缠着药水胶布并且手持钢管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这样叫喊，他身后，站着一位为他打伞而且面无表情的小伙。 听到响动后，阿嬷拿着擀面棍站在门口，我也走到她身边。 附近几个村民站出家门看热闹。 “还不去洗澡？”她突然跟我说。 这种时候，我照常没听她的话，我只是往后退了几步，同时，我也发现，阿公的房间灯突然熄灭了。 “怎么了？”阿嬷叉着腰问那个拿着钢管的男人。 男人有些慌，他吞吞吐吐的说，“这是我跟泥水佬之间的事。” “他不在，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 “你让他出来就是了！”他像驱赶蜜蜂那样摆摆手。 “都说了他不在家。” “那他会在哪？” “鬼知道他去了哪！” 他突然很肯定的说，“他一定在家！” “不信的话，你就进来搜！”她相当干脆的让开一条路，但她将我拉到了她身后。在我小时候，有个跟我家闹了土地纠纷并且用“砍柴刀”这个词语威胁了我脑袋的叔公上门和她谈判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做。 阿公的房间有了一阵小动静，我想，阿公有可能正准备躲进衣柜里或者爬到床底下。 一阵犹豫后，那个男人还真的想冲进我家，那个撑伞的小伙都来不及拦住他。 “搞什么呢？”邻居二伯公突然拿着一把扫帚冲了过来，他用扫帚挡住那个男人。 “这又不关你的事！”说着，那个男人抹了抹他差点就撞中扫把头的脸。 “我就要管喽！”二伯公瞪着眼睛，正如他之前在村委会粤剧排练中扮演关云长那样（只可惜，他不小心踩香蕉皮摔了一跤后村长就不得不顶替了他的位置）。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帮我家解围了，上一次放高利贷那帮人要来将阿公塞进面包车的时候，他也是拿着这把扫帚将一群不敢动手打他的小混混给赶得鸡飞狗跳，而后，村里就散播起了他年轻时候曾在少林寺当过扫地僧的传闻，这还很凑巧的让一些人理解了为什么他一直会孤身一人。 看着二伯公认真的表情，那个男人退回雨中，但他差点就摔倒了，也许是因为他留下的鞋印看起来太像两片西瓜皮。 “还留在这里干嘛？等着警察过来请你们吃宵夜么？”二伯公又冲他们喊道。 “我迟早会找到他的！”留下这句话后，那个男人带着小伙以及不满的情绪离开了。 他们走远后，阿嬷晃动着手中的擀面棍跟二伯公说，“他要是敢拿着钢管进我们家们，我就一棍敲晕他。” 闹剧结束后，我就去洗澡了，同时，我也听到了阿公阿嬷“他一句她五句”形式的争吵。 我从老人们参杂着脏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阿公今天打扑克的时候抡起木凳砸中了刚才那个男人的额头，起因就是人家好不容易才赢一回钱的时候冒出一句以示庆祝的粗话。 “怎么了？我他妈的就看不惯这些年轻人在赌桌上这么嚣张！”当我对着镜子想梳理出最好看的发型时，阿公这样愤然地说，这句话，我听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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