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为武侠小说正名 研究金庸第一人

严家炎，1933年生于上海，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资深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著有《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论鲁迅的复调小说》《金庸小说论稿》《知春集》《求实集》等。与唐弢共同主编了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材奖。2005年3月被北大聘为文科资深教授，即终身教授。

为人师者，境界之大，亦可有侠气也。

对严家炎这个名字，中文系毕业或者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绝对不会感到陌生。他与唐弢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被国内各大高校作为核心教材广泛、长期采用。作为“文学史家”的严家炎，被一代代修习此课程的学子所熟知。

2002年，年近七旬的严家炎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重新出山，主持列入“十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历经八年奋斗，严家炎主编、十位学者通力合作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推出，为广大学子再添精神食粮。

作为“文学评论家”，严家炎有两次大型评论，影响力都“出圈”：1960年代初，严家炎发表的有关《创业史》的评论文章，比如《关于梁生宝形象》《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等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一年，这位令人刮目相看的文艺理论家还不到30岁。后来这些评论文章成为后来者研究经常涉及到的重要史料。第二次就是开始于1990年代，对金庸武侠的评论。后者更在中国文坛、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小说在中国曾长期被视为文学里的“小道”，武侠小说更是小说家族里“出身不好”的一支，是“小道”中的“小道”。严家炎从严肃学术的角度，为武侠小说正名。他对金庸武侠有一系列的讲课及著述，率先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搬进北大课堂，对于金庸进入文学史及大学课堂的“合法化”，国内学术界对通俗武侠小说的接纳与认可，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此外，严家炎还秉笔直书，通过学术文章为丁玲、萧军等作家“翻案”，帮助消除他们在历史上曾遭受到的一些误解；把鲁迅小说《铸剑》归为武侠小说，与一位学者发生激烈笔战……

在一次次文学论战中，严家炎坚守着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就事论事，冷静客观，以理服人。

他说：“无论为学还是做人，都需要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

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说北京大学有两个“大侠”，其中一位就是严家炎。2018年，当时90岁的宗璞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再次确认：“严家炎是有侠气的好人，助人为乐，绝不计较一些小事，心胸很大，敢说真话。说真话有时候会惹麻烦，但他不考虑那些，事情该怎样就怎样——这在现在很难得。”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60多年，严家炎撰写了近400篇文章，出版22本书，独立或与他人编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2021年，他挑选了自己有代表性的文章和书籍整理后交给出版社，十卷本、230万字的《严家炎全集》即将出版。

2021年春天，北京，垂柳婀娜，红花斗艳。在朝阳区一处养老院的文化室里，88岁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在等候着约访的封面新闻记者。见到记者，他上前一步，热情而有力地和记者握手。他目光坚定且专注，语速缓慢而清晰，似一株饱经风霜的不老松。严家炎做事谨严，不爱说话，也不轻易流露感情。因为身体渐弱，他的记忆力减退，但仍在夫人卢晓蓉的帮助下，非常努力分享他的诸多核心观点，金庸武侠的文学价值，为了真理与人笔战，为被遮蔽的作家说话，等等。说得最多的，还是武侠。他多次提到，对金庸武侠作品的高度认可、重视，“绝不是我故意要把他抬起来，而是从事实出发，研究出来的结果。”

一说到武侠，严家炎的状态就仿佛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在那里，他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是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给他人。严家炎说，通过阅读和实际交往，他印象中的金庸，敦厚而坚毅，为人正直，不取巧。而这些性格特点，也恰恰是记者这次采访所感受、了解到的严家炎所具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在此达成了一种高度契合。文学场边的解说员，有时候也是文学场内的一份子。

如果可以选择一个仅金庸笔下的人物来自比，会选择谁？严家炎的回答是：“郭靖”。这是严家炎看的第一部金庸武侠《射雕英雄传》的主角，一个憨厚、正直、踏实的大侠。无独有偶，郭靖也被视为与金庸气质比较接近的一个小说人物。

像严家炎这样书斋里的学者，虽然不是刀光剑影的大侠，却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表现侠的力量：通过犀利睿智的思考，去发现值得彰显的价值和意义，去帮助被遮蔽被忽略的存在。在过往八十多年的过往人生中，严家炎经历磨难，遇到挫折，可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大侠世界。

把金庸武侠搬进北大课堂、纳入正规教学体系

出版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

1994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严家炎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家炎非常正式而严肃地提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

金庸武侠粉丝遍布华人世界，影响力甚大，有“成年人的童话”之美誉。但能进入高等学府，而且是北京大学，被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如此认可、重视、赞誉，却是头一次。 尤其是，当时还有不少人对武侠小说有很深的偏见，认为其“犹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严家炎如此重视、好评金庸武侠，必然也迅速引发学界内外的高度关注，其中不乏争议。

严家炎一不做二不休。1995年春季学期，他干脆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把金庸武侠小说正式搬进北大课堂，对之进行系统的学术探究、传播。讲座饮誉北大，很多人来旁听，一位日本的教授也觉得有意思，全学期一节课都没落下。据严家炎的高足、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回忆说，那时候的北大，几乎全班同学，尤其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讲稿后来被整理成书出版，这就是国内“第一部从学理上研究金庸小说的专著”——《金庸小说论稿》。这本书至今被年轻人阅读、认可，在豆瓣上好评甚多。

除此之外，严家炎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金庸武侠的论文。1996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等，1998年出席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主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主持“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成为大陆学界最著名的金庸小说研究专家。而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的《金庸小说论稿》，除收录《金庸热：一场奇异的阅读现象》《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等十二篇专业论文，还有《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五则附录。

为金庸武侠“正名”的这一切努力，对严家炎来说，并非为了赶潮流攀附名人或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出于对金庸武侠的深入研究和对文学规律的深刻认识。

严家炎从语言、形式、风格、内容、历史观等多个角度，对于金庸武侠给予全方位研究，发掘出其独特却容易被忽略的价值。

中国有比较悠久的武侠写作传统。但判断作品是不是文学，是不是好的文学，首先在于语言。在严家炎分析看来，是金庸的写作，使武侠小说“真正进入文学的宫殿”。金庸的武侠清新可读，正在于他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做了出色的文学实验：汲取章回体小说形式，汲取白话语言的优点和新文学之长，形成一个新鲜活泼、干净利索而又优美亲切的语言宝库。”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

用通俗的文类、形式，写出了现代的精神

在思想方面，金庸用现代精神全面改造了武侠小说（因而被称为“新武侠”），里面没有旧武侠“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这类文字，也没有“快意恩仇”“任性杀戮”；金庸作品里也没有歧视少数民族、张口就骂人为“鞑子”的不良习气，而是以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金庸作品的主人公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这类封建性的价值标准，他们的人生观里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与“五四”新文学相通；金庸在好几部小说里边提出来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他还写到人性的普遍弱点；金庸刻画的人物很有特点，《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锋、南帝段智兴、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性格鲜明，各有千秋；他善于将小说场面舞台化，或将电影特技移用到小说中。在创作方法上，金庸早期用的是浪漫主义，但到《神雕侠侣》以后，更多地运用象征主义。

严家炎还分析出，在金庸最后的两部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金庸发挥他政论家的洞察力和小说家的想象力，这两方面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金庸是个政论家，他写过的短评、社论，自己估计大概是两万篇左右。如果一篇是五百字的话，这种社评、政论、短论文章合在一起就有一千万字以上。“这就说明金庸的小说不仅仅是让人看着玩的，而且是有它独立的见解，独立的思考精神的。“金庸小说是一种有思想的娱乐。金庸小说采取古代的题材，通俗的文类、形式，却写出了现代的精神。题材是古代的，古代的人、事，但是精神是现代的。金庸小说将严肃文学“为了人生”与通俗小说“供人消遣”两方面统一了起来。金庸小说写的是虚幻的武林世界，却写出了真切的现实世界。“金庸在武侠小说中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 ”

与金庸保持20多年的君子之交

曾受邀在金庸位于香港的家中畅聊

除了学术上深入研究金庸，在现实生活中，严家炎也与金庸保持一种君子之交的纯粹友谊，保持来往交流20多年，直到金庸先生去世。

上世纪80年代，严家炎在北大教书，发现学生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的小说，很上瘾，他就很好奇。1991年，严家炎去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东亚图书馆内，他发现，借阅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数量极为可观，一套书借出过几十次乃至上百次，在借书页上密密麻麻敲满了图章，有的金庸小说已被翻得陈旧破烂。

《射雕英雄传》是严家炎开始认真读的第一部金庸小说，“跟早年读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拿起来就不大容易放下。” 读的时候有兴趣，又觉得金庸武侠热，是一个文学现象，值得研究。这让严家炎决心全面深入研究金庸武侠。

1992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在一个小型文化人聚会上，被友人引荐与金庸相识。金庸为人热情，见面后即邀请严家炎去他家里做客。金庸家位于山顶道一号，有很大的书房，藏书极丰富。金庸学养不俗，给严家炎留下深刻印象。两人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谈到金庸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作为研究者，严家炎向金庸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两人相谈甚是投机，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临别时，金庸把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送给严家炎，并派自己的司机送严家炎回到香港中文大学。

更深入阅读了金庸所有武侠作品后，严家炎更加佩服了。两人也开始了长期的君子之交。多次面谈，通信，让严家炎对金庸的世界了解更加深入。比如金庸曾与他聊起，1945年金庸被“中央政治学校”藉口开除后，他在表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帮助下，做了近一年的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沉心读书，得以积累了大量文史知识，打下厚实基础。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之后，他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2004年，两人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两人成了心灵之交，君子之交。“与先生交往中，他的宽厚、仁慈、真诚，让我感受非常深。”

随着金庸2018年10月去世，金庸取得的武侠小说成就，也成为绝唱。在严家炎的判断里，跟金庸同时期的武侠作家，比如古龙、梁羽生等，也自有各自的贡献，“但总的来说，金庸的作品是最杰出的。金庸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三年，正式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他办《明报》，始终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方针。他的小说虽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因而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金庸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是他本人的真切写照。”

随着时代变化，滋养武侠小说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在网络小说门类中，武侠很多都变成了玄幻、穿越和升级打怪。当武侠里的文化因素流失，就只剩下打斗，武侠的精髓也就不在了。像金庸这样的中西、古今贯通的武侠写作者，也很难再有了。甚至有人说出“武侠小说已死”的观点。严家炎认为，武侠虽不至于死，但是金庸武侠那种因天时地利人和所成就的结晶，“以后怕难以再有人取得了。”来源：封面新闻　|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