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我的写作拒绝轻车熟路

十多年前，“我”阴差阳错地结识了一对来历模糊、举止神秘的青年男女，之后的故事走向有些骇人……陷入创作瓶颈的作家“我”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几番停顿，偶然的哈萨克斯坦之旅带来文化、语言的错位与隔膜后的“失语”感，一些荒诞随之浮现……1926年秋天的南京，大明照相馆，秀兰、希俨、绍彭等年轻人，还有赤膊当街宣讲的章太炎先生……这些故事的入口在《刻骨铭心》的开头呈现，却并未逐一展开。对一部分读者来说，这样的开篇构成一定程度的困惑甚至阅读难度。不过，如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叶兆言所理解的那样，有些读者也许就是需要这样的开头，看似“闲笔”，听到扔下一只靴子的声音，然后等待另一只落地。

今年三月出版的随笔集《无用的美好》反响不错，接下来的新长篇《刻骨铭心》已问世，长篇非虚构作品《南京传》即将收尾，这期间叶兆言还在广东顺德领取了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杰出作家”奖。写作多年，文名为评论界和读者熟知，作品不少，也颇受各类文学奖项肯定，叶兆言仍显得低调，与种种喧嚣保持着距离。与之相较，他的2018年实在相当热闹和忙碌。

“无债一身轻。”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刚出版长篇小说、即将完成非虚构作品的叶兆言这样形容自己现在的感觉。谈到文学，特别是谈到熟悉的南京、中国历史，他滔滔不绝，语速越来越快。在今天，文学已不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叶兆言其实是有些无奈的。他坦言，对于写作之外的一切都无从把握，难以揣测读者的阅读口味。随着年龄的变化，精力不如年轻时旺盛，总有一天或许写不下去了。不过，今天的写作依然能够带给他莫大的快乐，同时他有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心存求新求变的意识，不被技巧和成熟淹没锐气，是他时时提醒自己的。

中华读书报：《刻骨铭心》是没有“前言”或“序”的，我把第一章当成“前言”读。这本书的“后记”也很奇怪，故事的结尾就渗透在里面。第一章《哈萨克斯坦》中写到那位写作新长篇（而且长篇就叫《刻骨铭心》）遇到困难的作家，很容易让读者对号入座啊，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叶兆言：我写《刻骨铭心》的过程还算顺利，不比我写其他作品更难。如果说有一点难度，也是我故意增加的。比如这个开头，我故意用了好几种。第一章中那对男女行骗，完全可以用犯罪小说的路子写下去；那个陷入写作瓶颈去了哈萨克斯坦感受“失语”的作家，沉痛而有文化忧虑，也是一种开头；第二章写到民国时期青年男女去照相馆，就是言情小说的路子；当然也可以直截了当，开头就是刺杀事件，这是传奇小说的写法。我之所以在这部长篇的开头这么设计，就是为了设置一种阅读障碍，让读者带着悬念阅读。

中华读书报：有些小说不会给出具体的结局，所谓开放式结尾，你这样的写法，倒像是开放式开头？

叶兆言：嗯，有点这个意思。《刻骨铭心》的开头包含这么多方式，是因为我存心想让它这样。要是为了写着顺手，我完全可以从南京直接写起。我这么处理，有可能失去一些读者，是一种冒险。其实这是一种“投机取巧”，我相信有些读者对我有期待，会觉得这么写有意味，常规写法反而落入俗套。他们如果一读就觉得叶兆言还是写南京又是写民国的，那我就废掉了。

中华读书报：但是民国、南京、秦淮河……这些元素对于你的写作来说也是双刃剑，有的读者可能就期待看到这些。

叶兆言：所以，我也没有完全扔掉这些元素。坦白说，写作是很寂寞的，也很虚渺。既然写出来未必有那么多人看，那写作本身的快乐就很重要，写得好玩才有意义。我也不想说自己故意不让读者接受，但我同样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读者接受。这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写得快乐。

中华读书报：为了写得快乐，这样的冒险也要付出一些代价吧。

叶兆言：“代价”这个词不太好。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标准的“投机取巧”。这里的投机取巧是个正面的词，如果你能因此获得成功当然不是坏事。文学不是土特产，土特产永远是盐水鸭和驴肉火烧，是不太变的。文学则要求不断地写出新意来，文学史上，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新的“革命者”出现。当一位写作者“成功”了，就有必要提醒自己如何保持当年不成功时的锐气。

文坛是世故的，把所有成功者拉到这个范围中，却忘记它曾经对你的拒绝。比如说最开始写作小说发表不了，一旦成功了，所有小说都能发表出来，还有记者来采访。所以我说，先锋成功之时，就是先锋灭亡之时。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先锋的姿态。我起码坚持这个原则——宁愿写坏了写砸了，也不追求轻车熟路。为什么我不愿意标榜自己擅长写民国写南京？因为写这些题材对我来说很简单，越是善于写的东西，越可能是毒药。文学是应该拒绝轻车熟路的。

中华读书报：说回《刻骨铭心》吧，书中的很多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比如早早出场的章太炎还有北伐、抗战时期的一些文化人、军人。你此前在读者见面会上表达过，小说终究是以虚构为首要原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为小说服务的。你如何合理处理虚构作品中的历史元素？

叶兆言：我的虚构部分是有历史根据的，小说中的细节凡是涉及到当时报刊上的信息，就绝对是真实的。对民国报刊资料的熟悉是我的强项，所以，写这个长篇之前，我没有专门做什么资料上的筹备，就是凭着多年积累。有时候可能会临时抱佛脚上网搜索一下，因为涉及到具体日期要准确。

中华读书报：写完《刻骨铭心》，开始《南京传》的写作，目前进度如何？《南京传》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叶兆言：《南京传》完全是非虚构写作，应该还有两三千字就写完了，总共差不多23万字。说到《南京传》的具体出版时间，我还是想和《刻骨铭心》的出版拉开些距离，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吧。

最初计划写《南京传》的原因很简单。2016年有一本英国人写的《伦敦传》很流行，我的孩子也跟我提到了这本书。后来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遇到一位研究《伦敦传》的专家，我就开玩笑说，我要写《南京传》不会比《伦敦传》差。他有他的角度，我有我的角度。我说了大话，译林出版社的领导也鼓励我写，我就动了心。

中国很少有一个城市适合用来讲中国历史的，但是南京很适合，角度也是独特的——以南京这座城市为平台、窗口来说中国历史。在《南京传》中，南京的历史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南京这个地方，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分分合合，始终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本书如果有个副标题，就是“以南京为舞台的一部中国史”。

中华读书报：近年，坊间出现不少当代作家谈论写作之道、小说之道的书，前不久出版的您那本随笔集《无用的美好》中有些内容也涉及到这个话题，你觉得写作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弥补天赋不足吗？

叶兆言：作家的才华也许没那么重要，年轻时我特别相信这个说法，但现在我有点怀疑这一点。年轻时相信这个，是阅读经验告诉我的。契诃夫和沈从文的起点都不算高，后来他们越写越好，这两个例子足够说明问题，写作的水准是有可能因后天努力而改变的。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说当然很励志。我会以沈从文和契诃夫作为标准，相信写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但是，我身边又有太多例子，写得多，名声也很大，但确实写得不好。凡事都有两面性，起码这个观点是励志的，是写作者的安慰，坚持写下去，还是有可能写好的。

中华读书报：听起来你对自己的写作状态非常清醒。

叶兆言：我们就讲心态吧，过去我基本不太回看自己的作品，刚写完的作品更加不愿意谈。我对它的缺点非常清楚，甚至小心翼翼拿给我女儿看，她看了我又不想去问。这是我既自尊又敏感的一面。前段时候我看当年写的《夜泊秦淮》，完全傻掉了，记不得这个故事，它好像跟我毫无关系。有些写作上的毛病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我不断地写下去，是我觉得上一部作品的毛病也许可以在下一部作品中得到弥补。

中华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评价的，你的写作往往和所谓热点、潮流无关。我的理解，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合时宜”的作家。既然觉得写作是为了写得快乐，那还不如甘于形式上的寂寞，专注于写得开心？

叶兆言：可以这么理解。对读者确实无从把握，现在纯文学的读者确实不多。我想也不只是我，可能中国很多作家都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得明白一个道理，文学再也不像过去那么热闹了。

中华读书报：有的作家会比较冷静地左右笔下人物的命运，有些则会随着人物的悲喜而悲喜，你在写作过程中会有这样的代入感吗？

叶兆言：这涉及到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的问题。比如《阿Q正传》中看到了人物存在的问题，充满了讽刺，像《祝福》那样的小说则有一种对人物的怜悯。这些都不是我写小说的角度，我是那种不太会有讽刺感也不太会去怜悯笔下人物的作家，因为我觉得讽刺和怜悯都有些居高临下。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个老百姓，写到值得讽刺或怜悯的事情，我产生的是一种庆幸感——这样的事没发生在我身上。这是我的一种文学角度，不太会产生那种和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代入感。

中华读书报：应该说，诸如题材、技巧这些对今天的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如何淡化技巧，这两天你也不止一次提到，作家要警惕轻车熟路。可是这也要从两方面看，毕竟很多作家努力多年才能轻车熟路啊。

叶兆言：关于警惕写作上的轻车熟路，这话最早是林斤澜先生跟我说的，很有道理。我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林斤澜就跟我提过这个意见。他跟我说，你这篇小说写得挺熟练的，起点挺好。林斤澜说，你凭这样的作品当作家一点问题也没有，真要我提意见，就是不要追求轻车熟路。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前辈作家的这种教诲是有道理的，轻车熟路，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自己可能还不觉得。

中华读书报：前几年陆续出版的《陈旧人物》《陈年旧事》等非虚构作品反响很好，你在写作上，非虚构作品和小说差别大吗？这样的写作是否还会有后续？

叶兆言：对我来说，非虚构和小说写作应该说差别不太大，不同类型的写作是一种调剂。但我也很清楚，写不同的东西要有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标准。这个非虚构系列我不愿意再写下去了，也没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