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郭爽：每一个坚持写作的人都是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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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爽，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等。作品发表于《收获》《当代》《上海文学》《单读》等文学杂志。2015年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2017年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8年小说《鲍时进》获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出版有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2018），非虚构作品《我愿意学习发抖》（2019）。
黔籍80后作家郭爽虚构了一个西南小城，这座小城和贵州有关，城里发生的故事集结为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在去年8月底开幕的“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期间，她将应邀带着她的书，讲述《我的贵州小城和有故事的人》。郭爽很擅长讲故事，在此之前，她曾讲述过的行为影像艺术家宋冬的两个作品故事，听过就再也没忘记过。

2018年8月7日这天，她回到故乡贵阳，领取第二届“山花双年奖”新人奖。站在颁奖台上抒发获奖感言时，郭爽说起了宋冬的《抚摸父亲》。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宋冬与生在40年代的父亲，两人之间没有交流，父亲高高在上，儿子永远不敢说“不”。直到30岁时，宋冬才第一次离开父母，前往德国做展览。看到国外的父子关系，宋冬想表达对父亲的感情，于是在返家后向父亲提出合作一部作品，名称叫《抚摸父亲》。他父亲一听就拒绝了，直到最后，宋冬对父亲说，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如果我做这件作品就出名了呢。父亲一听，答应了。在《抚摸父亲》的作品中，父亲坐在一把椅子上，宋冬用投影的方式，将自己手的影子投到父亲身上去，手的影子在父亲的肩膀、胸口，主要是在心脏的部位移动、触摸。父亲一件件脱掉外套、衬衫、背心，光着膀子，让儿子手的影子印在心脏处。作品完成后，父子两人没有进行任何交谈，中国人总是这样，不善表达。但从此，这对父子的关系改变了。
“艺术就这样给了艺术家一个机会，让两个人之间，真正完成了交流，让我们可以去确立和重建亲密的关系。”郭爽说。
同年11月份，郭爽的首部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面世。书的最后是一篇名为《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的代后记，其中提及了宋冬的另一部作品《水写日记》。从1995年开始至今，宋冬每天用毛笔蘸水在同一块石块上写日记，水渍干掉就了无痕迹。郭爽写道，如果有人问询这“作品”的意义，大概无从证实其结果，而只能接受艺术成为艺术家生命一部分的事实。纵使千万个汉字写上去，石头也只给出空白的沉默。“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也在这样缓慢无声地行进。”她说。
在郭爽讲述的这两个故事中，艺术家宋冬似乎未能改变什么：他抚摸父亲的“手的影子”是虚的，父子之间依旧沉默；他写在石板上的水迹会消失，石板依旧是石板。当一切结束后，就像从未开始一般。但从这沉默、空白中，却诞生出一种真实：父与子之间释然了，石板上没有字的痕迹，但水曾划过。况味就在这不着痕迹中。
有理由相信，郭爽似乎想通过“写作”这一动作，以自己的方式接着讲述类似宋冬的故事。在《正午时踏进光焰》收录的7篇小说中，郭爽回到自己的童年、父辈、自我、原生家庭……可以说，无一没有郭爽的生活经验和扎实观察，但通篇“无我”。用郭爽自己的话说，是“潜入父辈的耳朵和眼睛里去，试图从带着人声与热气的经验里，找寻一些不会被记载、除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再无人关心的事实。”是“他们大过了我。他们大、元气充沛、自成一格，来自我们眼睛可见之处，但又超脱了它”。但被郭爽视为“大”的他们，在现实中都是生活在小地方的小人物，被忽视或被轻视，活着或死去，在暗处无声无息，“他们被清零、被跳过、被一键删除”。
正是在“无我”出现的“回到”与“写作”的动作中，郭爽完成了对父辈、对自我的重建。虽然，在小说中，他们和现实中一样，依旧是小人物。
《正午时踏进光焰》出版后，郭爽带着它应邀去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对谈。在北京，对谈的人中有“茅奖”获得者格非，格非说：“我感觉到她的作品有深度、烟火气、扎实感。她不是坐在书斋里面想出来的故事，她真的对普通人的生活有某种体察。她了解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地方人的生存。”在上海，郭爽和吴越、李梓新对谈，吴越是《收获》的编辑，责编了郭爽发表在《收获》的第一部作品《九重葛》，《九重葛》是《正午时踏进光焰》压轴篇目。李梓新是知名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他很喜欢郭爽在送他的书中写下的一句题词。郭爽说：“在时代的声嚣里，我们呼喊，我们沉默。我们必须写下我们。”
是啊。哪怕是用水写的呢？

■访谈
好作者首先是好读者
记者：看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先看的是一头一尾。书名来自迪伦·托马斯《青年呼唤长者》中的一句诗，代后记标题《要爱就爱活着的肮脏的人》源自舒克申的一句话。由此想到你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我愿意学习发抖》与《格林童话》的互文关系，以及你在访谈中的习惯性引用。引用这些句子时，和小时候写作文时引用“金句”，两者的心态有何不同？
郭爽：作者寻找句子。无论是原创还是引用，都是为了找到最合适的语言来说出自己的想法。
记忆里，我小时候倒是不爱引用“金句”，可能因为那时候人生体验尚浅，对名著里的句子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共鸣。
这两本书里的引用，是一个写作者与另一个写作者的遇见。是声音遇见另一个或者许多声音。我用当下的、个体的经验将它们激活。
我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小的阅读和后来的写作，都在没有古今中外界限的范围里广泛涉猎，所以国外的名著也好，中国自己的经典也好，对我来说都是记忆和体验中自然而然埋藏的一部分，随时能想起来。
记者：你引用的句子，我都是第一次读到，觉得很好。在你的阅读经验中，这样直指人心的句子多么？
郭爽：“你们要爱就爱黑黑的我们，反正白白的我们任何人都会爱的。”这是一句俄罗斯民间广为流传的话。我喜欢这种朴实但经过时间锤炼的句子，而不是刻意求工、作者为显示才华精雕细琢出来的句子。
我自己写小说，也用这种带有烟火气的句子，比如《拱猪》里用的“槽中无食猪拱猪”“乌鸦不要笑猪黑”，大家看了会心一笑。
至于《正午时踏进光焰》这本书的题目所引的迪兰·托马斯的诗句，更多是那个写作状态下的遇见。你心里在想什么，就会特别留意什么。写这本书，我在考虑的是两代人的关系，所以迪兰·托马斯这首叫《青年呼唤长者》的诗，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记者：好读者才总能遇到好句子、好故事。作为读者和作者，你对好读者之所以“好”与好作者之所以“好”，这两个“好”的理解是一致的么？
郭爽：好作者首先是好读者。没有可靠的审美判断和知识的更新能力，写作也走不远。我曾经跟几个朋友有个小小的微信群，就叫“普通读者”。读是对写的滋养，但读不是写的目的。真正读到一本好书时，你完全投身其中，享受作为读者的乐趣。
写作来自更深层的东西或者说力量。尤其小说，它不是能写几个漂亮句子就可以成立的。小说需要你对人和世界进行讲述，有你独特的声调和眼光，带领读者超脱，获得安慰和力量。语言是出发点，但只有语言是不够的。
对我来说，读者与作者两个身份是独立的。在写作时，你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经验，读者只是你经验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来自生活本身的经验。我的写作或许让人感觉到背后有阅读量的支撑，但那不是我写作最重要或者能打动人的地方。
希望自己永远是那个想要去学习发抖的年轻人
记者：看到你曾说过的一句话：“除了在高考的时候早恋、离家并绝不回头这两件事，我并没有真正叛逆过。”昔日唯二的叛逆，似乎都是一种激烈的情感表达。不知道现在的你，如何回望这样的“叛逆”？
郭爽：年轻人要寻求独立、自我的生活，或者说要真正去知道自己是谁，需要离开家庭去看世界、去成长、去吃苦。这个不单是我的经验，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对我来说，“绝不回头”，不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我不负责任、逃避父母，而是在更长远的选择上，十几岁时就决定要离开从小舒适的环境去寻找自我的生活。而我的父母和家人，是支持我的决定的。他们不是觉得离开贵州是“对”，是更正确的人生决定，而是觉得，这是我的决定，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那么他们就尊重并支持他们女儿的选择。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父母很了不起。至于高考时早恋，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呀。十几岁时传纸条的恋爱，人生只有一次。
在我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里，虚构了一个西南小城，我用自己的想象和经验来固定住一些东西。在现实面前，在衰老和不可逆的时间面前，也许一个作者微弱的力量不过是用她的笔写下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一种盼望和相信。
记者：2017年《山花》组织的贵州采风活动、2018年第二届“山花文学双年奖”以及2019年孔学堂“书博会”，你都回到了家乡。而你辞职专职从事写作小说与回归家乡这两者，在时间上似乎是同步的。从决绝的离家不回头到终究的回归，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郭爽：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件小事。他们单位有一个聪明能干、颇有前途的年轻人，是从外省考到贵州的。有一天这个年轻人突然提出辞职，因为他父亲在北方老家病重，他决定回去照顾父亲。周围的人都笑他傻、不值得。但我跟父亲都认为，这人做得并没有错。
在我2016年选择辞职、去写作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认为我“短路”了，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一定没有前途。所以你看，人们都是以结果来衡量一个人的行为的。可是真正对我们重要的只有过程。写作是这样，陪伴父母也是这样。
我很难简单用几句话说清楚我的决定、行为以及一连串的思考，如果能简单说清，就不会有这两本书的诞生。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目的，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用它去面对人生的问题、去尝试找到生活的源头。
至于这种回归，我想它是对主流的反思。所谓主流指的是，考更好的学校、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绝大部分年轻人都走在这条路上。我只是中途离队了，然后遇见了童年的自己，她问我——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
记者：此外，你似乎也以文学的方式回到“童年”、回到“家乡”所构建的时空中，面向自我，面向父辈，面向记忆，是否有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成长、达成某种心愿的心思？“回到”这一动作，是回到哪里？
郭爽：每个作家大概有自己的版图，即使我们常说的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美国南方小镇，它们都不是现实世界里真正有这么一个小镇，而是作家根据自己的记忆、经验、想象，虚构出来的地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只有虚构的地理才能承载更大的时空和感情。写作是从现实出发的，但写作不能为现实所困。
在精神上，其实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真的回来了，但他有能力去重建。因为故乡永远只存在于记忆中。
我希望自己永远是那个想要去学习发抖的年轻人。
记者：在你的小说里，看到贵州特有的语言和表达觉得很亲切。和你有紧密联系的贵州、厦门、广州三地，呈现出“山”与“海”的关系，可否请你谈谈“山”与“海”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影响？
郭爽：对，因为我的写作里暂时没有涉及到沿海的经验。但我想，跟成年后的经验相比，童年时代的经验是作者一生的财富。我五岁时，爷爷奶奶搬到了福建泉州定居，从那个时候开始，海对我来说就不只是概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厦门，也是希望离童年的记忆近一点。我跟爷爷奶奶非常非常的亲密。
但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省际旅行，山与海的交织，确实让我身上带着复杂的文化印记。我爷爷出生在河北饶阳，他一生走过太多地方，老了又去泉州，但他去世后安葬在贵州，我从此觉得我们家不再漂泊无依，这里有我祖辈的血脉。
每一个坚持写作的人都是强者
记者：记者以提问、追寻答案为天职。你当记者时，是否有问题与答案都失去力量的时刻？这和你转型当作家是否有一些关联？
郭爽：我一直适应不了做记者，虽然是个不错的记者。但我当时的选择是转岗去做编辑，这样就可以在后台工作。我享受做编辑的工作，如果报业没有衰颓，我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写作是我整个人生来到中段后决定的，你必须重整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当一个编辑了，那你想做什么？如果按照前十年的路，我应该跳槽去影视行业，或者去大的互联网公司做公关，再不然就是创业。但我只是彻底厌倦了这种“正确”的生活，我不需要那么多别人认为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若说“我辞职是为了写作”，事实上听起来像句玩笑话。尤其在我当时的环境和身份里。
就像我为了找出路做过的很多事情一样，写作也只是投石问路，在未知的人生面前，投出仅有的金币。但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沿途风景怎样呢？或者说，不抱着失败的预期，又怎么能承受结果呢？我做减法，放弃了太多其他选择，才走到了写作这条窄路上。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就自己的选择提供“人生建议”，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份的。
另外，我一直觉得，作家从来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就算你在写作，但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作家。作家的身份来自读者的认可，作品的好坏，时间才是最后的裁判。我不喜欢谈论关于作家身份，写作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记者：作为作家，你感兴趣的问题与当记者时有何异同？记者与作家都试图精准地抵达真实，两者追求的精准与真实，是一回事么？
郭爽：记者的问题很少是记者个人关心的问题。作家关心的问题永远是他自己最深层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艰难地写作、与真实搏斗。
在理想状态，记者是最大程度呈现真实，新闻报道是社会公器，它揭示了我们社会的问题，新闻是导火索，它提示人们去解决问题，去创造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
作家的工作不可能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每一个坚持写作的人都是强者，因为他们明白，不可能带来即时的利益，不可能掀起影响大众的流量，但“我们必须写下我们”。
来源：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