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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郭爽:每一个坚持写作的人都是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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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恶意yy 发表于 2020-6-4 12: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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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郭爽,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等。作品发表于《收获》《当代》《上海文学》《单读》等文学杂志。2015年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2017年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8年小说《鲍时进》获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出版有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2018),非虚构作品《我愿意学习发抖》(2019)。
黔籍80后作家郭爽虚构了一个西南小城,这座小城和贵州有关,城里发生的故事集结为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在去年8月底开幕的“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期间,她将应邀带着她的书,讲述《我的贵州小城和有故事的人》。郭爽很擅长讲故事,在此之前,她曾讲述过的行为影像艺术家宋冬的两个作品故事,听过就再也没忘记过。

2018年8月7日这天,她回到故乡贵阳,领取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站在颁奖台上抒发获奖感言时,郭爽说起了宋冬的《抚摸父亲》。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宋冬与生在40年代的父亲,两人之间没有交流,父亲高高在上,儿子永远不敢说“不”。直到30岁时,宋冬才第一次离开父母,前往德国做展览。看到国外的父子关系,宋冬想表达对父亲的感情,于是在返家后向父亲提出合作一部作品,名称叫《抚摸父亲》。他父亲一听就拒绝了,直到最后,宋冬对父亲说,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如果我做这件作品就出名了呢。父亲一听,答应了。在《抚摸父亲》的作品中,父亲坐在一把椅子上,宋冬用投影的方式,将自己手的影子投到父亲身上去,手的影子在父亲的肩膀、胸口,主要是在心脏的部位移动、触摸。父亲一件件脱掉外套、衬衫、背心,光着膀子,让儿子手的影子印在心脏处。作品完成后,父子两人没有进行任何交谈,中国人总是这样,不善表达。但从此,这对父子的关系改变了。
“艺术就这样给了艺术家一个机会,让两个人之间,真正完成了交流,让我们可以去确立和重建亲密的关系。”郭爽说。
同年11月份,郭爽的首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面世。书的最后是一篇名为《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的代后记,其中提及了宋冬的另一部作品《水写日记》。从1995年开始至今,宋冬每天用毛笔蘸水在同一块石块上写日记,水渍干掉就了无痕迹。郭爽写道,如果有人问询这“作品”的意义,大概无从证实其结果,而只能接受艺术成为艺术家生命一部分的事实。纵使千万个汉字写上去,石头也只给出空白的沉默。“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也在这样缓慢无声地行进。”她说。
在郭爽讲述的这两个故事中,艺术家宋冬似乎未能改变什么:他抚摸父亲的“手的影子”是虚的,父子之间依旧沉默;他写在石板上的水迹会消失,石板依旧是石板。当一切结束后,就像从未开始一般。但从这沉默、空白中,却诞生出一种真实:父与子之间释然了,石板上没有字的痕迹,但水曾划过。况味就在这不着痕迹中。
有理由相信,郭爽似乎想通过“写作”这一动作,以自己的方式接着讲述类似宋冬的故事。在《正午时踏进光焰》收录的7篇小说中,郭爽回到自己的童年、父辈、自我、原生家庭……可以说,无一没有郭爽的生活经验和扎实观察,但通篇“无我”。用郭爽自己的话说,是“潜入父辈的耳朵和眼睛里去,试图从带着人声与热气的经验里,找寻一些不会被记载、除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再无人关心的事实。”是“他们大过了我。他们大、元气充沛、自成一格,来自我们眼睛可见之处,但又超脱了它”。但被郭爽视为“大”的他们,在现实中都是生活在小地方的小人物,被忽视或被轻视,活着或死去,在暗处无声无息,“他们被清零、被跳过、被一键删除”。
正是在“无我”出现的“回到”与“写作”的动作中,郭爽完成了对父辈、对自我的重建。虽然,在小说中,他们和现实中一样,依旧是小人物。
《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后,郭爽带着它应邀去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对谈。在北京,对谈的人中有“茅奖”获得者格非,格非说:“我感觉到她的作品有深度、烟火气、扎实感。她不是坐在书斋里面想出来的故事,她真的对普通人的生活有某种体察。她了解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地方人的生存。”在上海,郭爽和吴越、李梓新对谈,吴越是《收获》的编辑,责编了郭爽发表在《收获》的第一部作品《九重葛》,《九重葛》是《正午时踏进光焰》压轴篇目。李梓新是知名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他很喜欢郭爽在送他的书中写下的一句题词。郭爽说:“在时代的声嚣里,我们呼喊,我们沉默。我们必须写下我们。”
是啊。哪怕是用水写的呢?

■访谈
好作者首先是好读者
记者:看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先看的是一头一尾。书名来自迪伦·托马斯《青年呼唤长者》中的一句诗,代后记标题《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源自舒克申的一句话。由此想到你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我愿意学习发抖》与《格林童话》的互文关系,以及你在访谈中的习惯性引用。引用这些句子时,和小时候写作文时引用“金句”,两者的心态有何不同?
郭爽:作者寻找句子。无论是原创还是引用,都是为了找到最合适的语言来说出自己的想法。
记忆里,我小时候倒是不爱引用“金句”,可能因为那时候人生体验尚浅,对名著里的句子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共鸣。
这两本书里的引用,是一个写作者与另一个写作者的遇见。是声音遇见另一个或者许多声音。我用当下的、个体的经验将它们激活。
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小的阅读和后来的写作,都在没有古今中外界限的范围里广泛涉猎,所以国外的名著也好,中国自己的经典也好,对我来说都是记忆和体验中自然而然埋藏的一部分,随时能想起来。
记者:你引用的句子,我都是第一次读到,觉得很好。在你的阅读经验中,这样直指人心的句子多么?
郭爽:“你们要爱就爱黑黑的我们,反正白白的我们任何人都会爱的。”这是一句俄罗斯民间广为流传的话。我喜欢这种朴实但经过时间锤炼的句子,而不是刻意求工、作者为显示才华精雕细琢出来的句子。
我自己写小说,也用这种带有烟火气的句子,比如《拱猪》里用的“槽中无食猪拱猪”“乌鸦不要笑猪黑”,大家看了会心一笑。
至于《正午时踏进光焰》这本书的题目所引的迪兰·托马斯的诗句,更多是那个写作状态下的遇见。你心里在想什么,就会特别留意什么。写这本书,我在考虑的是两代人的关系,所以迪兰·托马斯这首叫《青年呼唤长者》的诗,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记者:好读者才总能遇到好句子、好故事。作为读者和作者,你对好读者之所以“好”与好作者之所以“好”,这两个“好”的理解是一致的么?
郭爽:好作者首先是好读者。没有可靠的审美判断和知识的更新能力,写作也走不远。我曾经跟几个朋友有个小小的微信群,就叫“普通读者”。读是对写的滋养,但读不是写的目的。真正读到一本好书时,你完全投身其中,享受作为读者的乐趣。
写作来自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力量。尤其小说,它不是能写几个漂亮句子就可以成立的。小说需要你对人和世界进行讲述,有你独特的声调和眼光,带领读者超脱,获得安慰和力量。语言是出发点,但只有语言是不够的。
对我来说,读者与作者两个身份是独立的。在写作时,你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经验,读者只是你经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来自生活本身的经验。我的写作或许让人感觉到背后有阅读量的支撑,但那不是我写作最重要或者能打动人的地方。
希望自己永远是那个想要去学习发抖的年轻人
记者:看到你曾说过的一句话:“除了在高考的时候早恋、离家并绝不回头这两件事,我并没有真正叛逆过。”昔日唯二的叛逆,似乎都是一种激烈的情感表达。不知道现在的你,如何回望这样的“叛逆”?
郭爽:年轻人要寻求独立、自我的生活,或者说要真正去知道自己是谁,需要离开家庭去看世界、去成长、去吃苦。这个不单是我的经验,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对我来说,“绝不回头”,不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我不负责任、逃避父母,而是在更长远的选择上,十几岁时就决定要离开从小舒适的环境去寻找自我的生活。而我的父母和家人,是支持我的决定的。他们不是觉得离开贵州是“对”,是更正确的人生决定,而是觉得,这是我的决定,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那么他们就尊重并支持他们女儿的选择。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父母很了不起。至于高考时早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呀。十几岁时传纸条的恋爱,人生只有一次。
在我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里,虚构了一个西南小城,我用自己的想象和经验来固定住一些东西。在现实面前,在衰老和不可逆的时间面前,也许一个作者微弱的力量不过是用她的笔写下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一种盼望和相信。
记者:2017年《山花》组织的贵州采风活动、2018年第二届“山花文学双年奖”以及2019年孔学堂“书博会”,你都回到了家乡。而你辞职专职从事写作小说与回归家乡这两者,在时间上似乎是同步的。从决绝的离家不回头到终究的回归,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郭爽: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件小事。他们单位有一个聪明能干、颇有前途的年轻人,是从外省考到贵州的。有一天这个年轻人突然提出辞职,因为他父亲在北方老家病重,他决定回去照顾父亲。周围的人都笑他傻、不值得。但我跟父亲都认为,这人做得并没有错。
在我2016年选择辞职、去写作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认为我“短路”了,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一定没有前途。所以你看,人们都是以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行为的。可是真正对我们重要的只有过程。写作是这样,陪伴父母也是这样。
我很难简单用几句话说清楚我的决定、行为以及一连串的思考,如果能简单说清,就不会有这两本书的诞生。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目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用它去面对人生的问题、去尝试找到生活的源头。
至于这种回归,我想它是对主流的反思。所谓主流指的是,考更好的学校、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走在这条路上。我只是中途离队了,然后遇见了童年的自己,她问我——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
记者:此外,你似乎也以文学的方式回到“童年”、回到“家乡”所构建的时空中,面向自我,面向父辈,面向记忆,是否有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成长、达成某种心愿的心思?“回到”这一动作,是回到哪里?
郭爽:每个作家大概有自己的版图,即使我们常说的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美国南方小镇,它们都不是现实世界里真正有这么一个小镇,而是作家根据自己的记忆、经验、想象,虚构出来的地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只有虚构的地理才能承载更大的时空和感情。写作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写作不能为现实所困。
在精神上,其实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真的回来了,但他有能力去重建。因为故乡永远只存在于记忆中。
我希望自己永远是那个想要去学习发抖的年轻人。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看到贵州特有的语言和表达觉得很亲切。和你有紧密联系的贵州、厦门、广州三地,呈现出“山”与“海”的关系,可否请你谈谈“山”与“海”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
郭爽:对,因为我的写作里暂时没有涉及到沿海的经验。但我想,跟成年后的经验相比,童年时代的经验是作者一生的财富。我五岁时,爷爷奶奶搬到了福建泉州定居,从那个时候开始,海对我来说就不只是概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厦门,也是希望离童年的记忆近一点。我跟爷爷奶奶非常非常的亲密。
但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省际旅行,山与海的交织,确实让我身上带着复杂的文化印记。我爷爷出生在河北饶阳,他一生走过太多地方,老了又去泉州,但他去世后安葬在贵州,我从此觉得我们家不再漂泊无依,这里有我祖辈的血脉。
每一个坚持写作的人都是强者
记者:记者以提问、追寻答案为天职。你当记者时,是否有问题与答案都失去力量的时刻?这和你转型当作家是否有一些关联?
郭爽:我一直适应不了做记者,虽然是个不错的记者。但我当时的选择是转岗去做编辑,这样就可以在后台工作。我享受做编辑的工作,如果报业没有衰颓,我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写作是我整个人生来到中段后决定的,你必须重整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当一个编辑了,那你想做什么?如果按照前十年的路,我应该跳槽去影视行业,或者去大的互联网公司做公关,再不然就是创业。但我只是彻底厌倦了这种“正确”的生活,我不需要那么多别人认为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若说“我辞职是为了写作”,事实上听起来像句玩笑话。尤其在我当时的环境和身份里。
就像我为了找出路做过的很多事情一样,写作也只是投石问路,在未知的人生面前,投出仅有的金币。但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沿途风景怎样呢?或者说,不抱着失败的预期,又怎么能承受结果呢?我做减法,放弃了太多其他选择,才走到了写作这条窄路上。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就自己的选择提供“人生建议”,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份的。
另外,我一直觉得,作家从来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就算你在写作,但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作家。作家的身份来自读者的认可,作品的好坏,时间才是最后的裁判。我不喜欢谈论关于作家身份,写作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记者:作为作家,你感兴趣的问题与当记者时有何异同?记者与作家都试图精准地抵达真实,两者追求的精准与真实,是一回事么?
郭爽:记者的问题很少是记者个人关心的问题。作家关心的问题永远是他自己最深层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艰难地写作、与真实搏斗。
在理想状态,记者是最大程度呈现真实,新闻报道是社会公器,它揭示了我们社会的问题,新闻是导火索,它提示人们去解决问题,去创造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
作家的工作不可能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每一个坚持写作的人都是强者,因为他们明白,不可能带来即时的利益,不可能掀起影响大众的流量,但“我们必须写下我们”。
来源: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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