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知寒：写，一定是一种运动，类似于传球吧

我的写作，开始得既早又晚。说早，是从小学时老师布置我们每天一篇日记开始，为了应付，也为了给自己制造乐趣，我开始以写连载小说的形式搪塞作业。渐渐地，写出了几个日记本，都关在我书桌上方一个柜子里。离家上大学后，我妈替我整理柜子，看到它们，打电话问我，有没有用，能不能扔。我还挺喜欢留着看的，感觉像文字的相册，能照见童年和少年里那么多独自编造的幻梦，引人怀念。说晚，是从2018年开始，一个晚上我自己在家，手搭在键盘上，想起家里一个亲戚的长相。她始终被人忽略，我们更谈不上亲密，那一刻她却成为文学向我严肃招手的附身。我于是写下第一个短篇《黄桃罐头》，当晚就写完。完成后还是先拿给妈妈看，她也有点激动，说不出所以然，我们只是都觉得，我的文学道路有了新的方向走。路看着是窄了点，不见什么光，但硬着头皮走下去，隐约见希望。这希望源于对生活的新理解，源于取得一种平和的态度，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生活，都有安慰的意思。

捋一下，我阐述过几次，写作对我具有的意义。它并不是件雪月风花的事。没那么浪漫，也没那么虚无，其实不能更实用和好用了。我用过浮板一类的比喻，形容它是如何托举我，从心境的泥潭中一次次浮出表面，得以呼吸。写作的人大概都得拥有敏感的心性、与生活相质疑的态度和对人性长久的迷恋与厌倦。近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出入都戴口罩，我常在下午时分阳光正好的时候，戴耳机和口罩出门，到离家不远的钱塘江边上竞走。口罩下快步行走和呼吸，很快就会感到缺氧，我常在回程路上觉得走不下去，感觉近似写作的末期，许多个白昼和夜晚，那些让人能遗忘腰酸背痛，却无法忽略头昏脑胀的时刻。行走不能帮助我整理写作的思路，但能酝酿上述那些特征，令它们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气氛里得到发酵和培养，形成有话要说的趋势。在这些时刻，我疲惫又陶然，额头有细汗，手脚或许丧失气力，心中却有壮大的部分。

这两年，写得基本都是短篇，少有几个中篇，似乎写作的篇幅越长，越是一种耽溺。写作又是种相当程度上的自我消耗，总得与什么狭路相逢，非拔刀不可的架势，让我既跃跃欲试，又总心生恐惧。我是个胆小的人，胆小者擅长逃避，写作是逃避的一种，也是最深层的面对，我几乎都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试探着进那个世界里。所说的故事，更没有一桩不怀有忏悔的心情，对那些生活在周边，而我不曾施以援手，或仅仅是给予暖意的人；对那些我也参与其中的忽略和冷淡；对那些我深感后悔，又早丧失机会道歉的人；对许多个成长时刻的我自己，没能在当时给她更多的开解和关照。人也会对自己抱歉的。在写作时，无数次面对幼小时的影子，似乎抽身于自己，又重新进入了时间的早先，连对那时候的光线和灰尘，都心生善念。每写完一篇，都像经历一次从内而外的洗涤，人清澈了些，想起姥爷在我小时候，每次下雨时对我表达的，孩童般喜悦的语言。他说，真好啊，下雨是给城市洗澡，都干净了。他这辈子就喜欢雨的味道。

去年是爷爷过世十周年，去年十月我回到老家，作为唯一的孙辈，去替他传经。我们那个昔日庞大的家族，已渐渐随几位长辈的离去走上分崩离析的命运，如果不是葬礼，大家很少会团聚。跪在寺里的地板上，我在最后一排，打量前面几排人的后脑勺，与童年的记忆相比照，在心里对着他们谁是谁。看到了大芝姑姑，她再向我走来的时候，真像从小说里走来的，毕竟我们多年没见过了，我像是在用把陌生了的亲人写进小说的方式，保持和他们的联系。在饭桌上，她坚持要我们把每一块吃过的羊骨头都留好，一块不许落下。她这番话，又让我想到《黄桃罐头》的情节。和亲人坐在一起，我内心有种奇异的甜蜜，总是笑着，听她们、记她们每句话，知道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人和话，注定越来越少，为了更好地保持事件的味道，我必须保持记忆的敏锐。这也是我写作的意义，为保存，为不忘却。相比情节上的奇巧，文字上的雕琢，而今越来越感受得深的是过去常有所感，却说不清楚的一种。那大概才是写作的密钥。写，一定是一种运动，类似于传球吧。最先是生活传了一个球给作者，在他心里激起一些感受，让他久久惦记，非下笔倾诉不可；而后作者把球踢给读者，如何把这个球原汁原味不偷工减料地踢还回去，要正中目标，要力道能随轨迹推进？如何建起小说感觉上的“实体”，在最后一个字被人读完后，还有东西存在，那个球还在另一人心底不停转，像螺丝一样深旋下去？我还很难做到。思考也是浅显的，但正是这些同自己较劲的过程，令人感受充实，令内心的胆怯找到了虚无的对手。在看似不存在的过招中，一次次传球练习，踢，照心窝踢。来源：《小说月报》　|　杨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