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作家群走下神坛，往事不必再提

文/曹徙南
来源：新周刊

庆山近照。图/百度百科
随着80后作家与文化市场的无缝对接，曾经动人的青春文学就迅速坍缩为一种矫情且残酷的奇观被消费，而失去了指认现实的能力。在为数不多的剩下的80后作家里，重新认领历史似乎是不约而同的转向。
80后作家，正在消失。
“安妮宝贝开始炒冷饭了，韩寒、郭敬明拍电影去了，只剩一个张悦然还坚守着......80后作家还有什么可看的呢？”
80后作家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勾连着叛逆、混乱、残酷青春、45度仰望天空等一系列意象扎堆出现，成为当时爆炸性的文坛现象。然而他们想要在文学上登堂入室，是非常难的。
成也青春，败也青春，虽然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但到今天也只有一个张爱玲。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过早的走红往往意味着速朽，而这一点在80后作家群体身上显得尤为剧烈。
于是他们开始逃离，但是逃向何方？有的已定，有的还未知。
如今作为一个集体概念的80后作家群早已分崩离析，许多人不再写作，留下的也在拼命拒绝再被纳入80后作家这个概念里重提。

安妮宝贝，消失在夏摩山谷
安妮宝贝是七零后，但她的风格却又清晰地引领着下一代八零后作者。如今，她将熟悉的笔名改掉，变成了庆山。
庆山的新书《夏摩山谷》卖得不错，当然也要靠同行衬托。
相比于多年前的洛阳纸贵，在如今出版业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下，这部暌违七年的新长篇小说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尽管豆瓣评分7.3，但短评里的豆友似乎一点都没有给庆山留颜面。
“已经自我重复到不行、不行、不行，而且无聊、无聊、无聊的安妮宝贝儿。”“怎么回事啊自我重复到10年前莲花都写完的事儿又写一遍？？？我看安妮宝贝也是日子太舒服了！”
五年前，四十岁的庆山还叫安妮宝贝。正如中国很多著名文艺女青年一样，宝贝长到了中年，也开始佛了。她一改往日残酷敏锐的风格，开始专注于旅行和灵修。
把时间拨回到1998年，她还只是在宁波一家银行工作的柜员励婕。安妮宝贝是她随便取的一个笔名，如果知道自己后来能成为笼罩着整个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文艺女王，励婕应该会更谨慎一点。
从银行毅然辞职之后，安妮宝贝慢慢专注写作。首部小说《告别薇安》即被无数青年男女争相模仿文风，那些关于“爱、流浪、告别、宿命”的故事在早期的互联网上极其盛行。
当年的高中生，你可以语文考试不及格，但是你要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一定会在同学中间成为时尚小资的弄潮儿：“她，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眼看着整座城市，在沉沦的落日里逐渐虚无。”
要注意，标点符号加小短句是“安妮宝贝体”的标志。另外，夕阳是非常老套的词，安妮宝贝喜欢用落日。比如《蔷薇岛屿》提到的，柬埔寨巴肯山上的落日。
尽管安妮宝贝一直宣称自己不怎么上网，强调自己是背对时代潮流的写作，但逾千万册的作品销量说明她一直是时代的娇宠。《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清醒纪》如一声声平地惊雷，让安妮宝贝冠以“都市情感作家”的称号笃立于当时土土的文坛。
随后的作品《莲花》，更是带动了西藏墨脱旅游业的发展，年轻男女更是拿这本书当西藏旅行指南。家庭旅馆、桑耶壁画、蚂蟥密林、密集村落、墨脱、林芝......打卡，全部打卡。

安妮宝贝去往墨脱的路上所见。图/《莲花》
《莲花》之后，再无宝贝。无论是《素年锦时》还是《春宴》《眠空》，让人毫无记住感，一本接一本炒冷饭。哪怕是助力周冬雨、马思纯两位小花，拿下53届金马奖双旦影后的电影《七月与安生》，也是改编自安妮宝贝初期小说《告别薇安》。
不可否认的是，安妮宝贝确实影响了一批读者。很难厘清安妮宝贝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80后写作者的文化景观，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安妮宝贝这里开始，80后作家群被打上了“残酷青春”的烙印。
即便安妮宝贝出生于1974年，不过并不影响她被归入风靡一时的80后作家群。那些现在看来难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文学将80后作家捧上了历史舞台。
巨鹿路675号
安妮宝贝崭露头角的时候，她的宁波老乡赵长天正在为一份濒临倒闭的杂志焦头烂额。创刊于1956年的《萌芽》此前一直致力于发掘青年作家，可以说是严肃文学圈的入门跳板。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跳板下的泳池见底了。
随着市场经济到来，消费主义几乎席卷一切，学者、作家纷纷下海成了腰别大哥大的“倒爷”。学者戴锦华曾回忆，那段时间学界朋友在电话中与她商量的内容是：“有没有办法弄到 50 吨钢板材？”“能不能弄到批件，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八十年代建立的对于文学、艺术和理想主义的共识一夜倾塌。
巅峰时期《萌芽》的发行量达到30万份，而1995年赵长天接手主编的时候，已经跌落到了1万份。时不时去上海各大企业要钱成了他的工作日常。最初的改造并不见起色，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写作者，1997年，赵长天将目光投向刚刚成长起来的80后。一开始找中学老师推荐，然而收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优秀作文”。几经失望的赵长天决定由《萌芽》自己办一场比赛，寻找文学新星。
如今看来已经流于平庸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1999年近乎异类，打着颠覆传统应试教育的旗号的同时，新概念又为优胜者提供保送或加分上名校的机会。无论是口号还是实际的好处，新概念都刺激着80后的神经。原本只是为了拯救杂志效益的比赛一办就是二十余年，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文学格局。

新概念十周年庆典，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同框。
新概念作文比赛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催动了80后作家的早熟，今天活跃在文艺圈的作家、编剧，很多都有着新概念的出身背景。巨鹿路675号，成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灯塔。
比赛最初并不被看好，彼时的80后在人们眼里，要么规规矩矩、死气沉沉，要么热衷于扮演古惑仔的游戏。当时担任评委的叶兆言、方方、铁凝都表露了对于这场文学选秀的担忧，很可能一篇像样的稿件都收不到，“办一届就黄了”。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曾发表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在这封信中，署名潘晓的23岁读者倾诉着自己的苦闷：“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这篇文章是杂志社编辑结合当时年轻人的困惑与彷徨杜撰而成，却引起了长达半年的讨论，收到来信6万余封。
这封出现在80年代初的读者来信贯穿了80后的成长经验，作为第一代计划生育的人，社会转型期的一代，80后膨胀的个人主义不可避免的陷入与旧有意识形态幽灵的缠斗。在上海郊区、在四川自贡、在山东济南，蛰伏已久的少年们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从庸常而无聊的人生轨迹中远远逃开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郭敬明的老家四川自贡
到灯塔去
如果不是新概念作文比赛，韩寒的高中还不知道要读几年。靠着体育特长被上海松江二中录取的韩寒显然走错了片场。在这所重点中学，韩寒至今仍然是尴尬的存在。他的成功让这所百年名校声名远扬，但又反复提醒着应试教育对其规训的彻底失败，毕竟，韩寒只在这里读过一年半高一。
1998年9月份松江二中开学的时候，就读于高一（7）班的韩寒以这样的自我介绍开始了自己短暂的高中生活，“大家好，我叫韩寒。韩是韩寒的韩，寒是韩寒的寒。从今往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
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教室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一年后，韩寒拿到了第一届新概念大赛的一等奖。拿奖的过程充满戏剧性，由于没有收到复赛的通知，韩寒被单独加试一场。出题人将一张纸放进水杯里，随后离开。韩寒看着缓缓下沉的纸张，写下了文章的第一句“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
客观来讲，《杯中窥人》充满了表演式的深刻与老成，连韩寒也在多年以后评价这篇文章“其实那都是扯淡”，放在那一届获得一等奖的文章中，也算不上出挑。但对于刚刚萌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来说，没有比韩寒更具话题性的代言人。
退学、开赛车、写博客、办杂志，韩寒始终身处舆论场的中心，又游离在体制之外。有人把他比作鲁迅，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确实如此，上一个能够这样搅动中国公共舆论的作家还是鲁迅。只是学识的限制和与现实的分离使得韩寒难以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位置上呆太久，这种对于公共事务的介入很快沦为顺应舆论的姿态性批评。许知远将韩寒的这种成功称之为庸众的胜利。2014年以后，韩寒的博客不再更新。他转身投入电影行业，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抛在身后，任凭一张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2013年12月14日，郭敬明获得了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的称号。在得奖采访时，郭敬明揶揄道：“谢谢南方周末给我肯定，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南方系心中的少年英雄是另外一位，而我正好是他的反面，但今天没想到是我。”
当然这个称号的确更适合颁给郭敬明，毕竟从郭敬明的家乡到上海，需要跨越将近两千公里，而对韩寒来说，只是从郊区到市区的距离。
郭敬明一直想要逃离家乡，而新概念作文大赛就是他的赌注。为了拿奖，他把前两届的获奖文章条分缕析，买下七本萌芽杂志，裁下七份参赛表，投了七篇参赛文章。对于这场比赛，郭敬明的目标很明确，获奖，拿到保送或者加分，然后离开自贡。

郭敬明从不掩饰他的功利心，这点在他还未走红前就已经凸显端倪。胡玮莳是《萌芽》的编辑，熟识后郭敬明曾几次说自己要从家乡带腊肉给她。但当她有一次发表郭敬明作品的同时，配发了3篇评论，有夸奖有批评也有中间立场，杂志出版两天后，她的手机就收到郭敬明骂她的短信。
这样的精明让郭敬明更像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作家，虽然出道即陷入抄袭指控，但并不妨碍他一手打造自己的青春文学帝国。在80后作家都选择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郭敬明选择停在原地，上海的风光已经足够好。郭敬明大概从未想过自己会输，随着80后的老粉丝逐渐回归现实而从互联网中退场，更为年轻的读者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化商品也没有了必须选择郭敬明的理由。这两年《爵迹》《幻城》接连失败的背后，是80后小资幻梦破碎的声音。郭敬明所构筑的精巧的青春帝国，已经在现实的冲刷下摇摇欲坠。
作为当年青春文学的三架马车，张悦然是唯一一个还行驶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的人。在获得新概念一等奖后，张悦然密集出版了多部著作，大多数作品在新加坡写成，为了打发在外求学的无聊，也为了逃离计算机专业带给她的麻木和痛苦。很快，张悦然把青春的遗产透支得干干净净。在沉寂了十年之后，张悦然才带着长篇小说《茧》回归大众视野。
张悦然在多个场合讲述过《茧》的灵感由来，这个故事来自她的父亲。1978年，正在中文系念大学的张悦然父亲，把人生第一篇小说寄给上海一本杂志。小说题目叫《钉子》，源于他少年时目睹的真实事件。在他居住的医院家属楼里，一个医生在被批斗的过程中，被人从头顶摁下一枚铁钉，变成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里，凶手消失不见。小说最终因为调子太灰暗而没有刊登，失落在时间的缝隙里。
在大多数80后作家的作品中，历史始终是缺位的，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永远是悬置在社会现实与历史尘埃之间，他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样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既有秩序和存在的背离和解构，呈现出上世纪末年轻人普遍的精神状态，这也是他们得以获得追捧的原因。
然而随着80后作家与文化市场的无缝对接，曾经动人的青春文学就迅速坍缩为一种矫情且残酷的奇观被消费，而失去了指认现实的能力。在为数不多的剩下的80后作家里，重新认领历史似乎是不约而同的转向。通过对于父辈故事的重写和延续，使得断裂的历史被重新接续。80后作家在与父辈的和解中完成了对自身写作的超越。
已故的新概念之父赵长天曾说过，“毕竟，文学是一条寂寞漫长的道路，文学跟人有关，未必跟职业有关。我在意的是，文学能否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
80后文学作为虚构的乌托邦已然走向了衰颓，当热闹散去，80后作家亟需从告别青春的大梦，重返历史的现场，于废墟中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