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文学病症：少了虚荣，多了势利和自恋

伍尔夫认为一个“普通读者”应该是这样的：有教养、懂常识、明事理的成年人，毫无杂念地热爱读书，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哪怕到了天堂，也不奢求额外的东西。向来以不追随热门读物、只读冷门书出名的书评人西闪便希望成为伍尔夫所谓的“普通读者”，丰富的阅读视角与广泛的涉猎使西闪可以发掘出文艺作品中易被忽略的解读点，又因为其始终葆有阅读的真诚和思考的热情，他的观点总能引领读者展开新的思想之旅。
正如西闪在其随笔集《普通读者》中，对文学领域中的“势利、自恋与虚荣”给出了独到、辛辣的见解——势利是对复杂人类情感的斥拒、自恋就是放弃对“理解”的努力、现代作家的虚荣大多是量筒式的功利。这些见地凝聚了一位“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反复的琢磨与思索，也给读者以新的启迪。
文学的势利观
擅长细致观察的女人总是让男人不安。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这样评价特别长于观察的德·斯达尔夫人：“她想要解释、理解和衡量一切事物，她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对她来说，任何事物只要不能被她的火炬照亮，那就是不存在的。”席勒给这位夫人下的结论是：“对于我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她甚至连一点起码的感觉也没有。”
如此评论女人是过于粗鲁了，放在当下更是政治不正确。不过如果将席勒的评论对象转换为另外的事物，却令我有一番别样的认识。
所谓模糊不清的东西，很难加以不那么模糊的定义。清少纳言曾经列过一个给她带来模糊感觉的事物清单：老鼠窝、早上起来迟迟不洗手的人、白色的痰、吸着鼻涕走路的小孩、盛油的瓶子、小麻雀、大热天长久不曾洗澡的人、旧敝的衣服……我想，这些东西一定触碰到她内心的某个界线，让她感到不安。在那个界线的里面，定然包裹着某个核心。一旦它受到损害，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甚至让文学意义上的清少纳言不复存在。
我曾经想用“洁癖”来形容清少纳言式的文学观，却有人一语道破了实质：“清少纳言是一个势利的人。”（《阅读日记》，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确，唯有势利二字，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清少纳言。其实，席勒对那位特别长于观察的德·斯达尔夫人的评语里面，不也隐含着这个意思吗？“拒绝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对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类情感的拒斥，正是势利的内在含义。

作为日本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平安王朝宫廷女官的势利是否已融入日本人的血脉？答案也有人早已给出。1959年，哲学家科耶夫在访问日本后就断定，日本社会展示了另一种世界历史的选择，一种甚至可以超越美国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因为日本人为人类发明了一种民主的势利观（snobbism）。这是一种肤浅的民主化与美国化的混合体。在这种观念下，武士道传统得以彻底地去政治化，日本人在茶道、俳句、剑道等各种“高贵而优美”的事物营构的精致美学中嬉戏，同时不妨碍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也不妨碍官僚体制有条不紊地运行。
到了1968年，再度访问日本的科耶夫发现民主的势利观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随后的演讲中他说：“日本是唯利是图的象征。800万日本人就是800万势利小人。”
并非只有日本才有势利小人。在我的经验范围内，800万恐怕是个小数目。势利的美国人口中常常用“loser（失败者）”互相谩骂，我也看见不少在美国混过几年的中国人用“loser”指代乞丐、流浪汉、没有晚礼服的作家、40岁还单身的女人和娶了相貌丑陋的亚裔女子为妻的白人老年男子。但是，除了日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传统中，势利从未曾取得正当的地位。所以，我们能看到《汤姆·索亚历险记》，能看到《笑面人》《雾都孤儿》《阿Q正传》《许三观卖血记》，一直到最近的《船讯》。那些卑微的、始终要面对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之命运的小人物，仍然是文学的主角。
可是，文学始终面临着势利的侵袭。与那些令她烦扰的事物相对，清少纳言曾经将“优美的事物”列了一个清单：瘦长而潇洒的贵公子穿着直衣的身段；可爱的童女，特地不穿那裙子，只穿了一件开缝很多的汗衫，挂着香袋，带子拖得长长的，在勾栏旁边，用扇子遮住脸站着的样子；年轻貌美的女人，将夏天的帷帐下端搭在帐竿上，穿着白绫单衣，外罩浅蓝的薄罗衣，在那里习字……丝弦装订得很好看的薄纸本子、长须笼里插着五叶的松树……“在勾栏旁，有很可爱的猫，带着红脖绳，挂有白色铭牌，拖着索子，且走且玩耍，也是很优美的”。细心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字与安妮宝贝的《莲花》做个比较，后者那种“白色亚麻衬衣”在门缝里转瞬即逝的调子不是也很“优美”么？
文学的自恋观
据说自恋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不过，这个判断尚有商榷的余地。假如像心理学家定义的那样，自恋是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其原因是利比多“自我投资”所造成的状态，抑或就是利比多本身，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既然它是本能，是原生的东西，我们能拿它怎么办？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像希腊神话中的纳喀索斯那样爱上水中的倒影，从出生消磨到死亡。

厄科与纳喀索斯，沃特豪斯作，1903年
然而长远来看，极端的自恋并不多见，多数人懂得如何克制这种本能。毕竟在艰难的尘世里，放纵它会面临生存的危险。反倒是另一类自恋较为习见。这类自恋本质上仍是对自我的过度关注，但是自恋者无法自足——纳喀索斯只需要一汪清水即可，他不行。他的自恋必须依靠别人的认同或赞许才能实现。换句话说，他得仰赖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境，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可见，依赖性的自恋是次生的，表演性质的，或者说文化的、社会的。与原生的自恋本能相比，这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自恋”。
自恋是表演，表演未必是自恋。所谓人生如戏，但它不能是独角戏。就像社会学家戈夫曼（E.Goffman）说的那样，从修辞的角度讲，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表演。可是，如果演员与观众在互动中不能达成“临时妥协”，或者说双方没有默契，就会出现穿帮露馅等“表演崩溃”的事件。（《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而自恋，我觉得恰是表演崩溃的主要形式之一。
戈夫曼在书中转引了一篇小说的章节来说明什么叫自恋：在西班牙某个人满为患的度假海滩上，一个英国佬通过目空一切的神情、典雅的荷马著作、伸展的结实身躯、优雅多变的泳姿等一系列举动，向周围传达大量有关自我的信息，并自以为这些信息能够准确地被他人接收和理解。这些信息包括高雅、温和、明白事理、健康、勇敢、无忧无虑等等。问题是，他全然没有考虑海滩上那些陌生人是否接收得到，能否理解得了那些信息。
对于这场细微而缓慢的表演崩溃，作家的讥讽很精彩，可惜小说的篇幅较长，不便整段引用。经典的反例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很明显，诗人的重点同样是展示自我，但更准确的说，他是通过理解他人的方式来关注自我，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他没有站到前台去表演，而是营造出了一个小型剧场的环境。在这个剧场里，浔阳江上的琵琶女唱主角，诗人与读者同在一条船上，俨然只是前后排观众的区别。这当然是高超的诗艺，却是建立在一种将心比心的情感基础上的技巧。从诗人的作品中，你读不到自恋，却能读到他对自我的理解，并唤起我们人同此心的感伤。
无论理解他人还是自我，都是知易行难的事情，在我看来越来越难。当谈到“感伤”这个词儿时，伯林就注意到，过去很多作家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统一而融贯，不大关心什么“自我”。古典的如荷马、埃斯库罗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都是如此。另外有一些作家发现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裂痕，慢慢有了自我意识。比如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贺拉斯等人。他们的作品具有怀旧、忧伤、幻想、浪漫等特点，即是自我意识的证据——伯林称之为感伤。（《反潮流》，译林出版社）可是到了已经“祛魅”（disenchantment）的现代，人们不得不依照个人主义的原则各行其是。一旦“自我”成了评判一切的终极法官，相互理解就出现巨大的困难。试图描述这一现代困境的作家，诸如卢梭、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马克思、尼采等人，他们展示了现代人愤怒、反叛、颠覆、牺牲的“自我”。但更多的人则放弃了理解的努力，企望通过征服和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塑造自我。如此，自恋就成了“现代人所共知的神经质”。
这话听起来费解，不如举一段精妙文字来得生动。在胡兰成回忆五四时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写自己的朋友刘朝阳来到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接下来他描述道：“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轻，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的《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山河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表面上看，胡兰成遵循着通过理解他人来展示自我的传统方式——借写朋友的清简，实写自己的恬淡。可惜他造作得太过火了——桌子上《庄子》和枇杷的精致“摆放”就不说了，朋友的体臭是否清香扑鼻，是否清晨醒来自己要闻一闻，实在是神鬼不知的事情，偏偏胡兰成以李代桃僵之术做到了。照我看来，这不仅是表演崩溃，更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讲，自恋的一大特点就是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现代性的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胡兰成的文字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从文学现象的角度看，自恋早已洪水泛滥。就像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所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心理疾患，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就是集体自恋。（《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看看我们周围，粉饰自我的大有人在。50出头就埋首编撰自己的文学年谱，谈起过去的劣迹偏俨如英雄，美化80年代的风光，丑化今天的对手，身后的毁誉太过虚妄，一切都要马上兑现！
文学的虚荣观
2000年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因小说《可以吃的女人》和《盲刺客》颇孚盛名。她在《与死者协商》中谈论当代作家为何写作时，一口气列出了近50种理由，却独独回避了“虚荣”这个词，这让我总想说点什么。
虚荣曾经是最难以消除的人性弱点，对于作家来说尤是。勃朗宁夫人在她的诗中将诗人比喻为河边的芦苇，偶然被牧神潘恩拔起，掏空，刻出洞孔，做成一支可以吹奏出美妙音韵的芦笛。命中注定，这根芦苇超越其他芦苇成为艺术神器，但也永远失去了“与其他芦苇一起摇曳”的俗世生活。我想多少年来作家们正是如此自许，也是如此自怜的。可按照某种世俗观念，这无疑是一种要不得的虚荣。
《圣经》里说，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荣耀自己。设若在上帝之前，世界并不存在，上帝的荣耀无人关注，那么祂哪里来的创造冲动呢？这是一个问题。在莱·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看来，上帝的荣耀无疑也是虚假的，是虚荣。他的结论是：“些微的虚荣就足以在上帝心里引发出创造世界的欲望。”（《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可见，虚荣虽非值得赞美的动机，但上帝的创造有赖于此。

托尔斯泰
当我读到“些微的虚荣就足以在上帝心里引发出创造世界的欲望”这句话时，我心里出现的不是耶和华，而是托尔斯泰。毫无疑问，托尔斯泰的内心缠斗最能体现作家与虚荣之间的关系。尽管到处都充斥着关于虚荣的议论，但并不妨碍托尔斯泰耗费大量的篇幅在小说中书写虚荣无比的自传，奇妙的是，也不妨碍《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成为公认的经典。劳伦斯曾经怒不可遏地谴责老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有关虚荣的说教是“在火焰上撒尿”，但他也写道：“读一读《安娜·卡列尼娜》——已经读过也不要紧，再读一遍。如果你敢不喜欢，那我就要诅咒了。”
我不由得寻思，虚荣究竟算不算作家的人性弱点呢？莫非，虚荣就是作家的本性？列奥·施特劳斯（通信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曾经谈论到了这个话题。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一方面他表示“虚荣乃人的本质”乃是胡扯，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作为谦逊的对立面，虚荣与谦逊互相纠缠在一起，都同样基于人对宇宙的仰赖，是一种“前教育的东西”，只能“驯化”，不可“克服”。
哲人们的话不大好懂，我的理解是：上帝因虚荣创造了世界。既然上帝也有虚荣心，那么祂创造的人类也天然地难免。如果托尔斯泰是那个虚荣的上帝在尘世的虚荣翻版，那么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是。
可惜的是，在我身处的这个时代，作家的这种虚荣已经相当稀少了。绝大多数靠文字吃饭的人并不企望神灵的眷顾，也不指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传达天韵的“芦笛”，那太不科学了。如果非要有一种比喻，他们更愿意成为一只量筒，去衡量读者的冷热、市场的深浅和金钱的得失。与芦笛般的虚荣相对应的，这是量筒式的功利。
这大概就是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回避“虚荣”一词的原因。
没有伟大的虚荣，真正的创造再无可能了。
本文节选自

书名：《普通读者》
作者: 西闪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品方: 领读文化
副标题: 独立书评家西闪随笔精选集
出版年: 2017-6-1
责编 | 大宝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原标题：《我们时代的文学病症：少了虚荣，多了势利和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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