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给孤独的人以星空

那些独处的、一个人的写作世界，其实很大、也很热闹。
读着蒋方舟的新书《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让人很难再把注意力放在她的童年，她的一切过往，只沉浸在她营造的故事里，而那正是作家的的内心。那些独处的、一个人的写作世界，其实很大、也很热闹。
每次出门晚归，她都有抬头看星的习惯。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她在湖北的一座小县城里，天气出奇的好，抬头一看，满天星斗，亿万年前的星空碎屑像是要落在屋顶的尘埃。
那样璀璨的星，她人生只见过两次。上一次在非洲，乞力马扎罗的雪山脚下，夜空的旷大和宁静完全震惊了她。于是她的故事便从一颗天外陨石讲起，写完这本书，她觉得自己和星星有了某种别人无法理解的默契，“你会觉得，自己就是知道秘密的人”。
理性文科生的清醒浪漫
《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给新书定下这个书名的时候，蒋方舟想到了费曼先生讲的故事。“一位白天做实验的科学家，发现了星星之所以发光是因为核聚变，当他晚上和女友散步，女友赞美星星的美丽时，他说，此刻我是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
都说科学杀死浪漫，但在这个故事里，有科学家的理性浪漫。蒋方舟也是过了许久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挺理性的人。从前别人这样说，她还会否认。“作家不是应该更感性，更有共情能力吗？”后来渐渐发现，“我好像就是这种人，包括这本书的叙述，都是冷静和克制的方式”。
在书中的第一个故事里，平地出现一块巨石，诗人浪漫地说“这是月亮”，但又科学地解释了地球潮汐和月球的关系。普修彻夜不眠地把石头凿出一个洞，在里面雕凿出卧榻、商铺、图书馆，最后把它打磨得透明，出现凹凸两面，形成一只巨大的望远镜，透过它来看远方，一切变得大而清晰。
“理工的很多学科反而有特别浪漫的东西。我看了一个意大利物理系家写的《时间的秩序》，他对于时间的描述方式，超过我看过的所有文学中对于时间的描述。”诸如，“我们栖居于时间中，就如鱼在水中，我们的存在，就是在时间中存在”。有人看完这本书表示，“我天天喜欢躺着，才不是因为懒，而是我的头倾向于待在时间流逝得更慢的地方”，而蒋方舟选择以此作为灵感，写下了她书中的第三个故事《在威尼斯重建时间》。
这本书从2019年底开始创作，去年春天进展最快。疫情期间，她在家把《战争与和平》和《荷马史诗》重读了两遍。最打动她的，竟是人在面对苦难时和伤痛后的镇定。“他讲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妇女，她先大哭一场，然后吃饭。就是这么一句，非常有意思，你会看到他不是一个沉浸于痛苦的作家，被情绪淹没，而是把头伸出水面。我喜欢这种平静的叙述，有凌驾于一切的目光。”
这是艺术的“间离”，它是创作者掌握的节奏。“我觉得节奏是一个秘诀，通过节奏把读者带到自己的世界里，但在这个世界里有不同的游乐园”，她打了一个比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有的像水上乐园，情绪一股一股的像水浪冲来，让你沉浸其中。而我的游乐园像摩天轮，一直转到最高的地方，让你俯瞰全局”。

在碰撞中保持天真幼稚
新书的语言风格有一种很不蒋方舟的东西。“挺像一个外国作家的，这本书故意以一种翻译过来的句式和语态在写。”她希望读起来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东欧作家的作品，有冷战前后的气息，“我希望它是没有时间感的，如果要找一个特别具象的描述，我想是一种坚硬的、透明的晶体”。
在海边巨石的第一个故事里，这种叙事风格尤为明显，那里有智者、长者，有诗人和孩子，和一个名叫普修的男子。在劝阻普修打磨石头的时候，长者会摇头叹息，“他这是要把海水装进裂缝的麻布口袋”，“他这是要把沙子变成麻绳”，文字中有一种若如同寓言的诗意。
至于那块石头，后来成了她大学同学覃斯之的建筑设计灵感。“他是我认识的最好学、有执行力，且生命力最旺盛的人。”他们是高中和大学同学，考入清华后，蒋方舟进了新闻与传播学院，覃斯之进入建筑学院，之后又去哈佛大学读研深造。起初是对方要做一个建筑竞赛的提案，她便写了这个孤独者凿蛋的故事，而建筑师将它变成了建筑蓝图。尽管这个蛋没有建成，但他们认为，这是梦想的起点。
“他说建筑师是需要灵感的，而建筑本身也在讲故事。”他们喜欢的建筑师和建筑类型也很像，比如路易斯·康，有很强的史诗感，像古希腊或罗马的建筑。“我们都喜欢巨石阵，帕特农神庙，一些庞大的，古老的，永恒的，给人压迫感的东西。我们也都很喜欢林璎，她是林徽因的侄女，21岁的时候设计了越战纪念碑，是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两个人真正熟起来，其实是从大学开始。“高中的时候，他在理科生的尖子班，我在慢班。”读大二那年要做暑期实习，就和建筑系的同学去了三峡，做移民安置调查的社会实践。“比如说，有一些人移民到了秭归，新旧居民该怎样适应融合。”
现在想想，“我们当时才读大二，也没法从特别专业的角度思考，但还是会提供一些建议”。社会实践之余，包括之后在校园的交流，她更多地感到思维方式上的碰撞，理科生会想怎么把蛋糕做大，文科生会想怎样分配更公平。在面对一个议题的时候，文科生是过程导向，而理科生是结果导向。
“这是进入到社会之前的一个锻炼。在工作当中面对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会更多，你应该学会如何去理解别人，理解并不意味着同意，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大学学会的比较重要的一课。我当时也一直在警惕，说我不要被别人的想法同化，要珍惜自己作为文科生敏感，有时甚至是比较天真幼稚的一面。”

与少年成名纠缠半生
当时选择三峡移民作为课题，是因为他们都是湖北人，有一种深层的情感联结。到北京读大学，是她第一次进入截然不同的新环境。“我小学和初中都在老家的铁路学校，大家生活背景都差不多，没有学业竞争上的压力。进入高中发现周围多数同学比自己家庭条件好，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时甚至产生了共鸣，“无法抑制的自卑与相信自己比他人好的倔强自尊交织在一起”。
在蒋方舟身上发生这样的复杂情感，是有些奇特的，毕竟她是十三岁成名的“天才少女”。提到那时一个月写二十篇专栏的感觉，她说“很痛苦”，坚持下来的原因是稿费收入。她同时给《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写专栏，周一至周五，每天写800字，稿费能有4000块。“那时家里要买新房，父母都是普通员工，月收入可能也就两三千。”
铁路系统的职工子弟，有不小的一部分长大后会进入系统，活成他们父母的样子。上初中时看着周围的同学，她忽然意识到，“他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alternative（替代），他们过着我可能会过、但没有过的人生。”几年以后，在一个录节目的工作场合，她遇到了当时的一个同学，在节目组做外联，类似艺人统筹的工作。想起当年事，蒋方舟有些歉意。“我的那位同学，她爸爸是学校的门房，她也因此受到了一些校园暴力，比如发作业的时候，同学把她的作业本甩来甩去。我当时是班长，我说不要甩，也没有什么用。”那天俩人聊起来，她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能阻止什么，可对方觉得这也是一种历练，做节目组外联工作，需要脸皮厚一点。
有一阵子蒋方舟的遭遇和这差不多。母亲曾因写作辞去教师工作，后来不再写了，她回到学校，却只能管理宿舍学生，成为同学口中的“舍管阿姨”。学校操场就在宿舍旁边，每次上体育课大家就说，“看，你妈在那，舍管大妈”。每当这种时候，她就表现得越发高兴和快活，开心地去找妈妈。“我不想被大家笑话了，小学生是挺天真的，可残酷起来也很残酷。”
这是蒋方舟身上的昂扬的性格特质，多年后她面对着“天才少女不再天才”的质疑，也没有让自己过于烦恼。“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真的困扰过，哪怕困扰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假如你的自我认知是完全没有天赋和才华的，就不会为此纠结，也就不存在困扰。所以我说即使有困扰，也是甜蜜的负担。”
很多时候，她内心的自信比表现出来的要多。“某种意义上说，我对自己的写作都挺有自信的。也一直特别喜欢。”覃同学也曾经拿林璎向她举例，少年成名的人一方面经历质疑，另一方面也有更多动力向自己证明他可以是一个有持久的创造力的人。“让我觉得有价值感的事非常少，而写作不止如此，它是世上少数能让我觉得快乐的事。”

《时装男士》对话蒋方舟
近两年来提及“天赋”的次数比较多，包括在新书的后记里，为什么？
我觉得每个时期对天赋的认知不一样，我当时也写过，就是说它不是一件能测量的事。但它确实是我自我观察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一个艺人，他会关注他相貌上的变化，带给他什么新的形象，对演的作品有什么影响。作为创作者，我就好奇才华在不同阶段的体验方式。
你31岁的宣告文字，在回忆过去时用了“情节稀薄”、“空白”、“没有目标”等词，为什么？
我可能是一个对自己的过去不太有执念的人，我也不太回忆过去。后来我发现，好多情节我想不起来了，所以就说感觉是一个情节稀薄的电影。毕业后的工作经历，现在觉得好遥远好遥远，遗失了大量的记忆，也不知道这些遗失的部分到哪儿去了。
你提到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理性决定不再愿意见的人和事，能立刻删除，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我觉得更多是情感上的，也谈不上伤害，我是一个不太容易感到自己被伤害的人，或者说这个人曾经跟你亲密无间，后来跟你无关了，在确定他跟你无关的那一刻，我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是什么样的情形让你觉得这个人今后和自己无关了？
我后来跟一个朋友聊，他说如果人生是一棵树，存在很多已经不在生长的枝桠，就像人生中已经死掉的关系，这个关系Is not going anywhere，就是它不再能生长，你就像修建盆栽一样把它剪掉。他说的对我很有启发，确实，我们人生中存在一些不再延续的亲密关系，还有一面之缘的人，分道扬镳的婚姻，如果它对你不再有任何益处，剪掉也不可惜。
你有身为写作者的孤独感吗？
不太有，写作本身是化解孤独的一件事，大部分的孤独是因为无事可做。写作本身是一种表达，表达之后就得到读者的回应，它是发出声音再听到回响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本质就是孤独的反面。如果你不期待自己得到任何意义上的回应，你也不会去写。
编辑 / 张玉洁
采访、文 / 陈晶
摄影 / 巴馨迪（aA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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