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否》女主角所谓“贤与不贤,难以分辨,嫡庶一目了然,不必争执”,否定的是流动与教化的可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受工业化和体制转型影响,我国总体职业结构持续发生变化,四十年间总体流动率保持着上升趋势。改革初期,人们从十年动荡激烈的政治运动中逐渐回归日常生活,国家有关出身的“去分层化”政策在这段时间被逐渐虚弱,来源于日常生产生活的社会阶层生产机制重新发挥作用。然而,在我国经济持续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经济不平等也在恶化。以收入不平等为例,我国居民收入基尼指数从1980年的0.23持续增长,至2008年达到0.491,其后虽有所下降但也一直维持在0.46以上。随着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加大,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阶层群体开始寻求巩固自身所处地位,社会主导价值取向日渐保守。而全球性经济不景气及国内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则为此创造了空间。
这四十年间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施行的时代。独生子女一代多半伴随着权威型家长的协作性教养方式,独生子女大多具备一种权力感(sense of entitlement),更善于捍卫自己的利益。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径,而文化资本是考量个人所处社会阶层的重要维度。布尔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认为,不同阶层的关系主要来源于家庭地位的差异,难以通过社会流动完全消除,换言之,无论独生子女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是否仍具备社会流动空间,其获得的教养方式与其所选择的对子代的教养方式仍然可能保持一定的内在一致性。独生子女一代及其所培养起的下一代仍然秉持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力感,因而在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指向外部的拓展新资源的空间已经不多,巩固既得利益成为当务之急,市民社会既要面对缺乏上升空间的事实,也要挣扎着摆脱“下流社会”,被剥夺感和生存焦虑也更加严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现实的人不仅要进行物质生产、人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而且还要进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多数无法直接参与社会制度建构的普通市民而言,排解被剥夺感与生存焦虑的方式就是通过介入一种保守的、稳固的体制形态中重新生产社会关系,获得喘息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种田宅斗”,在种田宅斗世界中,嫡庶尊卑一目了然,遵从稳固礼序者被赏识,也是最终获得利益最大化者,只要掌握足够的生存智慧,沉得住气、耐下心来,就能够迎来美好的明天。来源:澎湃新闻,戴桃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