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有襄阳城破时：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与经典化

本文作者：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高级翻译学院 李晖

这是一篇半年前准备动笔，三个月前就应该结稿的文章。
原先拟定标题为“‘射雕’还是‘猜兔子’：金庸武侠小说的英译难题”，评论对象则是年初以来读者热的英译本《射雕英雄传》卷一《英雄诞生》（A Hero Born: 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 Vol.1, MacLehose Press, 2018），译者是郝玉青（Anna Holmwood），翻译底本为2002年“新修版”《射雕英雄传》第一至九回。


仔细读完这卷译作，我又陆续搜集了金庸小说的英译及研究资料，由此牵扯出许多零星问题，所以想再看些扎实文字，以便论述时的审慎周全。
世事难料。徐徐而字磨的拖延过程中，遽然传来金庸先生云隐道山的消息。
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过程
10月30日以来，随着潮水般涌现的悼念文字，公共话语空间里对金庸先生的封圣活动已经拉开序幕。与之并存的，却是武侠小说能否跻身文学经典之列的根本质疑。无论这些质疑有无道理，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其实已经在上世纪展开。韩倚松（John Christopher Hamm）的研究专著《纸侠客》（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就详细分析了新派武侠小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兴起和原因，书中的第七章便是“修订与经典化：从《明报》连载到《金庸作品集》”。香港明河出版社编辑李以健认为，1982年《金庸作品集》经过十年修订后出版，标志着他的声名已经超越武侠类型小说的限制，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小说家之一。学者刘奕德（Petrus Liu）甚至声称：“二十世纪里没有哪位中文作家像他那样，可以从中国本土资源里成功创造出一种美学范式：新派武侠小说。”


韩倚松的《纸侠客》

评估郝玉青译本的得与失，显然要参考这个经典化背景。因为它涉及跨语际转换时的文本定位问题。
英文里与“（文学）经典”对应的词汇有classic和canon，前者亦与“古典”同义，原指古希腊罗马时期各类名家要著，而后者本意为基督教会法典，或教会认可的经籍正典。在指代文学经典时，两个词的意义差别不大。不过，通常与“（文学）经典化”相对应的却只有canonization。它的另一层意思是“封圣”。
卡尔维诺曾在《为什么读经典》里列举了经典著作的十四条评判标准。按照这些标准，金庸武侠小说可以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尤其是第三条：“堪称经典的书籍，它们不仅给我们的想象力造成印记，让人无法遗忘，还伪装成为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潜藏在各个记忆层面，并带来特定影响。”或是第六条：“一部经典的书籍，它需要向读者诉说的内容永无枯竭之时。”
但是，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市场出版机制，而单纯谈论“经典性”，很容易失之片面。最早提出“归化-异化”翻译理论的劳伦斯·维努蒂指出：“将一部文本称为‘文学作品’，就是以某位诠释者的观点为基础，将它纳入某一类文本正典的行列（a canon of texts）。这是一种采用文学评判标准来界定文学特质的方法。它将各种价值属性赋予文本，包括学术性（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教学性（被纳入学校课本）、经济性（获得重印再版，并通过学术和商业出版社而得以营销）和社会性（成为教育成就和阶层地位的标志）。”（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Canon Formation", in Alexandra Lianeri & Vanda Zajko eds.,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c: Identity as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Oxford, 2008）翻译正是这个经典诠释程序里的重要一环。
从目前情况来看，金庸小说的经济价值已经无需置疑，相关学术研究也方兴未艾。更进一步的经典化象征，大概就是能否长期保留在大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必读书目，或者广泛翻译为各国文字，并成为教育成就和阶层地位的标志了。2004年，《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与王度庐《卧虎藏龙》节录内容入选人教版的高二语文读本，前后引起了不少争议。甚至有人声称这是“为渊驱鱼，引狼入室”。新加坡自2006年起，也陆续将《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和《天龙八部》纳入华文必修课程内容。而“金庸小说是否应该进入中学课本”，正是2007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上澳门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辩题。
经典身份的获得，往往取决于作品归属文类的地位高低。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在很长时间都被归为次级文类。刘若愚著述的《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1967年英文版，周清霖、唐发饶1991年中译本），是海外学者较早研究武侠文化主题的专著，但只讨论到旧派武侠的《蜀山剑侠传》和《侠义英雄传》，且认为“当代生活过于紧张，因而描写飞仙剑侠的当代小说则提供了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

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开始以盗版形式风靡大陆，一时间良莠不齐。它们和言情小说同样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乃至于精神污染的源头。然而，就像《当代中国文化百科》（Edward L. Davis ed.，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Routledge, 2005）“畅销书”词条里所说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卡夫卡和萨特之类的当代西方作家，以及《飘》《泰坦尼克》《哈里·波特》等流行作品都曾位列中国畅销榜首。此外，武侠小说至少一直雄踞于非官方的畅销榜单。这个文类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紧密相连，是对中国文化鼎盛时期的回忆。它清晰的规范化框架，为读者提供了故事发展的方向和意义内容——这与《红楼梦》《水浒》等伟大的传统小说颇为相似。
随着冯其庸、严家炎、陈默、刘再复、李陀、陈平原的评点研究，金庸作品的文学性与文化价值日益引起大陆读者的重视。不过，即使是陈平原1990年的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仍然只是把它当作通俗文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它明显具有“程式化倾向”和“可能令人厌烦”之处。论及金庸小说，则强调其“超越雅俗与古今”的特质，并谨慎表示：“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但雅俗之争并未从此终结。1999年王朔干脆声称金庸小说属于当代“四大俗”之一，“情节重复、行文啰嗦”，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并且“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通过影视传播，更是“给了世界一个很大误会”。

金庸作品的文学经典地位，最初是从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在香港地区获得认可。香港学者对他的英译研究也最丰富。例如刘绍铭、莫锦屏、赖慈芸等人，都是从翻译角度做了探讨。莫锦屏是《雪山飞狐》译者，赖慈芸则与闵福德合译过《射雕英雄传》的第一章，她们的分析较具说服力。在台湾，金庸小说起初因为涉及政治寓意和敏感词汇而被列为禁书，直到1979年被时任“新闻局长”，后来在竞选中屡败屡战，自比为政界令狐冲，却被他人喻为慕容复的宋楚瑜解禁。1998年11月，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联合《中国时报》文学增刊、远流出版社召开国际研讨会，是金庸作品获学术界承认的标志性事件。韩倚松认为它不仅确定了金庸的经典化程度，还显示出多元化乃至不和谐的赞誉评价声音。台北西华饭店在同一年与香港镛记酒家合办“射雕英雄宴”，并邀请金庸参加，当时正在激烈竞选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陈水扁和王建煊都亲临捧场，暂时把酒言欢，场面颇具江湖感。
金庸武侠小说的持续风靡，对华语地区流行文化、日常语言乃至政治语言的构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这种“流行”也正是雅俗之争的分歧点所在。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伴随着跨地域、跨阶层、跨代际的流行，不同读者（尤其是政治与性别权力意识较强的华语读者），即使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上差异巨大，在阅读评价金庸小说时，都容易产生强烈的自我代入感。个中原因，自然值得再探究。但在我看来，过度的代入感，是深入理解金庸作品并发掘其潜在价值的最大障碍。
郝玉青译本的文类标签和读者定位
金庸作品的经典化，是带着次级文类的身份标识而逐步获得正统文学地位的漫长过程。
对创作者来说，文类问题不仅涉及文学地位高低，更涉及作品自身的属性与表现形式。金庸先生的文类意识，在他1997年给闵福德英译本《鹿鼎记》撰写的序言里可谓一览无余。他认为，武侠小说虽然与司各特、史蒂文森、大仲马和梅里美等人的某些作品略有相似，但实际差别巨大。如果仅向西方读者介绍说它们是“功夫小说”，那简直是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完全无知”，或是在“彻底偷懒”。
我不知道，老人家在去世前不久看到自己作品被曲为比附成“指环王”“哈里·波特”或“中国版《权力的游戏》”时，会是何种感想。因为这些正是郝玉青译本的推介词和评论者的附会之语。郝玉青本人表示，《射雕》基本可以定位为成人奇幻文学（fantasy）。这个标签虽然不无道理，但恐怕跟金迷的预期和金庸先生自己的文类观仍有差距。她在2018年6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另外提到作家余华、麦家、刘震云、迟子建，认为他们“更加文学化”，并声称准备用译稿申请参评文学奖。《射雕》英译本的成功，则比较有利于“不断地累积影响力，甚至扩展到其他的形式、带动其他的中文作品”。
从市场营销和影响力积累的角度看，《英雄诞生》的文类标签和读者定位收效良好。它在2018年初同步发行纸质版和电子版，首月就加印到第七版。目前外媒评论文章主要有瓦妮莎·索普（Venessa Thorpe）去年11月刊载于《卫报》的书评，伊莎贝拉·斯蒂格（Isabella Steger）与黄茵茵（Echo Huang）在11月为《石英》（Quartz）撰写的评论，傅楠（Nick Frisch）2018年4月撰写的《纽约客》文章，大卫·赫尔（David Hull）2018年8月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CLC）杂志的书评，还有《卫报》近期的悼念文章（直接使用“中国的托尔金”这一称誉）。中文书评里，较早者有邢奕在2017年底的《〈射雕英雄传〉终于有英译版了！原来最难译的不是“九阴白骨爪”》，后来刊登在《中国日报》官网。《英雄诞生》正式发行后，这篇文章被来回转载，多数都未标明出处和作者，标题后面还另加了一个“而是……”但删除了有关先前译本的重要介绍。
新华社、澎湃新闻和搜狐网先后登载过译者专访文章。《文学报》2018年5月发表施东来的文章，介绍了先前的英译本。“Vista看天下”9月所刊文章《欧美读者被〈射雕英雄传〉英文版征服了吗？》的作者陈劲松参考网络译者意见，并对照《三体》的英译和接受情况，从具体翻译角度对郝译本提出切实批评。金庸先生去世后，有一篇泼冷水的文章刊登在某主流媒体网站。它从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傅楠那篇书评的隐含政治倾向，顺带挖苦了《英雄诞生》的读者数量，证据是亚马逊畅销榜排名的第三千三百一十八位和可怜的十二则读者留言。
说句正经话，我们完全没必要暗自嘀咕郝译本的销量，因为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红遍全球的千禧三部曲《纹身小龙女》《玩火女》和《踹翻蜂窝女》，就是麦克勒霍斯引进翻译和营销的超级成功案例。有了瑞典版“终南山经验”，再翻译《神雕侠侣》前传，自然可资借鉴。
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是郝译本塑造的文本形象在何种程度上有别于以往的经典形象，又与之存在着密切关联。
在郝式英雄诞生之前，正式出版的金庸英译本已经有四部，包括吴罗宾的《雪山飞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1972年连载于Bridge杂志），莫锦屏的《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 Mountai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1996），闵福德的《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Oxford, 1997，2000，2003）和晏格文（Graham Earnshaw）的《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 Oxford, 2005）。这还不包括网络上的武侠爱好者（例如Wuxiasociety网站）用英文译完的金庸十四部武侠著作，和黄展鸣编绘、钟爱玲改译的绘本《神雕侠侣》（Return of the Condor Heroes, Asiapac, 1997）。莫锦屏和闵福德的译本有意兼顾原著文化信息、语言特色与译文流畅性。尤其是闵译本，堪称上乘佳作。但它们作为学术型翻译，与大众市场接轨不畅，销量上并不理想。闵福德虽在《鹿鼎记》译序里声称和赖慈芸继续合译三卷本《射雕》，后来仅在《翻译季刊》登出第一回译文便草草收场。


晏格文译《书剑恩仇录》

《英雄诞生》则是第一次由商业出版社遴选出品，纸版定价十四点九九英镑。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跌，但它在国内亚马逊网的标价却降至八十八元，颇具价格优势。出版社的宣传营销策略、当前英文读者群的结构比例改变，以及他们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读者在阅读范围、题材偏好和阅读购买方式上的差异，是市场反响不同的重要原因。
郝玉青的技术短板
回到文本自身来看，金庸“剔除欧式语言元素”并“重新塑造”白话文（韩倚松语），使之更加自然鲜活。原著的内涵和风格完整，离不开那些丰富的历史掌故、名物称谓、成语俗谚、人名绰号、武术招式、诗词歌赋和文字机关。这些文化专有项的理解转译，恰好是译者面临的实质考验。如何保留这些文化信息，又不影响译本的文体效果，不妨碍叙事节奏的流畅，需要相当的文字功力。
郝玉青的有利条件，是可以借鉴先前翻译体例和翻译策略。例如，莫锦屏在《雪山飞狐》译本里曾提供地图、兵器图例、穴位和角色介绍等附录内容。闵福德的《鹿鼎记》译本里，则提供了共计十九页的历史年表、人名地名汇总与简介、关键词解释、发音对照表。在翻译处理对联式章回标题时，主标题下面里还附有情节概要的介绍，与十八世纪《汤姆·琼斯》等英国小说的体例颇为类似。首译者采取的这些翻译策略，在《英雄诞生》里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体现。
例如，郝译本在译序和前言之间添加人物表，并且附有相当数量的尾注，外加两篇单独解释关键词汇的附录（“武术”和“功夫”等核心术语的解释，和“雕”的译法之争）。至于通常较难处理的武侠小说章回标题，由于《射雕》原文标题就是四字，处理也就相对简单。郝玉青虽然避而不谈先前译本的存在与优劣，但她和合译者张菁应该不至于对其他译本全然无知。郝玉青读的第一部金庸就是《鹿鼎记》，不知当时有没有想到对照一下闵译本。此外，莫锦屏、闵福德、赖慈芸都写过武侠小说英译的研究文章，总结谈论过人名、武术招式翻译等许多具体问题。赖慈芸提出的“三问”：怎样翻译文化关联文本？怎样翻译出一部好小说？怎样形成一种新文类？不知郝玉青有没有认真借鉴参考过。
郝玉青先前翻译过当代作家艾米和阿乙的小说，却从未涉足传统文化领域。通过《英雄出世》就可以看出：她的技术短板，正是对古汉语词汇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不足。郝译本的一头一尾，分别出现两处硬伤，都与文字理解有关：第一回“风雪惊变”，说书人演唱的戴复古诗词“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被译为“Untended, the peach blossoms still open,/ As fallow fields of tobacco draw the crows”。后一句变成“休耕的烟草地引来了乌鸦”（须知纪晓岚先生酷嗜的淡巴菰，到明代才传入中国，当然，原著里曲三端出来一碟宋人不可能尝到的咸花生，也是年代错误）。第九回“铁枪破犁”的标题，生生被译成“Spear Splits Plough”（铁枪裂开犁铧）。不知杨铁心为何要用祖传武功自毁农具。
其他“尬译”更是屡见不鲜：黄蓉戏仿彭连虎的招式“夜叉巡海”，被译成Trident Searches the Sea by Night（三叉戟在夜间巡海），分明是侦察机或巡航导弹的即视感；郭啸天的“浓眉大眼”被译hairy caterpillar eyebrows（毛虫般的粗眉毛），煞是喜感；传说中商王经过、杨再兴战死的“小商桥”被译为Little Merchant Bridge（小商人的桥）；杨家枪里的“攒、刺、打、挑、拦、搠、架、闭”，只译出了“刺、打、挑、拦”；“回马枪”被译成the Returning Horse（回返的马匹）；“女儿红”被译为Blushing Maiden（羞涩脸红的少女），显然不知道绍酒名称的由来；灵智上人被译为Lama Supreme Wisdom Lobsang Choden Rinpoche，意译加音译，煞是累赘；“分筋错骨手”被译成了Split Muscles Lock Bones（裂肌锁骨手）；“鲤鱼打挺”有更加直观准确的现成译法Carp kick-up，不知为何译成Flying Carp（飞起的鲤鱼）；“醉仙楼”的匾额上分明写着“太白遗风”（郝译为Li Po's Legacy），那么喝醉酒的就应该是酒楼上的诗仙，而不是花园里的醉八仙（the Garden of the Eight Drunken Immortals）。
如果说这些只是零星谬误，无伤大雅，有些错误偏差就涉及语篇层面乃至于整体理解了。例如，天罡北斗阵按照英式英语译为the Plough Formation，而舍弃美式英语里更贴近的the Big Dipper。把道教崇拜里极其重要的意象“北斗”译成英国和爱尔兰通用的星座名称“犁”，就算没有暗讽全真七子是牛鼻子老道，至少不利于后面章节里阐明他们的布阵玄机。丘处机连续两晚没在威果第六指挥所找到段天德，“想是此人贪图安逸……不宿在营房之中”，所以“第三日辰牌时分”干脆径直站在指挥所门口叫嚷寻仇。辰牌是上午七点到九点，却被译成“the third night”（第三天晚上）。黑灯暗火里打草惊蛇，也不知是为哪般。
据说郝玉青为了落实江南七怪在荒山等待少年郭靖赴约直至“亥时三刻”的具体译法，还仔细查找过历史资料，并发现唐宋年间时辰制度的变化，后将其译为quarter to ten（九点四十五分），但不知为何却不愿给辰时翻牌。顺便说一句，宋代因为机械计时工具的调整，将每个时辰分为“初”“正”，表述方法则调整为“时初某刻”和“时正某刻”，仍依十二时辰与百刻制。百刻制的“三刻”，实则不足四十三分。“亥时三刻”译为九点四十五分，略有误差，但不必吹毛求疵。
关键的是，“辰牌时分”这个误译，导致原文里人物行动的前因后果无法解释清楚。


至于许多中文读者不满的人名译法，有些其实颇有创意，有些则存在着问题。最明显的一点，是许多正规姓名被译得像花名绰号。例如，“郭啸天”和“杨铁心”译为Skyfury Guo（向天发怒的郭）和Ironheart Yang（铁石心肠的杨），再加上不同人物姓氏忽前忽后的写法，更让人以为这并非两位英雄的庄重本名。同样，他们的祖辈“地佑星赛仁贵郭盛”被译成Prosperous Guo（繁荣昌盛的郭），“杨再兴”被译成了Triumph Yang（凯旋杨）。
李萍译为Lily Li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是不是把“萍”理解成了睡莲（Water lily），然后再变成了Lily（百合）；包惜弱译为Charity Bao, 穆念慈译为Mercy Mu，让人傻傻分不清。Charity本意是基督徒的“仁爱”，后来泛指“仁慈”，Mercy则有“怜悯、悲悯”之意。两个词调换一下或许更妥当。与圣母形象相关联的“百合花”, 再加上Charity和Mercy，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基督教。等到“南希仁”再出现时，不知是译者没有理解“希仁”二字的儒学含义，抑或是词汇不够用，总之又采用了疑似佛系绰号Nan the Merciful（仁慈的南）。
“欧阳克”译为Gallant Ouyang，既符合他武功高强的一面，也符合他总向黄蓉献殷勤的形象。因为gallant是欧洲骑士文学传统的常用词汇，兼有“英勇”和对女士“殷勤周到”的意思。
新修版里到牛家村抓人的军官声称奉了“临安府府尹大人”的手谕，前文里曾提到这位扮狗叫取悦权贵的府尹姓赵，译文也保留了相关桥段，但译者不知为何将他依照旧版译成了Chancellor Han（韩丞相）。段天德是指挥所指挥，被译为Justice Duan，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哪位法官。原文里那一句极精彩的“姓段名天德，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德”，则被完全省略。
争议最多的黄蓉名字，不是不能译为“黄莲花”（Lotus Huang）。毕竟“莲”和“蓉”在字源上同气连枝。但译者的尾注解释却有些硬拗。她认为，中文里同一个读音可以对应多个汉字，而郭靖的语文水平有限，判断的“失误可以理解”。所以这是作者着意刻画郭靖性格，又要“让读者一目了然的设计”。译者为此另外添加了一段描述：“他的同伴意味深长地望着他，而郭靖并不知道莲花是什么，所以他无法理解这个名字所揭示的深意。”郭靖的汉语是从母亲那里学来，她又是地道的临安人，平时不大可能不提到莲花。在汉语语境，即使郭靖意识到那个字写作“蓉”，也未必能看穿真相。译者恐怕忘了，《红楼梦》里还有一位跟莲花姑娘撞名的贾蓉少爷。另外不知道后面再翻译《神雕》，等郭家大小姐出场时，“芙”“蓉”二字又该怎样处理？
梅超风和陈玄风被译为朋克感十足的Cyclone Mei（旋风梅）和Hurricane Chen（飓风陈）。后面陆续登场的“灵风”“乘风”“罡风”“默风”，不知会不会被顺带译成Whirlwind, Twister或Tornado之类的气旋名称。那样的话，桃花岛的东邪黄药师简直就是呼风唤雨的普洛斯佩罗再世了。黄药师的雅号源自“药师佛”。药师佛居于东方净琉璃世界，梵文名Bhaiṣajyaguru（药师），英语直译为Medicine Teacher，通常尊译为Healing Buddha或Medicine Buddha。把“黄药师”译成Apothecary Huang，俨然是制售药品的药剂师，格调被瞬间拉低。王重阳译成Double Sun（两个太阳），显然没明白“重阳”的意思，还容易让饥饿状态下的读者联想到单面煎（sunny side up）的双黄蛋。
“雕”的译法
郝玉青在附录二讨论了“雕”的译法，只算是对现有错误译法的妥协，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她一方面承认“雕”通常都译为eagle，一方面声称它在汉语里“并不指代任何自然类别，而是泛指能够捕猎大型脊椎动物的猛禽”，认为：“‘雕’字提供不了Aquila（雕属，即真正的雕）以外的更具体信息。因此，用eagle的译法还值得商榷。”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
首先，从硬科学的角度看，“雕”属于鹰科雕属，在中国共有四种，包括金雕（golden eagle)、白肩雕（imperial eagle）、草原雕（steppe eagle）和乌雕（greater spotted eagle），其中金雕体型最大、最为凶猛，全长可达七百八十五至八百五十二毫米，经常攻击鹿类和野羊类。“雕”的泛指情况，通常出现在俗称里，例如别名“座山雕”的秃鹫（秃鹫属，英文名cinerous vulture）和高山兀鹫（兀鹫属，英文名Himalayan griffon），以及俗称“黑臭雕”的黑兀鹫（黑兀鹫属，英文名black vulture)。后两种在东北和蒙古地区均无分布（高玮：《中国隼形目鸟类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
“雕”明确对应着英文的eagle，而并非其他猛禽名称。这是闵福德和赖慈芸译为Eagle and Heroes，韩倚松和刘奕德译为The Eagle Shooting Heroes的根本原因。
郝译本采用的condor属于美洲鹫科。它的标准译名并不是众多批评者以为的“秃鹫”。杜亚泉1933年编辑的《动物学大辞典》将它译为“神鹰”。这个译名估计是最初将“神雕”错译为condor的原因。目前condor正规译名还有“康多兀鹫”和“神鹫”，包括加洲神鹫（California condor）和安第斯神鹫（Andean condor）两种。后者体型较大，全长一千一百七十至一千三百五十毫米，但也只超出金雕二分之一左右。原作强调两只雕“比之常雕大出倍许，实是异种”，译成condor未必能达到明显的异样效果。而且，既然译者把小说视为fantasy，出现体型超常的eagle，哪怕是体型超常的pied falconet（小隼，鹰隼类体型最小者），应该也不奇怪吧？
郝玉青强调condor是网络通用译名。但那毕竟是1983年TVB音像制品封面为代表的通行译法，当时未必以英语观众为主要考虑对象，译法粗糙不讲究，也无可指责。另外，在金庸小说尚处于经典化初期的七十年代末，“雕”“鹰”和“鹫”的名称意象疏于区分，很可能也是造成译名混淆的主要原因。明河社1976年修订本《射雕》系列的封面，分别使用了林良的《双鹫图》、朱耷的《双鹰图》、潘天寿的《松鹫》和吴作人的《鹰击长空》；《神雕》系列的封面，分别是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各自的《枫鹰图》、潘天寿的《秃鹫》和指画《雄鹰》。从“秃鹫”到“美洲秃鹫”，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既然译界与学界在近二十年内已经对“雕”的译法形成了一定共识，为什么非要不予理会呢？何况网络上的“反秃”派并不算少。
译者的根本考量，体现在附录二里面：“即使在英语世界，金庸作品已经属于某种集体想象。我想让自己的译文与现有的金庸爱好者产生互动，他们已经为这个名称系列下的小说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热情。另外，我还想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在曾经做过版权经纪人的译者眼里，在她分析判断的“集体想象”面前，原文本意似乎并不是第一位的了。
为了呼应标题，《英雄诞生》的封面是一只高举的黑色鸟翅，但它看起来既不像雕也不像神鹫。为此我专门请教过猛禽研究的专家。专家说：她觉得更像是乌鸦翅膀。
靖哥哥和华筝从小喂大的，可是两只白雕。
这并不是郝译本独有的问题，《鹿鼎记》英译本第二册的封面，就是雍正cosplay扮相之一的《胤禛行乐图册》喇嘛装页，让人瞬间产生穿越感。《射雕》英译本的第二卷《未竟之约》（A Bond Undone）尚未出版，但宣传封面上的那件兵器，怎样看都像屠龙刀。


《射雕》英译本的第二卷《未竟之约》
零星文化信息的消失
前面提到的陈劲松文章里，对郝译本翻译策略的批评较为严厉：“背景和人物的省略在此书中比比皆是，这固然降低了国外读者的阅读门槛，但没有了历史背景的《射雕》三部曲也失去了灵魂。”确实，除了大段删减背景铺述和情节内容，许多零星的文化信息，在郝译本更是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单看第一回：张十五与郭杨二人纵谈时事，痛斥徽宗、高俅、李邦彦、郭京、秦桧，并称颂李纲、岳飞、韩世宗等忠良的三大段内容，后面的傻姑出场、曲三等人痛斥高宗和韩侂胄、张十五念诵《满江红》等情节，统统删了个精光。曲三从皇宫偷取徽宗的“翎毛丹青”和“瘦金体书法”，只译成了“绘画与书法”。几个人关于徽宗艺术造诣的评论，和曲三联想到黄药师而发出的思念感慨，这些塑造人物的重要笔墨全都被省略。原著第二回里描写醉仙楼外的景致，提到嘉兴旧称“檇李”的由来和南湖特产没角菱，译者把“檇李”名称移到第一回（译为Drunken Plums，“喝醉的李子”，而不是原文“甜香如美酒”的李子）。吴越历史背景被省略，“没角菱”仅译为菱角。这种合并省略的方法，在处理南希仁出场描述时也使用过。对照闵福德在《鹿鼎记》第一回开篇处对扬州文化背景介绍的译法，包括引用杜牧的诗歌，都是逐句翻译，未有疏慢，文字也极顺畅。
如果非要较真，郝译本这种刀劈斧斫的译法，堪比当年金人过境，徒留满目疮痍。
但如果说郝译本省略历史背景而导致“失去灵魂”，多少还是有失公允。因为译者毕竟认真处理了许多文化名词（部分尾注里的详细解释，其实是大幅度删减过后的翻译补偿方式）。例如正文将“靖康之难”译为“Jingkang Incident”，尾注里补充解释中国年号制度和“靖康”二字（Serenity and Vitality，“祥和与活力”，伊沛霞的译法为Secure and Vigorous，“安宁而生机勃勃”），提示了这个关键词具有的历史象征与反讽，并与正文里的角色名称形成对应。
有些解释，则再次显露出译者文化背景知识的不足。例如“九泉”的解释，就有些画蛇添足。译者说它源于佛教概念nakara，某种程度上近似转世投胎前的炼狱。后面又提到冥府十王系由玉帝指派等。首先，“九泉”的概念要早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其次，译者所说的nakara，应该是指梵文的地狱，但正确拼写是naraka；再次，太史文（Steiphen F. Teiser）在《〈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第二版序言里专门强调：佛教冥界宜直译为dark regions，因为它既不是纯粹惩罚式的地狱，与天主教炼狱也存在着根本区别——它并不强调灵魂不朽以及至高上帝的最终审判。
诗词歌赋是中国小说里不易转换的内容。原文有一首《瑞鹤仙》，译法可圈可点。但“嫩冰犹薄”被译为Tender is the ice unweaned（稚嫩的冰很柔弱），就有些古怪；“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是指梅花的心态，译为Perfume and powder/all brushed away，成“香水脂粉/一扫而尽”了。“家山何在？雪后园林，水边楼阁，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译为：Where is home? A garden after snow? A lakeside pagoda? To Jade Lake, a ne'er forgotten beau. But which messenger can she trust?（故乡何在，在雪后园林吗？在湖边宝塔吗？瑶池边，一位无法忘却的恋人。但她能相信哪一位信使呢？）变成一连串的急迫问句，意境结构上颇成问题。
王处一在危难时分击榻而歌：“知其雄兮守其雌，知其白兮守其黑，知荣守辱兮为道者损，损之又损兮乃至无极。”译为：In peacock there is peahen,/Just as in colour there is grey. /For a Taoist fame is ruin,/In permanent replay.（雄孔雀里有雌孔雀，/就像彩色之中有灰色。/道人以荣名为损毁，/永恒地再现。）译者没有意识到这段内容典出《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所以自作主张，译得面目全非。
再看译本前言对1205年江南地区的解释，也很容易产生歧义：“这些地区一直远离北方政治中心，独特的地貌使之得以抵御帝国的驯服力量”，“人工建造的大运河在这里奔流涌入南方河道的蛮荒激流”，“南方在帝国的眼里显得难以驾驭”，而这里法律与秩序的真正维护者，是“一群常年习武的豪迈男女”，“他们以家乡地貌作为象征而自喻：江湖，甚或是‘武林’”，“两者都是他们这个群体的隐喻”。
这不仅无视北宋以前历代南方政权的长期建设成果，还容易让人以为“江湖”仅存在于南方。且不说“武林”与“江湖”的词义差别——江湖儿女成为“法律与秩序的维护者”，还算以武犯禁的“侠”吗？我们不妨拿闵译本《鹿鼎记》里“江湖”的注解作比较。这是全书篇幅最长的解释词条，共计四百余词。闵福德认为“江湖”最早是指长江与洞庭湖，后泛指三江五湖，或仕人退隐之地，再转而指代“中国古代与儒家正统相对立的整个地下文化，以及不法游民群体”，“尤其是在南方，类似人群通常往返于水路，故而有走江湖之名”。它广义上“包含了一切处于社会‘边缘’与流离失所的成员”。他在简单介绍这些复杂成员身份以及江湖规矩、兄弟义气之后，进一步指出：“金庸所有的小说都以中国的江湖世界作为丰富背景。”


闵福德译《鹿鼎记》
除此以外，像“丐帮”“英雄好汉”“点穴”“斤两”“义气”“内功”“功夫”“武林”“气”“招”“少林功夫”这些同样出现在《射雕》里的关键词，以及《鹿鼎记》特有的历史文化名词，闵福德都有更精到的解释。这些词条依序汇编起来置于篇首，相互之间又形成内在关联，对于关注文化内容的读者而言，阅读起来更加方便。郝译本使用零散的尾注方式，对于电子版读者还算方便，但纸质版的阅读体验并不好。
闵译本的有些解释词条颇有探幽发微的作用。这种文本阐释功力，在郝译本里并不明显。例如，闵译本把“江湖”人士特征与英、法、美、澳不同时期的类似人群做了颇有趣味的比较，在解释“宦官”时，不仅讲述了相关历史背景，还侧重说明了委婉语“宝”与主人公名字之间的关联。韦小宝行走的荷尔蒙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读者如果能够借此体会到明显的反讽意味，估计就不必一味谴责金庸先生的直男情结了。
郝译本的形式创新
郝译本的文字功底究竟如何，可谓见仁见智，但至少她在形式上有创新。比如，人物表里按照类型加以归类，“主角”包括郭靖、杨康和黄蓉，“宋代爱国者”有杨铁心（穆易）、郭啸天、曲三，“朝中叛国者”（The Song Imperial Traitors）是段天德和王道乾，其他则有五大高手、全真教徒、蒙古人、金人等类别，这样确实比较有利于英语读者的理解。
如前所述，除了大量删减之外，郝译本里还有一些增译内容。例如第六章里郭靖与完颜洪烈手下过招时，把“高姓大名”说成“弟子是江南七侠门下，请教四位大姓高名”。译文按照正常语序译出，但添加了he managed to stutter, his nerves had garbled them（他嗑嗑巴巴，情急之下说得乱七八糟）。施东来认为这样充分显示出郭靖的紧张。但郭靖未必紧张，他只是说不惯这些文雅的话。如果译作I'm the disciple of the seven south of the heroes（弟子是江侠七南门下）, 或with whom I am conversating（请讲四位高姓），一样能显示他的木讷。
郝译本的另一个创新点，是在开篇序言（Introduction）里另外塑造出伪说书人的口吻，扼要介绍了十二卷本《射雕英雄传奇》的整体框架、主要人物、故事背景与主题，以及作者情况。这段文字还采取维多利亚小说惯用的叙述者直接介入手段，用Dear Reader来跟读者直接“打招呼”，中途不时来一句：“您现在手里拿的，是全世界最受喜爱的故事之一、是最伟大的一部史诗。这是它的第一卷。”这种互动方法可谓推陈出新。在人物表之后的前言（prologue）里，郝玉青自称“这个故事的译者”（translator of this tale），结稿于“杭州（现在的临安城）”。这都是模拟中国传统说书形式，与读者拉近距离的有效手法。
郝译本从第二回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物的直接思想内容（direct thought）转为自由直接思想（free direct thought）。例如在与丘处机比拼时，“张阿生心想：‘要是再像刚才那样把铜缸举在头顶，怎能喝酒？’”，译文里变成了：“要是把铜缸举在头顶，怎能喝酒？张阿生心想。”原文里的内心想法，在译文里被去除引号，而且还采用倒装句式。再如，完颜洪烈在醉仙楼暗中观战：“在一旁瞧着，更挢舌不下，心里计较：‘最好这老道醉得昏天黑地，那江南七怪乘机便把他杀了。’”译文变成：“完颜洪烈仍在瞧着，心里愈发震惊。我希望他们把这老道灌醉，然后结果了他，他对自己说道。”这种近乎意识流的综合处理手法，有利于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感受到人物当时的内心想法，并与之产生共情。
郝玉青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声称，“‘侠’的文化跟传统西方是有连结的。从中古欧洲时期的骑士传奇（一种文学类型）、十九世纪的小说如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沃尔特·司各特的《伊凡霍》，到近期的奇幻文学，都有‘侠’的元素。”这种比附，金庸先生在闵福德译本序言里也说过。但他在比较中西之侠（knight-errant）时，强调的是根本差别。郝玉青则顺风顺水把武侠文类归入了当代西方读者更熟悉的奇幻文学之列。
由于《英雄诞生》在处理文化专有内容方面的不足，导致有读者认定金庸小说“植根于中国文化，歪歪扭扭走出去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这就有些过分强调了“不可译”的情况。从道理上说，郝玉青的看法完全没错：“外国人读金庸也一样，不同读者有不同背景，他们理解程度也许不一样，但不代表不懂。有些细节，比如什么是穴道，西方读者可能会事后补充去了解，但不了解也不影响他们读这个故事。”
这让我想起语言哲学家蒯因在解释语言指称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reference）时，假设出的“猜兔子”情境：语言学家和土著人同时看见一只兔子跑过，土著人脱口说出“gavagai”。由于双方语言体系与实际情境的对应模式存在着根本差别，语言学家只能猜测对方说的究竟是“兔子”，还是“动物”或“白色”，并通过对方的赞同或否定，来判断推测是否准确。即使两人可以再次检验猜测结果，但每一次的刺激环境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语言学家最终无法判断：对方说的究竟是否完全等同于自己的推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使用“兔子”这个词来翻译和有效交流。蒯因将这种指称不确定性的交流情境命名为“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
“猜兔子”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在跨语际的转换过程中，由于基础文化概念和语言思维模式的不同，在一定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是很正常的事。这也正是多数普通中文读者都可以对郝译本挑剔的原因（包括我现在的挑剔），但反过来看，译者还可以说我们对英文世界的思维感受模式缺乏了解。退一万步说，完美翻译虽然不存在，但翻译实现的交流效果和表意充足性（adequacy），毕竟还是可以逐步实现和提升。
郝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庸原作的面貌，并且形成了特定的语言风格，和自身相对完整的叙事。但这种整体性的完成，无论是放在金庸作品的总体发展框架，还是在“射雕”三部曲里，还是显得有些偏狭。例如译者在序言里表示原作虽然“不可译”，但“这个故事里的爱、忠诚、荣誉，以及个人与历届腐败政府及侵略军进行对抗的力量，具有所有故事都希望达到的普遍性”。但是就像韩倚松所说，《射雕》里塑造了“江山”与“江湖”两个平行世界；《神雕侠侣》的主导价值观，已经开始从宏大历史叙事偏向个体心理与认知的成长，从政治社会价值偏向于人性价值的维度；到了《倚天屠龙记》，则是对“江山”和“江湖”都产生出怀疑。过于强调那些一目了然的侠义主题，很容易让国外读者忽略小说内在的文本复杂性，和原作者的文学思想进程。


郝玉青
“有趣的过滤”
《英雄诞生》的出版人克里斯托弗·麦克洛霍斯在9月中旬参加“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时表示：翻译出版的书籍经过原文语境出版商的考察挑选、编辑整理和方案介绍，再经由翻译的细读和阐释，可以产生出更多意义。他称之为“有趣的过滤”。同时他强调要寻求英语在“质量或力度”上无法相比的“不同东西”。与他对谈的主持人杨照则表示：“我们想要知道金庸到了英文的世界里，金庸到了西方读者的心里，他们究竟会读到什么，他们会感受什么。倒回来，会不会因为这样我们愿意重新评估金庸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以及我们对金庸作品的认知跟理解？”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时的问题：译者（以及出版者）究竟应该怎样给原著定位，并辅以相应的翻译策略？
从个人角度看，我觉得《英雄诞生》的译法，基本上不属于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即使是一部通俗经典，也不应如此对待。
当然，翻译阐释者不可能让每一位读者都感到满意。毕竟科莫德（Frank Kermode）还说过：“我们称为经典的书籍，既拥有恒久的内在品质，也拥有适应变化调整的开放性，这让它们能够在永无停歇的安排变化中存活下来。”（The Classic: Literary Images of Permanence and Change，Harvard, 1975）韦努蒂认为，翻译活动具有独特的文化力量。当某个外语文本进入目标语境，并启动经典化过程时，译者会把学术界或其他重要文化机构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通行诠释内容提供给这个文本。译者如果想要努力保持原文的形式和主题特征，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原文语境的文学传统与批评范畴纳入目标语境，那么这种诠释才会体现出原文语境对该文本的理解和评估。与此同时，由于译者必须采用目标语境的语言方式、文学传统，并追求特定文化价值与效果，面向特定的读者群，因此还会对文本在原文语境下的理解和评估做调整。
乔治·斯坦纳把翻译阐释过程形象归纳为“信任、进攻、吸纳、补偿”四步骤，因此曾被人指责为滥用攻城略地的暴力隐喻。抛开政治正确的苛求，我们不难看到，翻译活动在“为外语文本的经典化做出贡献的同时，必然会给这部文本及其接受环境带来改变”（韦努蒂语）。《英雄诞生》只是这个经典化过程中的众多调整形式之一。就像女真人攻陷汴京，蒙古人攻陷襄阳，最后仍会被这片土地积聚的厚重文化而吸聚纳取。
《纽约时报》在1989年1月3日刊登伍洁芳（Sheryll Wudunn）的书评《中国人需要的不止是一则文学传奇》，里面提到金庸先生的常规阅读书目不仅包括中国古典文献，还有约翰·洛克和容格心理学。但金庸先生对佛教的长年修习，让他体会到“过多阅读是一种障碍”，所以“最好是让你自己的心智保持自由，不要让他人的想法扰乱到你自己的自由思想”。
相信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多年经营的文字的归途。
世上没有哪一座城池可以永无倾颓之日，包括文字构建的经典城池。无论攻破墙垣者是出于何种动机，是洋夷外番还是山贼巨寇，是在笑书神侠的浪漫年代，还是飞雪连天的肃杀时光。
山河如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是金大侠从政治与文学层面留给我们的双重现实主义体验。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