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湘：一种新鲜而有意味的写作经验

二湘，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著有小说集《重返2046》和长篇小说《狂流》《暗涌》，其中《重返2046》获第八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电影创意入围奖。

女作家二湘的写作是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的。在她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风云，也可以看到游走于东西方的这些异乡人的精神困惑。以下为邓瑗（简称“问”）二湘（简称“答”）访谈录。

问： 您是2017年开始在国内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的，至今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狂流》《暗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重返2046》，并在《西湖》《芙蓉》《文综》《香港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当代》等海内外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种。这样的质和量，对一位专业作家来说也颇为难得。作为一位计算机背景并有着全职工作的业余作家，您是怎么想到写小说的？又如何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有这样的文学爆发？

答：走上文学之路于我而言可说是误入藕花深处。感觉是迎头碰上，然后只能闷着头往前走。作为一个40岁以前从未做过文学梦，40岁以后开始动笔写第一篇小说的人来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力量是来自文学，还是内心一种虚幻的渴求。这样的力量让我关注生活的细微和深澈，也更深入地沉浸于文字和书本之美，又同时被创作的各种瓶颈和挣扎所苦。个中滋味，自不待言。

我那时身边有几位深爱文学的朋友，她们甚至为了文学辞职在家写小说。我和她们一起办了一个微信公号，耳熏目染，我也开始写一些散文，诗歌，然后是小说。我是2015年开始写小说的，那时候就是发在微信公号上。2016年我开始在一个微信号上连载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狂流》，总点击超过百万。

4年的时间，写了近百万字，我不觉得是文学爆发，可能就是时机和运气比较好。

一是刚开始写小说，处于井喷期，又是人到中年，积累了足够多的阅历，有很多可以写的素材，加上正好是自媒体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文章发在微信公号上还有不少读者。

问： 您的写作有现实题材和科幻题材两类，一些作品如《费城实验》《马兰花开》《绿色时光》等，在现实题材中插入了奇幻因素，这是否与您的理科背景有关？

答：加入奇幻因素和理科背景没有太大关联。

理科背景对我写作的确有一些影响，一方面逻辑比较严谨，另一方面又往往让我写得太满，生怕叙述得不够清楚，而小说是需要一些留白的，这也是我最近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最近写的几篇小说都是试图在文体上做一些尝试，比如《费城实验》糅合科幻和现实写法，《马兰花开》探索叙述的留白，《墨菊》有意识地含混叙事，《绿色时光》里结合跳跃和平行叙事。这些大概更多是受一些先锋和幻想文本的影响。

我个人浅显的经验是，无论什么题材和类型的写作都有共通之处，优秀的小说无关类别、题材，对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创新程度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写作上，我个人觉得科幻小说更难写，对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逻辑的严密程度要求更高。

在现实题材里加入科幻的元素是我努力尝试的，因为科幻可以加入一些现实小说里无法实现的设定，在这样一些非常规的设定下，人心和人性往往得到一些极致的袒露。但是这往往需要做得足够融通自然，才能让文本没有突兀和违和的感觉。

说起魔幻现实主义，绕不过的就是《百年孤独》，还有《红楼梦》。这些有着强烈的宿命感和奇幻的手法是我试图模仿的，但是我个人倾向于不那么奇幻，在肌理上又有真实存在的可能，或者难以分辨是真实还是梦境，也就是我称之为轻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

问： 您的作品中有很多人物意外身亡，您是如何理解这么多意外和不确定的？您对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感受？

答：生活中其实就是充满这些意外和不确定的，所谓无常即常，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些还没有经历这些意外的人，只能说是非常幸运的人。我自己是目睹了许多的意外，包括自己大学同学的意外身亡和自杀，包括自己亲人的英年早逝。这些个人经历无疑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大概是一个还算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命运是强大的，对于命运和自然，我只有深深地敬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不做。相反，我是个非常努力的人，我努力地前行，努力地找寻，即便知道许多时候只是徒劳。

问： 我个人感觉，《狂流》是写给少年人的书，小说从青春时代娓娓道来，展现了几个不畏惧困顿与挑战的男女在海外的婚姻、生活，而《暗涌》更像是写给中年人的书，更加苦涩和沉郁。您是怎么看待这两部小说的？

答：其实，《狂流》也是写给中年人的书，其中青春回忆的章节也并不是特别多，更多的是书写人到中年的困惑和坚守。但是《暗涌》的基调的确更为灰淡和沉郁。

这两部小说是我的命运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原意是分别从女性和男性的视野来书写这个时代，并聚焦书写70后留学生成长的道路。第三部《长河》还在酝酿中，是打算从男女均匀的视角书写，时间跨度更大，场景也更为宏阔一些。

在写《狂流》时，我还没有获得更多写作技巧，基本就是手随心动，更多的是出自本性和本心的写作，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约束自己，所以也写得很顺畅。到了《暗涌》，阅读的经典和写作技巧方面的文章增多，结构上有了一些闪回、倒叙、反转和伏笔，文字上也更加精细。但是在两部小说里，我都比较注重小说逻辑的严密，我专门有两个朋友帮我审稿把关，看情节是否合理，逻辑是否合理，是否有常识和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另外我非常看重细节的真实可信，几乎每个细节都求证过，在写《暗涌》时，每一个城市我都找一个朋友把关，看是否把握住这个城市的气息和特色。再有我很看重小说里对情感的书写，两个小说里我都花了不少笔墨写情感线，并努力写得饱满真实。

问：《狂流》和《暗涌》都采用了将个体命运放置在时代洪流中加以观照的写法，这两部小说时代感很强，离我们的现实很近。有的批评家认为目前的文学处于“低于生活”的状态，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在《狂流》和《暗涌》里，我都是试图把普通人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下，比如怡敏亲历“9·11”，比如贵林在阿富汗护送总统竞选的选票，这些都是我身边的朋友亲身经历的。我想写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时代狂流里的奋争和起伏，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的困惑和迷惘以及我们不停不断的找寻。有的文学作品其实并没能抓住这个时代的脉搏和气息以及背后深刻的印痕，甚至连这个时代表面的纷繁都书写得远远不够。微信，支付宝已经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孔不入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文学作品来写写马云、马化腾等金融科技人物。这也是我写《暗涌》的一个动机。

我和我的朋友，恰好都有跨国企业和创业的经历，因而有一些获取素材的便利。我同时深刻体会到写当下和写职场、创业的不易。当下是纷繁杂沓的，是实时的，还没有经历时间的筛漏，因而素材的取舍变得艰难。而且读者就在当下，你稍有不准确，就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暗涌》里创业和外企内部争斗都需要很多的细节和案例，我要感谢我的读者和朋友提供这些素材，帮助我填充这个庞大的虚构的框架。

问： 我读《暗涌》时感到小说有两条故事线，一是主人公吴贵林的四处漂泊，故事性很强，场面热闹；二是心理创伤的追溯和疗救，通过不断闪回，展现人物潜在的心理痼疾，读起来很沉重。您在写作时是否故意这样设置？从表与里两个层次展示人性的复杂？

答：其实在书写的时候我并没有故意这样设置，但似乎完成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鲜明的对比。我在书写的时候更多是追随着贵林的性格和内心来安排他对于这个纷繁的世界的反应。这个外在的世界是充满诱惑的，是变幻不定，热闹纷扰的，而他的原生家庭和他生命中的一些意外变故又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了隔阂和抵触。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是非常执拗的，就像一口深井，看起来是干涸的，里面却总有源泉涌出。这也导致贵林的性格是内敛，甚至是有些薄凉的。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智商足够高，能力足够强的人，他接触到的很多人可以算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也不免对这些世俗的成功充满渴望和向往，也用这个所谓精英阶层的一些标准来要求自己，这就造成了一些冲突和矛盾，让他成为一个心性复杂的人。其实很多的时候，他没能真正投入其中，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一直在寻觅，一直在弥补，一直在反思，也一直在试图跳出自己心理上的束缚。

问：《暗涌》是以一系列的地名串联起来的，“喀布尔的白梨花”“硅谷墓园”“上海繁华流影”“深圳病人”“埃塞俄比亚的马蹄莲”等记录了吴贵林游走的踪迹，也见证了他的寻找和漂泊。我认为《暗涌》塑造了一种新型的世界人，他既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不是只拥有单一归属地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而是游走于世界各地、接纳各种文化的多元体。您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人物身上有您自身的影子吗？

答：您说的新型世界人的定义很有意思。他们的确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异乡人，没有归属的局外人，而是灵活度很高，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穿梭的世界人。他们可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找到工作，找到情感依托，甚至是找到家的感觉。但是这往往也取决与当事人的心境，你觉得你可以属于任何地方，你也可以滑到另一个极端，觉得无处为家。更多的情况是，你的心底最深处，或深或浅，有一个烙印，那是你真正的心之所属。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和自己的故乡、童年做彻底的了断的。

《狂流》里的三个女主角从大学开始准备留学到后来去美国留学，几乎就是自己经历的翻版，虽然感情经历和她们迥然不同。很多故事的细节其实就是自己生活的细节，写她们，也是对自己青春和留学生活的回望和打捞。而《暗涌》里贵林从乡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从东方到西方的迁徙路线也正是我自己所经历的。里面提到的邵阳和大连也是我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把自己的经历混杂在这样一幅波澜起伏的时代图卷里是一种新鲜而有意味的写作经验。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　邓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