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剧的文化功能：谈《大明王朝》和《清平乐》

学历史出身，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来开电视剧的会。但我听说，现在中国文化主场在电视剧，我也是个剧迷，就想来听听。没承想主办方嘱咐我谈谈历史剧，我受命之后，脑海里便开始闪回看过的剧，而且不能停播。我本来正在写论文，现在也写不下去，这简直就像过去的士大夫，祭祀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夫人，但心里记挂的是年轻貌美的小妾。
张黎导演、刘和平编剧的《大明王朝1566》（2007）是我看过最好的历史剧，讲国运讲民本政治讲官僚体制讲政治人物，有真实的历史感，又直击现实，怪不得豆瓣评分高达9.7。比起来，今年播出的《清平乐》确实叙事杂碎，节奏冗长，但我一看豆瓣评分才6.3，立刻感到不忿，《清平乐》比《大明王朝》有文化追求，有精神性。当然，它的文化追求实现得不太好，我总觉得跟演员大有关系：中年男演员演官场人物演得特好，世故深沉，人鬼莫辨，一点真心忽闪忽闪的，还挺动人；但北宋那些文化昆仑，千百年来令中国读书人追慕的范、欧、富、韩、三苏、司马一出场，我就出戏了。

我看历史剧的时候常想，原来中国古代史家就是把历史当作历史剧来看的。历史剧通过人物和时势的关系来模拟历史，时势充满了斗争、机遇、变数，有陷阱有可能性，每个历史人物都要在具体复杂变动的时势之中，判断形势发展的可能性，揣摩人心，抉择去取，这些历史人物的判断和行动不但关乎历史命运，更是把自己整个身家性命都搭在里面。他们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让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去考问其心术，去估量其行动的客观后果，然后对他们有个评价。历史剧要刻画人物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在具体的时势中情境下，明辨功过得失，判断善恶是非，看他是个什么人。当历史人物在情和理之间，在冲突的大义之间做选择，这个时候往往是戏剧高潮，最能考验和表现剧中历史人物的品性和智慧，当然，你在屏幕前怎么投票，也最能看出你的成色。

举个《大明王朝》的例子。严嵩何以是大奸？他就像一个聪明的病毒，懂得维持宿主的生存，所以他提拔优秀人才，胡宗宪就是他的门生，弄得清流和严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善于“牢笼之术”，能结成一个那么大的利益集团，把党羽安插于重要位置，国家靠他们维持，一旦一扫而光，国家也就垮了。嘉靖明明知道严党贪赃枉法，但不能干掉他，干掉他更糟糕。严嵩不可能胡作非为，一看即知其奸，否则他早被人干掉，没法误国了。这让我想起宫崎市定对北宋大奸蔡京的评价，蔡京绝不是轻浮的混蛋，他并不同意轻易出兵与金联合攻辽，若蔡京当时真能奸臣当道，北宋未必亡（《奸臣蔡京》，载《宫崎市定说水浒》）。再说说海瑞，他是民本政治皇帝官僚制度下的理想政治人格，但在实际的官僚体制中，他是一个异类，和整个官僚集团官僚体制为敌，他让我想起《北平无战事》里的曾可达，一个国民党内部的铁血救国会，徐铁英这个老官僚就说，这样的人对党国危害更大，比共产党可恨。可是，民本政治官僚体制，就是要有这样的人，只要皇帝还有点脑子，海瑞的存在就是在提醒他身为天子的自我意识。嘉靖对海瑞又恨又怕，但不能杀他，最后还和他一起给隆庆万历上了一堂思政课。嘉靖很聪明，他看透了，什么天子圣贤，不都是人吗？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人民终究与你何干，反正他高高在上，人民对于他来说极其抽象。他问海瑞：“江水滔滔，你说的那些山都哪里去了？”海瑞告诉他：“在人心里！在史册里！”现实历史总是有其限制性条件，不能符合理想，可是天道就在其中，人心就在其中，我海瑞不就站在你面前嘛，他用对于历史的信仰教育了嘉靖这个虚无主义者。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学历史学什么？学的就是在具体的时势情境里明辨是非功过。这就是把历史当作历史剧来看，同时，又是把历史剧当作历史来看。我感觉，当代的历史剧，和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大多以历史为题材）骨子里是一样的，都继承着、呈现出中国文化固有的历史意识，发挥了“以史为鉴”的文化功能。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这么解释“以史为鉴”：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就是说，你若真能把历史当做最好的历史剧看，你其实是在向历史上的政治家学习政治，学习怎么当一个好领导，等你真的负起大责任的时候，你会干得很出色。
《清平乐》要比《大明王朝》有文化，比如讲宋仁宗之善于“持中”。宋仁宗明道元年十二月，刘太后要行拜谒宗庙的大礼，她居然提出要穿皇帝的衣服，这可是不合礼制的，引起很大争议。其时刘太后已垂帘十年，而二十二岁的仁宗在群臣中的权威已经确立，范仲淹等人多次打压太后权威，要求还政于帝。刘太后提出要以衮服谒庙，其实是在要求皇帝和群臣肯定自己劳苦功高，也承认自己的权威，仁宗考虑再三，对刘太后的心情曲加体谅，同意她穿衮服，但对装饰加以简化，使之与皇帝所服不同，这样就平息了群臣的争执，使各方面都感到满意。次年三月，刘太后驾崩，仁宗开始亲政。虽与史实有一定出入，但我认为电视剧对于当时形势人心的推测很有见地，生动表现了仁宗的心术和智慧，他一方面把握原则，一方面准确判断形势、体察人心，做出合情合理的变通。只有这样，才能把原则和规范真正落实到现实中去。这也正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论述的“礼治”的精髓要义，所谓“礼治”，并不是固守具体的规矩甚至仪式，而是要找到具体情境中的恰当，做到具体情境中的合适，也就是“中道”。一切的道理都得放到具体的变化的情势中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讲历史其实就是讲伦理讲政治，也是讲信仰讲哲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往往以史论的形式展开。
我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想，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就像分剧本的提纲，提示一幕一幕的主线，书志记载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就像舞台布景，列传写人物，就像在特定舞台上表演的历史剧主角。《史记》就特别有戏剧感。中国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而西方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事件史，这个差别很有意思。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实是讲如何按照西方专门史、断代史的模式，写出中国的“新史学”，但他却在本书中这样表彰中国旧史的特点：
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若从广的方面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简单地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史学史的做法》，载《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国古典史学的史论，如“太史公曰”“臣光曰”乃至王夫之《读通鉴论》之类，其中很大部分在近代史家看来，讨论的根本不是历史问题，如历史发展趋势、规律、因果脉络之类，而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变动的时势情境里，来辨个贤愚忠奸，其目的都是要让观者去学习、练习在自身的历史处境中怎么做人做事。很可惜的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却好像失去了史传传统，而当代历史剧却像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讲的主要是帝王将相，逐鹿中原，改朝换代，其间种种爱恨情仇，但这并不妨碍历史演义和戏曲的人民性，引车卖浆者流都爱听爱看，阶级和身份的差别，丝毫不妨碍他们把自己投射到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想象自己下着天下这盘大棋，所思所动关涉万民苍生。这其实是一种以历史为教材的大格局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也是道德政治实践智能的培养。大汉奸胡兰成曾回忆自己二十一岁那年，独自在南京城墙上散步，不觉感慨顿生：“乍见山川城郭，寻常巷陌，一旦龙吟虎啸，立刻充满了王气！这一无名的大志，世上唯有一个中国人才有。中国几千年来，平民也能成为天子，或者说，纵使不能成为天子亦可志在天下。中国历史上，谁都可以怀有一个时代的壮大与活泼，来称王称帝，开创新朝。”（《胡兰成全集》甲辑《政论卷》下）其实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完全在读书，过去，普通民众通过历史演义、戏曲学习历史、政治、伦理，这与中国文化小传统与大传统相贯通，社会相对容易流动比较平等，是有一定关系的。
现实中人把自己的命运投射于历史，用历史来自我省察，同时也用历史来教育、范导自己，这种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潜意识。大家看京剧，一桌一椅，布景极其抽象，可以演春秋战国，可以演汉唐宋明。看戏也一样，看梅兰芳新编京剧《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虽然对赵家寒心已久，但一旦敌寇入侵，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大义为先，披挂上阵，看到这时你就自动脑补，自古以来，国家危难则忠臣义士赴死，太平盛世则佞幸小人享国，然忠臣义士所以为忠臣义士者即在此，不免泪目，其实是自己感动自己了。这时，文化基因落实为价值判断和排序的标准，就在戏曲上演和观看中传承因袭。

一切好历史剧都是当代史，都在搞影射史学。历史剧往往在表达现实中人对当前历史形势的一种判断，一种盼望，一种召唤，一种人心所向。在说宋明清的事，看剧评剧，就是全民议政，这个全中国人都懂的。《雍正王朝》《大明王朝》不用说，播出以后，社会反响都很大。《清平乐》也很有抱负，我一个中学同学跟我说，当今中国向何处去，有方向之惑，意见纷扰，阶层分化，宋仁宗以仁民爱物之心，行包容政治之实，平衡各种力量，努力维持安定局面，这个形象有一定的现实民心基础。我还看出，《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其实有经过启蒙的主体性，尊重个性，热爱自由，却跟他身为君父的责任和理性发生了很大冲突，他的感情家庭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我们这个以家国为本位、以最聪明善良能干的父权家长为人格理想的文化传统，怎么和大行其道的个人主义文化相配适，这也是这部剧想说的吧。当然，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历史剧的借古喻今、古今合流，源自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也强化了那种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大不可分割的贯通的整体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很真实的历史感觉和生活感觉，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一大粘合剂，人心的粘合剂，使中国历经巨变、革命、断裂而仍然是中国，是那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
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江湄，本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事关未来：讨论中国电视剧”会议上的发言。2020年10月31日发言，11月4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