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长篇小说2022秋卷 | 评论：作为方法的马伯庸

马伯庸





长篇《大医》评论

作为方法的马伯庸

李伟长

马伯庸已是一个现象，一个近乎光芒四射的现象，以至于人们在注意到他的时候，也清晰地看到了周围无可奈何的暗淡。从小说到读者大众的距离，并没有因为这些年小说家们的努力变得更近，相反似乎越来越远，读者转身投向了别的山头。悲观地说，文学新的读者群体没有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崛起而广泛到来，反而是老的读者正在黯然散去，短视频、信息流摇旗呐喊得正欢。

（一）

马伯庸“准确”地出现在读者换场的路口，以《长安十二时辰》和《两京十五日》拦住了人们的去路。这不是孤胆英雄式的救场，而是现实的文学生活在此上演。马伯庸曾经的位置就在那儿，往前一步是纯文学，往后一步可能就是网络文学。马伯庸近年的广受关注，不是意外的偶然事件，事实上，很多年前他就隐秘地建立了广泛而持久的名声，只不过他所在的地方不叫纯文学圈。《长安十二时辰》的确是一次转折，于马伯庸自己是如此，于小说生态的调整也是如此。甚至借由电视剧和电影的传播力，新的人群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紧紧围住了他，称他为马亲王。

“亲王”是一个稍微遥远的故事，未有十二时辰之前，没进长安的时候，马伯庸的“神贴”《五行山下双石记》就流传甚广了。金箍棒到底打哪儿来，最终又往哪儿去了？把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齐天大圣、红楼通灵宝玉和水浒一百零八魔王串在一起，讲成了一块石头跳跃无边的奇幻旅程。脑洞之大，论证之严，叙述之跳跃，行文之洒脱，旁征博引之恣意，堪称奇文。他所用的文本“拼贴”技艺极具后现代意识，在正经中斗转星移，在庄严中信口开河，戏谑处又引经据典，拼贴手法自如熟练。这条帖子直到今天还时常被人提起，作为寻视马伯庸创作来路的证据。于马伯庸而言，这近似一个游戏，一个用想象力搭建起来的文字游戏，庄重与戏谑并存，漫天的想象力与既成的文本事实齐飞，既取悦读者也取悦自己。借用布罗茨基的话，写作是一项取悦一个影子的事业，在马伯庸这里，区别在于影子是谁而已。在马伯庸的早期写作中，自得其乐的成分更大一些，被取悦的影子就是他自己。在那些释放想象力如绚烂烟花般的文章里，文体的边界被不断拓展，事件被马伯庸重新调色、编码后重新出发。每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有趣的游戏，马伯庸就是一个认真的游戏发明者。如果说写文章还不够自由，多少还受限于材料的出处，那讲故事就给了马伯庸更大的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愉悦与兴奋。

从马伯庸的作品可以捕捉到两个法则，一是故事生发地，即从何处开始进入虚构，所谓叙事的法门。马伯庸擅长找到一个故事法门，或从经典文本，或从耳熟能详的故事，即一个有认知基础的载体，借用这个载体切入虚构现场，在既有的叙事范畴内做加法。在马伯庸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的小说《长安的荔枝》中，这个载体就是杜牧传颂千年的几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敢问新鲜荔枝从哪儿来？怎么来的？从岭南到长安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如何跨越数千里将新鲜荔枝送到杨贵妃的嘴边？这个经由诗歌定型的历史事件已然如此重要，重要到小说家轻而易举地就建立起了令人信服的对历史生活的模拟过程，令人相信其必然蕴含的生活逻辑性和真实性。这可以命名为一次“征用”，有了名正言顺的“征用”所建立起来的模拟过程，读者对小说人物的同情心将得以最大程度的被唤醒，因为历史事件在此扮演的是不容置疑的导演。

第二个法则就是时间，马伯庸将叙事时间操弄得得心应手。人们在马伯庸身上感受到了叙事时间的魅力，捕捉到了故事与时间的震荡联系。好的小说家都善于与时间周旋共舞，与之玩着心知肚明的游戏和诡计。对小说家来说，时间设定了文本叙述所需要的控制力，也可以说是情节张力、文本弹性。时间意味着计算，有计算就需要缜密的设计，有设计就会有谜题，以及必不可少的解答过程。时间就是一炷香，一次沙漏，一场比赛，当然对小说家而言，时间就是一次文本里的暴风骤雨，雨过天晴之后看不见风雨来临的痕迹。

马伯庸已然成为一种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后来者的模仿，它更多地属于马伯庸一个人，甚至是一次性的文本行动。连马伯庸自己都得谨慎地使用，以免被视为自我重复。一个高级的游戏玩家，认真起来的话，是不会满足于重复玩一个游戏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变换更新游戏法则，调新兵，遣新将，重整旗鼓，再布新局。

（二）

进入到马伯庸的新作《大医》，便会感觉到他的用心和方法。马伯庸的历史叙事来到了近代一个磅礴的时空，我指的是国内现代医学开始萌生的历史真实时间。时间线与马伯庸之前的极限时间不同，从整体故事过渡到了多次事件，这是一次迫不得已却卓有成效的叙事让步，毕竟向前发展的历史无法停下来形成故事闭环。

马伯庸的处理方法既巧妙又危险，那就是聚焦于某一事件的时间限度，以此来增强文本的张力和故事结构的精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医》的写作更为从容绵延，叙事策略接续了小说叙事的古典传统，即以事件驱动小说的进度，小说人物在不断迭代的事件中得以成长。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的从医是一串事件之后的结果，三个年轻人的成长也是社会现实、个人意志和家庭背景的综合所为。

清末时期的皖北水灾、上海鼠疫、武昌战场等大事件接连而起，救灾、救伤、公共卫生救援渐次展开。这些文学事件与中国现代医学的萌生紧紧相关。每一件大事都赋予马伯庸新的叙事空间，曾经紧张的节奏氛围被置换为命悬一线的救灾治病，同样让文本保持住了足够的张力。除却红会在中国生根落地的历史过程，支援革命党人的赤十字会的成立也进入了小说家的眼帘，由此一并进入的还有宏阔万千的近代革命历史。这才展现了马伯庸的视野之开阔，进入历史巨河的雄心壮志，以及他柔软的身段。

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题材，从红十字会的角度进入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脉络，连带着纵观了近代历史的变迁，此为大。大有大的气象，大也有大的艰难。至为艰难的就是恪守虚构的限度，历史本事都在，如何变幻其相进入历史，所谓大处不虚、小处不拘。马伯庸的史料功夫早就盛名在外，涉及历史大截面的地方可谓处处谨慎，不作虚言，引用化用，均有来处，这是历史题材小说的魅力，必须呈现出无我的小说氛围。一旦获得虚构的空间，小说家也是竭尽所能、长袖善舞，则处处有我。如此大小相谐，才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错落妙音。声音有了，故事自然也有了。如果说马伯庸之前的想象力多少有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色彩，那在《大医》则蜕变为扎实的经营，他处理素材的方式就像一个耐心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描绘触目所及的水灾时，马伯庸的笔触像一个描绘自己时代的画家。

这是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创作旅程。当小说家回望历史时，有太多的风云值得重新审视、重新书写。因为准备工作需要做大量的功课，相比而言书写个体经验的就要容易得多。这是一项正在式微的传统手工式写作，行者稀少也是正常的。我们偶尔会感叹，《战争与和平》式的小说今天还会有么？当然不会有。或许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不必问这样的伟大作品是否会有，而是问这样写法的小说家还有多少？经年累月地收集素材，皓首穷经地进入历史生活的细节处，笨拙地悉心打磨小说里的“技术参数”，这都是面对历史生活，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如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一个杂家，天文地理人间百业都有触摸，如此才有温度的故事。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历史缝隙里的真实感——有温度的真实感，而不是所谓的真实。好作家要做的就是传递出这类真实感。马伯庸的写作就是捕捉到了细节里的温度，并且很好地实现了传递，让读者感受到了真实感。

《大医》里有不少手术场景，涉及医学专业术语，这本是挑战。马伯庸没有错过良机，将专业知识可能带来的挑战变成了呈现与分享，其巧妙之处在于让读者似乎看懂了小说人物所讨论的专业问题，从而形成了独立的小说空间。事实上，非医学领域的读者读过之后并不会就懂了。这是一种构建真实感的叙述技术，这也是文学和现实关系的镜子。现实主义写作的法则不是复制现实，而是经由现实进入文本之后获得现实感。这一观念同样可以推到历史写作。现实感、专业感、历史感似乎都是一种非理性的感觉，但那是写作能力的最好体现。有的作家征用了海量的历史资料，也依然无法建立哪怕一丁点真实感来。小说写到传统接生术时，有一个细节——

“她还没生呢，你把手伸进产道去做什么？”姚英子突然质问。稳婆搓了搓手，赔笑道：“这位小姐怕是还未经人事，翠香这胎儿忒大，所以每天得多掏掏，开开路，到时候好生。”

这个细节是有力量的，它不止是写出了传统接生的问题和现代接生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作为小说细节，很好地从现实生活中拓来了粗粝又令人信服的真实感。

（三）

学医的人大概都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

无独有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讲的也是医德：“凡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不问贵贱，不论贫富，为病家谋幸福，见彼苦恼，若己有之，都是穿越历史长河依旧清澈迷人的准则。尤其“若己有之”四字，更能体现“大医”的仁心道德，同情、悲悯、感同身受都是题中之义。这是小说的精魂所在，也是马伯庸所张扬的医者精神。往更辽阔的地方讲，这一医者精神同样是人的精神，甚至是英雄的精神。

从历史的尘埃中捕捉一种精神，用捏土为骨的手法进行赋形，是马伯庸塑造小说人物的常用法则，由此他笔下的小说人物常常充盈着一种精神，元气丰沛，活力有加，从《长安十二时辰》的张小敬，到《长安的荔枝》的李善德，再到《大医》的方三响，无一不散发出强悍的生命力，一种经受命运摧残而不认命转而与之搏斗的精气神。他们是与生活和命运搏斗的悲壮的英雄。如果说之前的小说人物多少还有悲剧英雄的气息，那在《大医》中的英雄气息则更为纯粹，也更为普遍，融入了东西方共通的人类至善的部分品质。

马伯庸心中理想的医生，正如小说中所写道的：“医者是在上帝的领域工作，掌控的是人的生死。所以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不止要学习技艺，还要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地动山摇还是内心恐惧，都不能干扰医生对患者的判断与处置。”这几乎可转化为诸多行业中人的标准，技艺非凡，意志强悍，以及光一般的仁心。

马伯庸天生就是一位讲故事的人。传递知识经验的故事法则可能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失效了，但在他这里依然生机勃勃。经马伯庸重新编码的公共经验得以文学的方式持续激发读者的好奇与激动。他的热切、兴奋、取悦自我以及打开世界的想象力都为人赞叹，也给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带来启发。

不断被重述是好故事的价值和宿命，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下已经获胜的马伯庸还需要与未来更久远的时间进行谈判。当一个故事被讲完了，听故事的人散去了，这个故事是否还会被继续讲述。就像在电影《楚门的世界》的结尾，当楚门终于走出巨大的摄影棚，观众在欢呼片刻之后，并没有停下来想点什么，而是转头就去看别的节目了。观众并不关心楚门进入真正的生活之后会怎样，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时间如何被占据，自己的精神如何被喂养。楚门何去何从，与他们无关。小说家终会从故事中离场，投入别的文学生活，心怀马伯庸方法的马伯庸将来也得面对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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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长，青年评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有阅读随笔集《珀金斯的帽子》《未被摧毁的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