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将使未来图书出版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1月中下旬，武汉开始有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消息，我意识到有疫情出现，尤其是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开始深切关注疫情的变化。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集团班子开始研判疫情对集团工作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影响，并安排布局集团接下来的防疫和生产工作。

疫情发生后，出版界的生产营销等各方面都受到一些影响。具体来说，首先是出版进度受到影响。图书的撰写、翻译、编辑、校对工作大部分可以在家完成，但是有些环节是远程办公难以替代的，尤其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年，也是主题出版的大年，以“大百科”三版、《复兴文库》为代表的重大出版工程的回稿、审稿、录排校进度受到影响。印刷企业的人员构成比较特殊，尤其是一线的印刷工人很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受各地隔离政策的影响，印刷企业的人力成本、物料成本都相应增加，印刷进度受到影响。

疫情对图书营销的影响非常大。可以预见，经济效益指标、尤其是第一季度的销售和利润受影响较大，如果不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年度任务指标。实体书店是人流密集的场所，疫情蔓延时期需要关店配合防疫，疫情好转后，由于书店密闭性高、读者逗留时间长，实体书店运营还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直到疫情根除。线上销售喜忧参半。一方面大众对于图书的需求增高，线上销售尤其是电子书的销售有所增长；另一方面，受制于配货、物流、投送等环节影响，纸书的线上销售则受到波及。

疫情期间，数字出版物快速有效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中版人开始思考出版定位和不足，深入思考数字出版、产品服务、营销模式、提质增速等各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达到“逆增长”。

面对疫情，中国出版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第一时间做出应对部署。一是六项防控举措。包括成立集团及各二级单位两级应对防控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计集团全体职工春节出行及身体状况、为员工购买口罩、消毒酒精、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建立假日值班、紧急信息报送、紧急会商决策制度等。二是积极有效复工。一方面调整工作和值班模式，居家办公和关键岗位复工相结合；另一方面加强沟通协调，优先做好重大项目。疫情期间要优先做好主题出版和重大项目有关的作者联络、稿件交付、材料供应、设计印装、营销发行等事项，督促编辑人员完成编辑、审校等既定工作进度，正常开工后，要最大程度追回所耽误进度。三是加强战略研判。面对疫情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党组要求各单位深入盘查疫情对经营的影响，思考如何做好主题出版的开发、做稳常销书、做精畅销书；要求各单位根据业务特色，从近期影响、全年影响、谋划应对之策三个方面研究下一步工作打算。

按照集团要求，我们做到“积极有效复工”。一方面以灵活方式履职尽责，通过ERP和开卷数据，准确把握集团和行业情况，并通过视频会议、微信、电话等开展工作。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一些出版社先出版相关选题，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抗新冠肺炎心理自助手册》、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医学百科》、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学家携手战疫实录”等等。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都在思考，疫情会给出版业带来多大影响。有人得出的结论是与“非典”类似：疫情会对出版业产生短期影响，并不影响中长期增长趋势。2003年发生“非典”时，我还在中华书局，当时面对突发疫情及时调整出版结构，组织重印一批精品出版，同时实施灵活经营，充分利用多种灵活手段开辟市场，当年经营业绩还创了新高，为2004年以后的长足发展垫基铺路，反而成为中华书局腾飞的新起点。

从大的趋势看，17年前，书籍受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影响较小，属于高速增长期。如今正处于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创新的转型期、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调整期、从生产制造型到知识服务型的升级期。出版企业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企业盈利能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还是网络媒体环境下工作与生活方式都与以往不同，媒体融合的视野和广度让我们更没有边界感，更加守望相助，更有依赖感和违和感，也是个重温经典、安静读书、独立思考的特殊时节。相比“非典”，本次疫情带来更大的短期冲击，恢复也需要花费更大力气、更长时间，但从客观上也将刺激加快出版企业的转型。

出版业在这次疫情期间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数字出版物及时、大量涌现，快速有效地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持，也为学生的在线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可以看到，数字出版因其生产流程的高效率、高速度、低成本和低风险，以及内容获取的便捷性，易形成广泛传播等特点，在疫情期间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但是，本次大量涌现的数字出版物大都是公益性读物，除少量拥有完整链条的出版单位能够获取流量外，大部分的数字出版物出版方没有和平台方达成利益分成。社会效益显著，但是经济效益缺失，如何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实现出版方和平台方的共赢，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基于此，我对数字出版的未来发展有三点看法：一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出版的优势，数字出版物会逐渐占领出版业的主导地位，并且在出版国际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受疫情影响，用户习惯发生一定改变，在线教育的电子教材和配套资源将是数字出版发展的重要风口；三是如何避免同质化、如何找到数字出版盈利模式，是数字出版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次疫情的冲击，将使有效控制图书品种的目标提前实现，如何真正出版有市场需求和个性化需求的图书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种大批量图书品种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阅读群体越来越细化和个性化，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教育出版还是专业出版，未来纸质图书市场容量会越来越小，越来越趋向于满足于个性化需求，有些教学或专业内容通过云端存储就可以解决，读者通过屏幕终端就可以大量获取信息、复制使用。大众出版领域也会发生变化，经典名著以及探讨人类共性问题的图书仍然会有市场需求和出版容量。一段时间之后，图书品种总量会逐渐自然下降。疫情对未来实体书店有很大冲击，书店未来将更多的是提供阅读或文化生活的体验场所，增加阅读愉悦感。

互联网遍布全球，其终端关联着每一个读者，通过大数据、云存储了解并满足个性化需求，是未来图书选题和出版的发展方向，也给出版营销带来新的课题。
李岩（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本报记者舒晋瑜采访整理）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