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伪满洲国》：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在于创造历史

12月31日深夜，南京寂静无声，通过飞机窗外看不到灯火。作家迟子建匆匆从北国赶赴南国，迎来2019年第一场雪。
2019年1月1日是迟子建作品《伪满洲国》再版发布的日子。这是她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长达70万字。在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举行的分享会上，迟子建与作家格非、毕飞宇，批评家何平、《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等人一起参加了这场文学讨论。

“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迟子建认为，《伪满洲国》是她一本“跨世纪的小说”。这部长篇的筹备起始于1998年，写完以后正式出版是在2000年，初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版本。在后续的十多年里，这始终是她个人写作历史上格外看重的一部长篇作品。
在格非看来，《伪满洲国》称得上是一部历史长篇小说。“我觉得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很多人觉得20万字以上30万字以上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不这么看。”
“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从我个人意义上，它不是长篇，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单纯，它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构架。现代中国文学史里面最有长篇气息的作家是茅盾，他的篇幅其实并不长，但它的构架是长篇的构架。”
什么是长篇的构架？在格非眼里，迟子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篇小说作家，尤其是她对具体人物情感的描述，和当地东北那么多的风土人情，所有的地理、气侯，所有的全部集中，构筑成一个庞大、瑰丽、神秘的地方风俗史和社会史。
“历史小说写作跟写一个虚构性的长篇小说完全不同，因为历史就摆在那里，你需要做大量的功课，需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规范。”格非说，他发现，迟子建在写作时做了大量的案头的工作，读了非常多的书。她整个写作的过程中关注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视野非常开阔。
“跟历史学家最大的不同是，作家会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生存方式，不仅关注宏大叙事，更关心小人物跟历史之间的关联。这个是我读她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有认同感的地方，这也让我肃然起敬。”格非说。
“将小说的每一个细节凝练成一朵花”
写《伪满洲国》的时候，迟子建居住在哈尔滨，每天完成写作后她离开房间，有一种恍惚感，她突然觉得自己变身成笔下的人物：李香兰、沈雅娴……她分不清自己是在那个年代还是现在，周围游动的好像都是那个年代的影子。
历史小说涉及到的细节繁多。迟子建关注宏大时代背后的每一个细节，大到烟馆和妓院，小到秧歌的扭法。她写当铺，写人们什么时候来，当票什么时候开，死当怎么处理；写来当铺的人如何心事重重，典当的物品又如何通过高高的柜台，从下面递到上面，里面的人又是用怎样的眼神，俯瞰着来当铺的芸芸众生……
“每一个细节的背后，一朵花的背后都是一棵大树，要把这些树叶都看到了，才能从你的细节里面凝练成一朵花，放到我的《伪满洲国》。”迟子建说。
在毕飞宇看来，《伪满洲国》宛如一曲描摹历史的史诗。在中国，史诗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三国演义》，一种是《红楼梦》。在他看来，《红楼梦》式的史诗更有价值，因为《三国演义》里面所处理的事件，所处理的人物在历史上已经被命名过了，作家所做的不过是组装，这样的史诗的作用是呈现历史。但《红楼梦》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园子里的树木以外，石子以外我们看不见，它的历史文化，需要作家凭空命名，并使用文字模拟和重塑。换句话说，《红楼梦》的价值不在呈现，而在于创造历史。
“小说家最大的荣耀就在这里，他不能创造一棵树，不能创造空间和时间，但他可以创造历史。”毕飞宇说。“历史为什么要创造？因为历史特别容易被淹没，特别容易被遗忘。”
“在我看来，《伪满洲国》最出彩的地方不在于它呈现了什么，而在于她通过大长篇，史诗般地创造了只属于她的历史，就这一条，《伪满洲国》就了不起。”毕飞宇对迟子建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学伴随我，跟随我，安抚我”
今年，迟子建已经55岁了，距离她的写作生涯开始，无数岁月已经飞逝。在毕飞宇看来，她的写作宛如拿一把榔头或者凿子在那里打石头，把石头一块块打落下来后，再打再落。通过一个一个汉字，一个一个作品，把自己落成了一个丰碑。

迟子建回忆，她的童年在故乡北极村，世界就是这么一片方圆之地。当她成年以后到过了很多的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更绚丽的风景以后，回过头来看世界还是那么大，它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北极村。
“我只不过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走，我最后归于我的土地。至于任何的评价体系对一个作家来讲完全是不重要的，因为一个人要活着，尤其像我这样的女人活着，是需要文学作为伴侣的。我对这个伴侣的要求只是陪伴我的人生，它能陪伴我好好的到80岁，我会说生命万岁，文学万岁，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都挺好。”
“在我生命中，有一支无形的笔伴随着我，跟随着我，安抚着我，我觉得远比外界的荣誉来得更为美好。我颈椎不好，戴任何的桂冠对我来说都是负担。”迟子建坦言。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