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幸与不幸《平凡的世界》一度被认为是很大的倒退

饥饿感
“上学期间，饥饿仍没有摆脱对我的纠缠，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忘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看见路畔的园子里，一株西红柿上结一颗淡红的西红柿，我就静静地盯了一会，看左右没人，便扑过去，抓住那颗西红柿就跑，一直跑到山背后的水渠里，心仍在跳，好像有人发现追上来了一样，当我确认没有任何人发现时，两口就把那颗西红柿吃了。”1992年11月14日，路遥向好友航宇回忆儿时的经历时，他在西京医院的病床上已不能下床，距离离世仅有三天。

在公众面前，身材矮胖、一副黑框墨镜下憨笑的脸是路遥的经典形象，终其一生，饥饿感却常伴其左右，是他从被过继给他人的孩子成为全国知名作家的动力。

路遥的童年被贫困包裹。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时仍叫王卫国的路遥出生在陕西省清涧县王家堡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是家中长子，能割草、放羊，身后还有四个弟弟。为了活命，他在8岁时被过继给了没有儿子的大伯。几十年后，他仍然记得，“母亲给我穿上新布鞋，整整走了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8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我一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溜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

只有待在伯父家才能上学，他流泪看着父亲离开，如愿到村小学报到，又从村小学考入延川县城的城关小学。路遥的同学海波回忆，那时路遥是学校里的“半灶生”。他住在学校，每周两次可以回家拿带糠的粮食，喝熬锅水。面对饥饿，他用自嘲的方式为自己解围，在别人给他起绰号前，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最不堪的外号——“王喂狗”，无论谁叫，他都答应。

贫穷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厚夫在《路遥传》中分析，在饥饿和匮乏的环境下，要么极度自卑，要么极度自强，路遥属于后者，他在精神世界找到自己的取胜方式。

“那时候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放电影，我连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眼看着别的同学进去了，我们几个最穷的孩子没有票，只有从小水道里面往进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上一把狗屎。”路遥曾在一次演讲中回忆，那时精神娱乐的风尚是看电影，爬下水沟总会被捉住，他反倒在书里寻找了新的世界。海波那时总和他每周趁回家拿干粮时，泡在县城中心的新华书店和阅览室翻阅最新的报纸杂志。路遥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也看到了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些新词汇让他不仅受到老师的刮目相看，很多大人甚至鼓励孩子和路遥交朋友。

起初为吸引他人注意而开始的阅读，发展为对知识的饥渴。他小学毕业时，他的大伯已40多岁，无力再供养他升学，只想给他赶紧定亲。而路遥深信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到处寻求帮助，依靠村里书记给的两升黑豆，升入了县里唯一的中学。他的才华在学校里崭露头角，老师着意发掘他的文学才能。海波记得，路遥曾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他成了班里的中心，学生的绰号大多有他“亲自命名”。

路遥在同学的簇拥下，卷入时代的洪流。1966年，他初中毕业时正遇上“文革”，到天安门被毛泽东接见后，他回到学校，成了“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军长。“他给自己刻了一个斗大的印章，上面刻着‘王卫国’三个大字，”贺智利在《黄土地的儿子》中记述，“他们抢了县里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延川县银行的门，背了十八袋钱，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幸运儿
扶摇直上的感觉却没有持续多久。延川的“文斗”演变为“武斗”，斗争中死了人，不到20岁的路遥落败，带着人逃到西安。之后虽然收获了一顶“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乌纱帽，紧接着赶上“上山下乡”的政策，千辛万苦来到城市的路遥，不得不再次回到农村。

他日后能够成为作家路遥的机遇却在此时出现了。路遥拜对立派的诗人曹谷溪为师，这位比他大八岁的同乡，因一首民歌体诗歌《老撅头》而在当时的延川知名。路遥回乡时，他在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通讯组做组长，把路遥吸纳进来。“我29岁，他21岁，一起骑一辆再少一个零件就没法走的破车，去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采风。”曹谷溪记得，他教路遥创作、发表诗歌，结识了闻频、陶正等诗人。“路遥”的笔名在此时产生，而当时编写的诗集《延安山花》使路遥的名字上了《陕西日报》，他在延川的文学界知名。

他的才华使他获得了那个时代难得的幸运，1973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因“武斗”的历史，他被诬杀人，不被全国各个大学录取，却得到延川县委书记亲自出面，得到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的机会。

大学期间，路遥继续扩展自己的文学视野。除了阅读名著，便是在延安的作家群体中交游。作家晓雷记得，“每到星期日，我们清贫得只能用口粮中百分之三十的白面做一顿揪面片，但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谈话，却是我们最好的佐料。他说他和他的同学在编关于延安的诗选，把我在各地所发表的歪诗都找翻了出来；谈他在武斗时穿越林莽，眼看着与他同行的同学死在枪弹之下。我谈学生跟踪我，把批判我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大字报敲锣打鼓地送到文工团的二楼上，那鼓槌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

当年“武斗”的经历，让路遥日后超越了国内普遍的文学风潮。“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那时的主流，在“拨乱反正”的浪潮下，虽然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但在内容上许多作品仍以控诉林彪、“四人帮”为主，揭露“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如何危害青少年的纯洁心灵。路遥则在1980年写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以他的个人经历为原型，讲述了在“武斗”期间，被造反派“关押”的县委书记马延雄，为避免两派大规模“武斗”而勇敢献身的故事。

“当时描写‘文革’的作品，许多都是表现个人的恩恩怨怨。我不想局限在这一点，而是力图从历史和时代的角度来看待作品所表现的那一段生活。”路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文革’的灾难不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我的主人公也是受害者，但他对那场‘革命’也看不清楚，自己受害，同时又害别人，这不是教训吗？”这篇小说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在全国闻名，而他的写作动机始终贯穿在之后的作品中，“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道德、美好的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即使是完全写阴暗的东西，也应该看得见作家美好心灵之光的投射。”

交叉地带
当路遥写就《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他已正式在西安的《陕西文艺》（后改回旧名《延河》）工作，从“农门”跳进了“城门”。而日本学者安本实认为，路遥一生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农村的知识青年，如何转换为非农身份，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里奋斗。他的创作源头便是他的三弟王天乐。

恢复高考后，路遥见到他的三弟勉强读完高中，在农村教了一年书，因无法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又不具备高考的实力，于是出走延安，干起背石揽工的营生，一干就是两年。路遥希望能帮助弟弟招工，让他当上煤矿工人，虽然既苦又累，但起码能够成为国家的正式职工，讨个媳妇也容易些。

他帮弟弟打通关系时，开始思考中国的城乡问题。路遥在与王天乐的信中写道：“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

弟弟的经历给了路遥一直没有成型的中篇小说以灵感，他的《人生》就此有了血肉。路遥将《人生》中的陕北镇、县地区级的中小城市和环绕这些城镇的农村，称为“交叉地带”。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安本实在《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中分析，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8年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村与城市在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人为地固定化、扩大化，农村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下被禁锢和封闭，最终导致出现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交叉地带”正是城乡人口交错的地方，而路遥所书写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一系列政策放宽了以往对农村的各种严格限制。城乡的经济往来、人口流动逐步扩大增多，封闭的农村社会那种表面的安定开始摇摆动荡。

“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路遥将自己视为“交叉地带”中的一员，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而他作为农民的儿子，从农民的视角呈现城乡矛盾。在《人生》中，王天乐成了主人公高加林，他居住的村庄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由于城乡的阻碍，他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别一个世界上。

“交叉地带”作为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获得巨大反响，1982年《人生》以最快速度改编为电影剧本，路遥步入著名作家之列，也成了当时最火的文学明星。“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贾平凹回忆，1985年路遥担任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月薪120元，在当时已经不低。

路遥不拒绝这些，他曾表示，“我几十年在饥饿、失落、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中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但他不为名利所缚，在1983年穿行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之后，他彻底投入到创作长篇小说的苦行中，几乎付出生命。

现实主义的坚持
“第一个晚上，我们绘制了小说的地貌草图。从我的家乡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一直沿线绘制到西安钟楼。把这一线的山川河流，机场公路重要建筑等等全部描绘出来。我们的美术学得不好，画的图只有自己能看懂。路遥说，第一步工作很重要，因为所有的人物都要反复在这一地带走动。如果你不熟悉地形，你的人物一旦走动起来，作家的描写就十分困难……我们每天只上街买一次吃的、喝的东西，一天就不出房门了。服务员看我们形迹可疑，五六人一起进来查了一回房间，一看没什么‘凶器’，也就放心了。”

王天乐的这段回忆是在1984年冬天的兰州宾馆里，那时在路遥的帮助下，他已成了记者，也是路遥最得力的助手。起初他们正在西安的马路上赏雪，路遥在雪中忽然让他回去收拾东西，二人赶赴兰州。到了兰州后，路遥把酝酿已久的计划告诉弟弟，他要做“历史书记官”，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从1975年以后中国城乡社会近10年变迁的史诗性小说。

与王天乐绘制“蓝图”之前，路遥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工作，他曾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回忆，为了还原小说人物在历史背景下的生活形态，他逐日翻阅1975年至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我没明没黑地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能用手的后掌继续翻阅。”

正式进入写作后的生活更为艰苦。1985年秋，他带着两箱资料和书籍、十几条烟和两罐咖啡，扎进铜川矿物局下辖的煤矿医院，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第一部。他彼时身兼铜川矿物局宣传部副部长，能在那里获得些安宁写稿的便利。他将一间会议室改成工作间，把第一部53章的章数打成表格，贴到墙上，每写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日写到深夜，不完成初稿不出山。《路遥传》中记载，“路遥在创作紧张时，上厕所还一路小跑，到厕所后，发现自己一只手拿着笔记本，一只手拿着笔，又赶忙一路小跑回到工作间放下纸和笔，再一路小跑重返厕所……”

1986年夏天他完成初稿时，却被泼了冷水。当年路遥进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绝大多数评论人士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相较《人生》，这部小说是很大的倒退。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他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碑前，放声大哭。

他推崇柳青在毛泽东时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而那种现实主义风格似乎已落后于时兴的现代主义。人民大学中文系杨庆祥教授曾在《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中分析，从1985年以来，在“现代派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心中，文学的进化所依据的标准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对他们来说，继承属于卡夫卡的传统，与继承来自鲁迅的传统是一样的。因此，以“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20世纪的现代主义，被放置于比19世纪的现实主义更高的“进化”的链条上。

连通大众的广播拯救了路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播》节目的编辑叶永梅看到当时只印了3000册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里的一群普通人，把我带回到自己曾经插过两年队、当过六年兵，并深情眷恋着的黄土地。书中的一切对于我来说，熟悉、亲切，我仿佛就生活在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等人当中”。她决定把路遥的新作录制成广播节目，1988年3月27日开始，130天的连续播放，《平凡的世界》直接受众达3亿。

那时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部，他后来自述，自己是一边听着节目播出，一边赶写，“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他不但需要确信自己的文学风格，他的身体自写第二部时已被肝病和疯狂的工作折磨得几近崩溃，“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直到1988年5月25日全书写作完成，他始终在抗争。

“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9期，原文标题《路遥：在现实主义的路上》，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