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我的写作体会全在这里了 | 名家谈写作

我一向认为，

大人物属于历史，

小人物属于文学，

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王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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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因此有很强的发表欲。但是人的发言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我哪有机会？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他的社会地位也许很低，但发言的机会却很多，这种人就是作家。我读《从文自传》，沈从文的职位很低，但是他的作品登在各大报刊上，对我影响很大。


也许这样想下去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而我先写杂文；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而我是“童工”。抛开天分不论，单就满足发表欲来说，诗暧昧，小说迂回，还是杂文直接了当。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华北的几家报刊，赚微薄的稿酬，补贴老父的生活费。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引起社会关注。


当然，这不是全部答案。我在回忆录中说，依我的性格，适合做法官；依父母的期望，我应该做医生；要想如愿，必须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做了些什么？只有作家不讲学历，不限资历，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我只有这一条窄路，这一条险路。我庆幸文学救赎了我，使我免于沉沦。我也庆幸后来能更进一步，超出杂文的局限，窥见艺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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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如何遇见他”。（下面一句是：“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


举例来说，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我的回忆录第四本第一篇文章，本来的题目是《在基隆码头喊万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后来改了题目。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在回忆录第三本《关山夺路》里头，在第四本《文学江湖》里头，我有好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感谢人之初、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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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把我的作品作了如下分类：励志散文《人生三书》，也就是《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用几百字一篇的小品随笔谈论人生修养，读者随时可以打开，随时可以放下。那年代，年轻人比较没有耐心，很喜欢这种写法，论者称之为“人生工程的建筑材料”。现在年轻人要自己打造自己的人生观，你只要供给砖瓦木料，即使你给他整本大套有系统的理论，他也要拆开拣着用。


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指导，《讲理》、《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子》，这些书以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为对象，讨论写作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样的书还很少。我做这件事受夏丏尊先生影响，也有我自己的动机。我到台湾以后一直寻找写作的方法，夏先生的书是禁书，即使没禁，他也还有一个层次没有说到。可是那时候，我听到的答案是，文学创作没有方法。我很纳闷，做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写小说、写散文怎会没有方法？我终于找到很多方法，我要把它写出来，打破某些人对方法的垄断。


以上两类作品在台湾畅销了40年，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证明对青年有益处，可以请国内的年轻人看看。


还有一类作品，评论者称为抒情散文，我认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千手捕蝶》，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纯正的散文，给我带来一些声誉，我也希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


我在台北写《碎琉璃》，本想拿它做我的第一本自传，它温柔地、伤感地歌吟我的童年，我也使用了小说常用的技巧，糅合、发酵、堆高和视角变换，加强了散文的表现力，有人称为“散文的出位”。我打算一直这样写下去。可是我出国了，远适异国，受到所谓文化撞击，心情改变，《碎琉璃》的世界我再也进不去了，我的回忆录最终写成你看见的这个样子。


几本抒情散文以《左心房漩涡》得到的风评最好。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30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这是一次死去活来的大手术，见肺见肝，触及灵魂。《左心房漩涡》就是那几年碰撞、阵痛、复苏的文学纪录。我用了现代诗的一些技巧，如意象切断、节奏跳跃、语意多义，有人称之为“诗化的散文”。我也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赋”的风格，吞吐开合，铺张扬厉。整本书33篇散文脉络一贯，其实就是一篇长文，有人称为“主题散文”。那时候，这样写散文的人还很少。有人问我书名《左心房漩涡》是什么意思，我说中国大陆是我的左心房，台湾是我的右心房。我本来打算再写一本《右心房漩涡》，也是因为出国了，我的台湾经验写成《文学江湖》。我也希望国内的朋友们看看我的抒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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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回忆录，写了17年。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我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在同时代的人中间，我的回忆录晚出，虽有那么多珠玉在前，我仍有我的特色。有人说，这些回忆录不过大同小异罢了！没错，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写回忆录不能只写自己，要小中见大，写出众人的故事、万法的姻缘。没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大半不能发现这些小异，或者虽然掌握了一些“小材”不能“大用”。有些人拿着《关山夺路》问我，你的记性怎么那样好？有人拿着《文学江湖》问我，你怎么比我们多一个心眼？我想秘密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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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影响。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学小说无成，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而我，正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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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我一向羡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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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认为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现在还是这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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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来看，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也有阴影，这都是事实。但是，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须知，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


进一步说，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如果李贺多活10年，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将他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离骚》、《天问》。当然，“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在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


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却不会死。姑且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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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文学的前辈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


我觉得，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超越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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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生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用品，很好用，很管用；第二个阶段是装饰品，用不着，可以看；第三个阶段是纪念品，用也用过了，看也看过了，但是舍不得丢掉。我很侥幸能够从实用品到装饰品，下一步，我希望更侥幸，从装饰品到纪念品。想渡到这个阶段，就得有读者朋友们的加持，各位的一字褒贬，就是我的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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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永远需要未知数，文学的辞典里没有知足，文学的世界里没有恤老怜贫，文学需要一代一代继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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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我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我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我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我是植物。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这时候，也许有人为他辩护，说：“无用之用大矣哉！”有一种东西似乎没有用，但是少不了，那就是文学艺术；有一种东西很有用，但是你用不得，那就是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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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写作如弹道，有升弧、降弧、最高点、弹着点，四部回忆录应该是我的最高点。自己以后大概不能写得“更好”，但必须写得“可看”，如何让读者“五岳归来”还愿意“看山”，是对老年作家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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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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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是，我曾经为自己写过一份简介，也有自我评价的成分。可以说给你，也算回答这个问题了。简介是：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1949年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14种，其他11种。在台湾为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融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

摘编自《王鼎钧：文学不死》

采访者：张冠梓，男，1966年8月生，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法学博士，研究员。

采访时间：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