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科举为何不在北京举行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廷颁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5天之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因此，1903年和1904年科举成为最后的两次科举，而河北人刘春霖成了最后一任状元。不过，科举制度在国外仍有延续，1919年，越南阮朝办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后两次科举的会试在郑州河南贡院举行，而非按例在北京。过去多以为这是因庚子之变时，八国联军入北京，北京贡院大部被毁，不得不将会试改在外地举办。其实，贡院建筑较简陋，修复不难，关键是当时英国驻清公使萨道义从中作梗。
萨道义曾在日本任职，因支持明治维新，于1867至1868年间差点被当时日本激进分子后藤象二郎暗杀。作为旁观者，他对日本通过变法由弱变强的历程较为熟悉，故对东方文化存有轻视心态。加之有人告诉他，正因为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间太短，民众记忆不牢，才引发了义和团运动。
所以萨道义坚决要求，凡是义和团运动比较激烈的地区，应5年废止科举，主要指直隶（今河北部分地区）、山西两省，特别是直隶，乡试、会试应一律取消，这样才能让人们随时能想起八国联军曾占领北京一年多。
在清朝历史上，只有三次暂停科举，都因战争，且战争一结束，马上就重开科举，因为这是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认为，直隶、山西也有很多县没有义和团，一律废止，对这些县的生员太不公平，况且来京参与会试的是各地考生，更无禁止的道理。希望萨道义能网开一面，却未能成功。清方谈判代表李鸿章抱怨说：“（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李鸿章甚至威胁道，如果不允许在北京举行会试，则两宫即不回銮，双方的和约就无法达成，但萨道义不为所动。
萨道义对李鸿章本人不太信任，常常转托张之洞向慈禧传递信息，张之洞从中缓颊，最终萨道义同意直隶、山西两地举子可移地科举。萨道义之所以给张之洞面子，因张之洞当时是两湖总督，当时英国在长江有特殊利益，需要与当地大员合作。
其实，萨道义一度态度松动，表示可以在北京举行会试，李鸿章也给慈禧太后发电报称问题已解决，但张之洞态度暧昧，他希望科举改弦更张，不再写八股文，坚决要求推迟科举，所以对北京是否举行会试不甚热心。无可奈何，慈禧太后只好接受湖北等7省推迟科举一年，剩下的省举办乡试，并同意移地会试。
于是，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郑州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最后的廷试依然是在故宫保和殿举行的。（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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