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说：写作，是为我的人民报仇

当地时间12月7日，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瑞典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这是她的演讲全文翻译。
原文为法文，英文翻译来自艾莉森·斯特雷尔（Alison L. Strayer），由澎湃新闻记者从英文译为中文。

安妮·埃尔诺在瑞典学院发表了获奖演说。

该从哪里开始？我凝视着一张白纸，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几十次。似乎我需要找到那个，唯一能让我进入写作并一举消除所有疑虑的句子——它是一把钥匙。今天，当我面对一个情况时，最初的迷茫已经过去了——“这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吗？”——我的想象力以一种不断增长的恐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被同样的需要所淹没。找到能让我在今晚受邀来到的这个地方毫不颤抖地自由而坚定地说话的句子。
要找到那句话，我不必看得很远。它瞬间就出现了。在所有的暴力中，它就像一颗宝石那般耀眼，无可辩驳。六十年前，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为了给我的人民报仇。”它呼应了兰波的呐喊：“我永远属于劣等种族。”我当时22岁，大部分时间在省级学院和当地资产阶级的子女一起学习文学。我骄傲而天真地相信，写作，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无产劳工、工厂工人和店主中最末等的一类人，为那些他们的举止、口音、缺乏教育而被轻视的人，以纠正社会不公与人们出生时的社会阶层有关。个人的胜利可以消除几个世纪的统治和贫困，这是学校已经凭借我的学业成功在我心中培养的幻想。我个人的成就怎么能弥补我所遭受的任何屈辱和冒犯呢？这不是我曾经问过自己的问题。对此我有几个借口。
从我学会识字开始，书籍就是我的伙伴，阅读是我课外的自然职业。这种爱好是由一位母亲培养出来的。在她的店里，在她的顾客之中，我读了很多小说。比起缝纫和编织，她更喜欢我读书。书籍的高昂成本，以及在我的宗教学校中对它们的怀疑，使它们更加令人向往。《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简·爱》《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后来还有《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异乡人》……通常是机缘巧合，而不仅仅是学校的要求，决定了我读的是什么。
通过选择文学研究，我选择留在文学中。文学成为了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把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并真正地活出它们。文学是我不自觉地与我的社会环境相对立的一块大陆。在我看来，写作意味着一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并不是两三个出版商拒绝了我的第一部小说——一部小说的唯一优点在于它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形式——这抑制了我的欲望和我的骄傲。在一个按性别定义角色、禁止避孕和终止妊娠是犯罪的社会中，人们能敏锐地感受到女性与男性存在的重要差异。我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担任教职并全权负责家务，每一天，我都离写作和为人民报仇的承诺越来越远。我读了卡夫卡的《审判》中的寓言“法律面前”，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形状：在没有进入为我量身定做的大门的情况下死去，那是一本只有我能写的书。
但这是没有考虑到个人和历史环境的。我的父亲在我回家度假三天后就去世了，我的工作是教和我自己背景相似的工人阶级学生，世界各地的抗议运动——所有这些因素把我带回来，穿过那些无法预见的、接近我起源的世界、接近我的“人民”的道路，让我的写作欲望具有一种隐秘而绝对的紧迫性，而不再是20多岁时那种虚幻的“无所事事”。我现在要做的是深入挖掘被压抑的记忆中无法言说的东西，让人们了解我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写作是为了了解那些使我与自己的本源疏远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在写作中，没有选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作为移民、不再说父母语言的人，以及那些作为阶层叛逃者，不再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用其他语言思考和表达自己的人，面临着额外的障碍。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他们确实感到很难，甚至不可能用他们所掌握的主流语言写作。他们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并在文学作品中欣赏这种语言，欣赏任何与他们的起源世界有关的作品，即由描述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地位的感觉和词汇组成的第一世界。一方面是他们用来给事物命名的语言，带有残忍和沉默，例如阿尔贝·加缪那篇非常优美的文章《在“是”与“否”之间》中，一位母亲和一个儿子之间的亲密交流。另一方面是受人钦佩的，内化的作品的典范，这些作品使第一个世界开放，他们为自己的提升而感到感激。他们有时甚至认为这里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对我来说这包括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当我重新开始写作时，他们中没有一个对我有任何帮助。我必须打破“写得好”和漂亮的句子——正是我教我的学生们写的那种——来根除、展示和理解贯穿我内心的裂痕。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是一种表达愤怒和嘲笑，甚至粗俗的语言的喧嚣，一种过度的、反叛的语言，经常由被羞辱和被冒犯的人所使用，作为他们对别人的蔑视记忆的唯一反应，对羞愧和感到羞愧的唯一反应。
很快，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以至于我无法想象有任何其他方式开始——我的社会存在于我学生时代的裂痕，一个令人作呕的状况，法国国家仍然谴责妇女通过地下诊所偷偷堕胎。我想描述发生在我女性身体上的一切，如何发现快乐，如何体验月经。所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描绘了我写作的领域，一个社会和女性主义的领域。从那时起，为我的人民报仇和为我的性别报仇，成为了同一件事。
一个人怎么能不反思写作而反思生活呢？怎么能不去想写作是否会加强或破坏对存在和事物的公认的、内化的表征？以其暴力和嘲讽，反叛的写作难道不正是反映了被统治者的态度吗？当读者在文化上享有特权时，他们对书中的人物保持着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的威严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最初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凝视，当我将要讲述我父亲的故事时，这种凝视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背叛。从我的第四本书开始，我采用了一种中立、客观的写作方式，“平淡”的意思是它既不包含隐喻，也不包含情感的迹象。暴力不再出现，它来自事实本身，而不是写作。寻找既包含现实又包含现实所提供的感觉的词语，成为了我至今在写作中持续关注的问题，无论主题是什么。
我有必要继续说“我”。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人称——在大多数语言中，从我们会说话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我们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存在的——在提到作者而不是虚构的“我”时，通常被认为是自恋的。值得记住的是，“我”，迄今为止是贵族们在回忆录中讲述武功的特权。在18世纪的法国是民主的征服，是对个人平等和成为自己故事主题的权利的肯定，正如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的第一个序言中所宣称的那样：“没有人反对，作为一个平民的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值得读者注意……无论我生活得多么默默无闻，如果我比国王们思考得更多、更好，我灵魂的故事就比他们的故事更有趣。”
激励我的不是这种平民的骄傲（虽然我曾说过），而是使用“我”——一种男性和女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捕捉感觉的探索工具的愿望：那些被记忆掩埋的感觉，那些我们周围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给予我们的感觉。感觉的前提对我来说既是我研究真实性的向导，也是研究真实性的保证。但是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讲述我的生活故事，也不是要让自己摆脱生活的秘密，而是要破译一个活生生的情景、一件事、一段浪漫的关系，从而揭示一些只有写作才能实现的东西，也许还能传递给别人的意识和记忆。谁能说爱、痛苦、哀悼、羞耻不是普遍存在的呢？维克多·雨果曾写道:“我们没有人有幸过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由于所有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有当书中的“我”在某种意义上变得透明，而读者的“我”开始占据它时，它们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阅读。如果这个“我”，换句话说，超越了个人的体验。
这就是我对写作的承诺的构想，它不包括“为”一类读者写作，而是“根据”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内陆移民的经历来写作，从我对我所生活的岁月越来越长的记忆中，以及从现在开始，我不断地提供他人的图像和文字。我在书中许下的承诺，是基于一种已经确定的信念：一本书有助于改变个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压抑的孤独经历，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自己。当无法言说的事情被曝光时，它就是政治性的。
今天，我们在女性的反抗中看到了这一点，她们找到了破坏男权的话语，并站起来反对这种最古老的形式。然而，我仍然想知道女性在文学领域所占的地位。她们还没有获得书面作品生产者的合法性。在这个世界上，包括西方知识界在内，对一些男人来说，女人写的书根本不存在，他们从不引用它们。瑞典学院对我作品的认可，是所有女作家希望的象征。
在揭露那些无法言说的社会问题、那些与阶级和种族以及性别相关的内化权力关系时，只有直接体验其影响的人才能感受到，个人解放和集体解放的可能性就出现了。通过剥夺语言，所有语言所承载的愿景和价值观来破译现实世界，就是颠覆其既定秩序，颠覆其等级制度。
但我不会把文学写作的政治作用与我在事件、冲突和思想方面被迫采取的立场混为一谈。我成长为“二战”后的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位于法国政治，理所当然地参与到社会斗争中。今天，我们不可能说，如果他们没有大声疾呼并作出承诺，事情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在当今世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图像闪过的速度形成了一种冷漠的形式，专注于自己的艺术成为了一种诱惑。但与此同时，在欧洲，一种撤退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正在抬头。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排斥外国人和移民、抛弃经济弱者、监视妇女身体的基础上的，对我和所有那些认为人的价值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人来说，需要有极端警惕的责任。
我被授予了最高的文学荣誉，它就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我在孤独和怀疑中进行的写作和个人研究。这光并不使我眼花缭乱。我不认为授予我的诺贝尔奖是个人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它看作是一场集体的胜利，这既不是出于骄傲，也不是出于谦虚。我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希望全人类享有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人一样感到自豪，而不论其性别、肤色和文化；与那些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人站在一起，保护一个因少数人的逐利而使所有人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的地球。
如果我回顾二十岁时所作的为我的人民报仇的承诺，我不能说我是否已经实现了。正是来自这个承诺，来自我的祖先们，勤劳的男男女女，习惯了那些导致他们早逝的任务，我得到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有了在文学中给他们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这群人的声音，从很早的时候就伴随着我，让我接触到其他世界和其他存在方式，包括反抗和想要改变它的方式，以便将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社会叛逃者的声音铭刻在那个解放的空间里，那就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