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

在学者们看来，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所谓较真，就是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担起“批评”应有的功能。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出版近一年后，因为一篇评论文章，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这两天重新刷了一波屏，引发关注和热议。

在这篇刊发于2018年最后一期《文艺研究》杂志的文章中，作者鲁太光以“价值观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对《山本》提出批评，认为其没有能给人以正面价值和情感出路，背离了创作者宏大的创作意图，同时多处出现了《浮躁》《秦腔》《废都》等前作的影子，是一种自我重复。

这篇评论之所以引发关注，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在此之前，《山本》几乎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不过，此次再度刷屏，大家的关注点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对《山本》本身的优劣判断上，而是聚焦于这篇评论背后的话题：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已经成为名家的文学创作，我们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批评态度？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关系到“批评究竟何为”的大问题。

名家作品收获一片叫好，不是正常的评论生态

记者了解到，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鲁太光曾经召集过一次关于《山本》的内部研讨会。他当时在开场白中这样表示：贾平凹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对他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认识与把握。昨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态度。

而这也是此篇评论引发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告诉记者，在国际书评界，通行的规则就是越是大牌作家，越容易得到专业严苛的评价。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于保罗·奥斯特、埃德蒙·威尔逊等名家从未笔下留情，充分了解他们的缺陷，永远在他们的七寸处下手。尤其是大牌们的新作，比如伊万·麦克尤恩，他的很多作品在初问世时评价并不高。

相比之下，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评论界对于大牌往往过于温和，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的话来说：“每一次都声势浩大，每一部作品都被抬上一座新的高峰。为什么不能对这样的写作做更加专业严苛的批评和讨论呢？”在罗岗看来，对于那些在文学史上已经有了一定地位的作家，应该以他们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来要求，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曾经的水准。鲁太光则表示，创作是很难的，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好作品；但这并不是说对每一部作品都要点赞。我们要尊重作家的劳动，但更要尊重文学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标杆的名家，有时候真诚的批评甚至沉默，可能都比泛泛而谈的“表扬”更有价值。

“批评”应该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

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名家没有免于批评的特权。也只有在一个健康的评论生态里，评论才能真正发挥功能。由此引发出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文学评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鲁太光把文学评论的功能分为两层：从初级层次来说，就是文学生态的保护者，要尽量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甚至保持沉默。从较高层次来说，文学批评担负着发现、清除落后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召唤先进的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即催生文学未来的责任。

罗岗同样以“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两重维度来审视文学评论的功能。在他看来，文学评论一方面承担了塑造当下时代阅读生态的功能，具体而言，就是引导读者对自己所要阅读的作品作出参考性判断。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有不少对读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批评家。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评论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从而为后人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是面貌模糊的？就和当时批评力量弱化有关。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一派蓬勃强劲，很多作品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被经典化了。”

正是因为如此，在学者们看来，交口称赞不该是文学评论的常态。做文学批评要认真，甚至要较真。所谓较真，就是实事求是，给作家作品以客观而真实的评价，真正承担起“批评”应有的功能。只有这样，文学评论才能找回应有的尊严，文学创作也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相关链接：贾平凹谈《山本》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原载于2018年2月2日《文汇报》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