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vs杜文娟：作家是自带光芒的职业

编者按

她们。

一个致力于小说创作，专注于日常生活书写，探索人物心灵世界，探求文学的深度与高度；一个行走大地书写广阔生活，用脚步丈量社会发展的进程，观察记录人生的博大与庄严。

隔着空间的距离，她们有一段长长的时而细腻时而旷远的对话。

她们，用温暖的文字激烈交锋，时而长袖善舞，时而剑击火花。

她们的对话，穿插着对交往的回顾，对细节的特写，对生活的解读，对文学的坚守，对生命的体悟，更有对自我的反思与剖析。

周瑄璞对话杜文娟。

我们共读——

周瑄璞：文娟，你好。因为我们俩相识时间较长，彼此有所了解，所以陕西作协“文學陝軍”公众号委托我对你进行这次专访。我也很高兴，借此机会梳理与回顾我们十多年来在文学创作上蹒跚起步的足迹。

记得和你初次相识，是2006年夏天陕北的一次笔会活动，你穿了一身与野外环境不相适宜的服装，但看起来兴致很高，热情而真诚地跟每个人打招呼。那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写作状态？

杜文娟：首先感谢瑄璞对我的访谈，这同媒体采访不同，我们的对话如同雪山与江河，松柏与泥土，相互懂得，互为体恤，又不敢随便应付。

你用词非常恰当，梳理和蹒跚，这两个动词看似平常，却广阔无限，有欣喜更有心酸。你比我小三岁，我们一同从文学青年成长为作家，尽管常常为这个称谓惶恐，觉得名不符实，顶多只是个作者。岁月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一刀一刀削割着纯真、热情、奋不顾身和烈火般的爱情，也删改了我们的容颜，腰身不再婀娜轻盈，飞奔的姿势渐次减少。当然，时光和日月星辰一样，既无阶层也无国界，不只青睐弱势群体，不会因为恋恋不舍，而揽入怀中。慨叹之后，还是得笑脸相迎。

多年以后，那个形象愈加清晰，粉红色的短袖上衣，白色软裙，外加一双高跟凉鞋，脖子上挂一串大粒珍珠项链，攀爬在黄土高坡上，满脸惊喜与新奇。对的，那就是我。

我跟在两位名人后面，你从身边经过，我对你说了一声，你好。你微笑着点头，过了一会儿，专门走到我跟前，问，你就是杜文娟吧，我以为你很高哩。看着你润泽光鲜的皮肤，嫉妒之心更加强烈，《疑似爱情》的作者怎么这样温雅漂亮，况且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除过个别长句子以外，几乎挑不出毛病，而我连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中篇小说都不顺达。

那个时候我在陕南一个不足千人的企业上班，需要乘坐22个小时火车才能抵达西安。前面是巴山，后面是秦岭，汉江从我窗前流过，日出日落，山水相伴。如果卖菜的老汉挑来萝卜，所有职工当天吃的都是萝卜，或凉拌或红烧，哈出的气息是一样的，打嗝放屁的气味是相同的。夫妻也是同事，同事也是朋友，同事也会老死不相往来，同事就是全部社会关系。我一个朋友同事，十年中没有到过西安，没有旅行过。我问图书管理员有没有长篇小说《情人》，她说你是不是想找情人呀。一个同事问我，杜师傅，听说有的作家一晚上写十五万字，你一晚上写多少字呀。

人事简单，不懂待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2006年的延川采风，是我第一次仰望文坛，照相的时候喜欢往中间站，踮起脚尖生怕不被人注意。凑在名人旁边，以为自己也是名人，蹁跹的幼鸽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当时就是这种状态。

之后的岁月，我们的交往也从客气走向随意，有时候会互相推荐书目，你读到好句子会短信给我和其他文友，我们还同期挂职，这样走得更近一些。你曾经说，一个女人什么时候不做作了，就写出好作品了，我越来越认同。

时至今日依然感谢那次陕北之行，有件事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和思考。当时我问北京知青陶正，史铁生老师插队的村子叫清平湾吗？他说，用的是假名，我们村叫……

我惊讶地说，你不是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吗？怎么还是“我们村”。他说不管什么时候，那都是我们村。

江河奔腾，柳绿椰浓，在我后来住农家进牧户的时候，有意无意会说，咱们村外出打工的人都干些什么；既然骆驼已经退出了运输舞台，咱们牧场为什么还养骆驼。如此简单的我们与咱们，饱含了多少沉淀与深情。

这些住在北京城的前农民，究竟给黄土高原带来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在我后来接触到鲁迅师范学校这段历史的时候，才豁然开朗。如果没有陌生人的进入，亘古荒凉的土地不可能发生剧烈变化，文化的核心是人，人的交流与碰撞，就诞生了文化。如果没有延安13年，没有三线建设，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不可能有《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平凡的世界》等，更不可能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

周瑄璞：还有一次是开会见面，你背了一个大背包，说会后要出发到外地去。从那时得知你每年要到各地行走。可以说，这些年你一直在路上，并且大部分是自费出行。你为什么迷恋这种状态？这样的行走对你的人生与写作有什么影响？

杜文娟：感谢你记住了我的背包细节，敏锐和敏感是作家最基本的素养。其实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利用年休假游走了大半个中国，起因是知道了李白和徐霞客，懂得了画地为牢的人生大多碌碌无为。有一段时间，反复纠结一件事，是否从沱沱河东行至崇明岛，或者从巴颜喀拉山徒步到渤海之滨。因为离不开一日三餐的工作和年幼的孩子，只能汇聚成声声叹息。旅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不写作也会闲云野鹤，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无比幸福的事。

后来我逐渐感知到壮游、写作、境界的奇妙关联。孔子的周游列国，司马迁二十而游会稽探禹穴，苏东坡的黄州惠州儋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流放，海明威一战弹片嵌身二战组建游击队，马尔克斯的欧洲记者生涯，赛珍珠的中国，杜拉斯的越南，奈保尔的印度，包括你曾无限迷恋的茨威格，也去苏联会晤过高尔基，并横渡大西洋，最后在里约热内卢结束生命。有人会说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并没有走多远，但他们像给自己掘墓一样，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最终挖出了深不可测的不冻泉。

我深知自己生活封闭，经历单一，很少有学习和进修机会，无缘参与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只能用行走遮蔽自己的软弱和无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高人指路不如自己领悟。脚步决定视野，阅读决定高度，胸怀有多宽广，文字就能走多远。能走的时候尽量走远一点，能跳的时候尽量跳高一点。在行与悟中书写自己的文字，粗糙拙劣也显而易见。原因自然是阅读量太少，触碰生活的深度不够。我经常把阅读和技巧比作酒瓶，把现实生活比作美酒，这两样我都欠缺。读过书的人面容平和笃定，没有读过书的人张扬肤浅，相比之下，你是前者，我则是后者。

周瑄璞：远方，听起来很有诗意。可一个女性，长时间独自行走，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比如经常是好几天无人说话，你如何战胜孤独？或者说享受孤独？远方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

杜文娟：当然不是长时间行走，在家的时间还是多一些。最初的行走属于单纯旅行，以好玩为宗旨，这几年的行走大部分目的明确，采风采访占到多数，一般都是单打独斗，尽管带有介绍信和证件，吃闭门羹也是常态。我有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专门装各类介绍信，有中国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开出的，也有组织部门开出的，有的介绍信被我都翻破烂了，还是没有发挥到介绍的作用。到承德采访援藏干部的时候，不记得打过多少个电话，在多少家单位门前徘徊恳求，最终没有见到一个人，无奈中站在避暑山庄的湖心，鞋子粘连在冰面上，长长的发丝结满冰凌，风过时，叮当作响，声声敲打着后背肩膀，耳环摇来摆去，把耳垂磨出了鲜血，鲜血又变成了硬硬的珠子。如果不是鼻息弥漫出缕缕白雾，滑冰人一定把我当成冰雕。

有一次入川采访，拿着某机构开给市州宣传部的介绍信，寻求相关单位帮助。要么说不由他们分管，要么说得有主管部门的正式函，要么说这事由甲负责，甲出差了，然后，会安慰似地补充一句，5·12是个敏感话题，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揭伤疤呢。往往列出十个采访人，连一个都难见。预约采访对象的时候，要么生硬地被拒绝，要么开始答应，临到见面的时候手机关机，要么在单位或家门口等待，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读完一个短篇小说，还不见人影。遛狗的人从身边经过，歪着脑袋看我，狗还汪汪叫几声，返回的时候，狗不但不叫，还把嘴往我腿上蹭。所以，我的包里总装几张报纸，等人的时候自己坐，等到人以后，礼让对方坐。

有人曾经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当记者而当作家呢，记者来我们这里都是前呼后拥，你怎么像个要饭的。

所以，在我断断续续十年的采访经历中，无奈和无助如影相随，狠命地啃食着我的热情与单纯，这些题材恰恰是我着力用心的。远方不全是沮丧，也有诗意，比如在陌生的国度仅靠几句英语，竟然没有被拐骗，想起来都笑逐颜开。2018年4月受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邀请，出席了在首都阿斯塔纳举办的欧亚国际书展和中哈作家论坛，做了题为《我生机盎然的祖国》的演讲，《阿里阿里》被翻译成英文、塞尔维亚文等。文字比身体走得更远，这是许多作家向往的。

孤独是作家的常态，不单单只在路上，身处闹市能触摸到凄凉是才华，独自一人惦记繁华是浮躁，晒吃晒喝晒攀附是笑话。

周瑄璞：你的文字清澈优美，作品主旨性强，总是要寻找感动、制造感动。当你给我讲一些所见所闻时，竟然会哽咽，含泪，我曾经不以为然，我们为此还有过争论。我认为写作应该是从自身最熟悉的事物入手，而不是舍近求远，满世界去寻找素材，写作也不能过分依赖于感动，毕竟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但对文学共同的挚爱与追求，当然会让我们搁置争议，而且我写小说，你写纪实，素材来源和作品指向会有所不同。文学创作道路条条，最终目的通向罗马。我们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迷恋于走向陌生人？

杜文娟：主旨强对作家而言实在不是褒义词，但我认可你的说法。的确，我的作品太主旋律，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读的是团校，学的是政治，先后当过组织部干部、团干、工会干部，按照这条线发展，跟作家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强扭的瓜不甜，可一直就这么拧巴。

说起来要特别感谢你的《多湾》，以前我写女性不敢撕开写，担心读者把小说人物当成作者。伟大的作品既有大开大阖气吞山河，更有细腻周到娓娓道来，优秀的作家会关照作品中所有人物，哪怕只出场一次。曹雪芹以林黛玉之口吟唱出凄婉绵长的《葬花吟》，也以薛蟠之口发出粗俗喷饭的短章，还无遮无拦地展示赌场中贾珍父子与娈童的乱象。这就是作家的周全，既能塑造刚直不阿的形象，也能书写妖娆绰约的华章。你笔下的季瓷、罗掌柜、桃花已经呈现出这方面的魅力，而我还在路上。

前面已经说过，一次次走向陌生，万水千山走遍，主要是喜欢，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不去看，当然也因为自己不够强大，需要摄取素材武装自己。很多作家不愿意过早定型，限定自己只写小说或诗歌，也不会过早用尽自身素材。我的创作与性格一致，自然而发。最初写诗歌，后来写散文小说，现在写纪实作品，完全是没有章法的行为，终于混到了再没有资格规划未来的年龄，才大梦方醒。尽管茨威格既写小说也写纪实，帕斯捷尔纳克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可地球上又有几个这样的翘楚呢。大部分人都是金字塔下的砂砾和粉尘，这是越来越残酷的现实，只有平和心态，惜字如金，不重复自己，才能稍微心安。自己不够优秀，想获得优秀者的荣耀，只会自取其辱。

周瑄璞：近年来，你多次走进西藏，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我记得好几年前突然接到你的电话，说了一些友情珍贵人生宝贵之类的话，我正走在闹市街头，感到这样的表达有点意外。你说你在西藏，那里人烟稀少，风景令人震撼，让你有很多感慨。

那么请你说一说西藏对你的影响。

杜文娟：很高兴你记住了那次电话，我也依然记得，那些经历刻骨铭心。当时我跟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20救护车，前往距离地区首府狮泉河镇80公里处的亚切拉大阪，抢救一位翻车的23岁藏族货车司机。车祸现场，伤者躺在白雪纷飞的戈壁滩上，额头和腹部遍布血迹，乌黑明亮的眼珠不停地转动，泛着晶莹的光泽。抬上救护车之后，只是输液吸氧。送到地区医院做完常规检查，没有开颅技术也无血库，还是输液吸氧，等待拉萨供血还需一天一夜。我掏出相机准备拍下这个场景，有人举起拳头向我砸来，吓得我赶快逃跑，但一直牵挂着他，后来打电话给医生，得知四个小时之后，年轻的心脏不再跳动。

随后我和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给两位大病患儿和家长买好了拉萨开往成都的火车票，送他们去免费治疗。5岁的男孩躺在母亲怀里，眼睛好不容易睁开，眼神如同风中的酥油灯。原来父母离异，经常见不到大人，吃不上糌粑喝不上酥油茶，就吃泥土充饥，玩耍的时候一头栽倒起不来，检查后得知患上了白血病。为防不测，我们把火车票改成机票，并联系成都的医院接站，志愿者陪护翻译，给孩子买了零食饮料。上飞机之前，发现12岁男孩的父亲怀里抱着2.5公斤橙汁瓶子装的青稞酒，走几步喝一口。我告诉他液体不能上飞机，醉汉也不能登机。基金会的人对我说，不喝他会更难受，就让他喝吧，安检人员和乘务人员会体谅的，不会拒绝他乘机。

送完患儿和家长，一路无语，生命易逝，何日再来。回到房间更加窒息，压抑使我坐卧不安，抓起电话想找人倾诉，拨号的时候犹豫斟酌，打给谁呢，谁会体恤命悬一线的儿童，谁会理解滴血的心灵。稍许，你就接到了来自遥远地方的我的电话。

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内地人，把内地的关怀讲给西藏人，甚至讲给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听，有人联系我给西藏的孩子捐款捐物，还有人打听援藏和做志愿者的事，我都尽最大能力协助他们。

文学是向善的事业，这是我近年来深切体会到的，作家是自带光芒的职业，自私狭隘的人，怎么能书写人间大爱呢，这大概就是西藏赐予我的美好吧。与你的交往中，发现你温厚宽容，经常会帮助他人，同道人也。

周瑄璞：你生活的地方，也是一个安静的所在，是很理想的写作环境。可是你每当写作“大部头”的时候，还要专门火车飞机的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你是否将写作这件事，搞得过于仪式感或者玄妙？

杜文娟：直到今日还没有写出大部头，或许终其一生都难拥有，有些事必须得认命，不能因为胸怀天下，天下就属于你。人生几十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逐渐明晰。什么时候为生活而生活，什么时候为生命而生活，轻重缓急自能拿捏。写作自然属于生命的部分，去往环境优美，心情愉悦的地方，是犒劳自己，也是抵御纷扰的方式。

需要补充的是，我一直是个山里人，小地方满眼都是淳朴善良，但寻尽沟沟坎坎，却难发现哲人学者。大家都在城里，去了城里就会有自己的坛，后来发现这个想法万般滑稽。当只用了三分钟就把户口落到西安城里，坐在户籍大厅既兴奋又悲凉，几十年的渴望，几十年的纠结绕肠，竟如此简易就解决了，问题出在哪里？症结肯定在自己。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这里无法详细阐释。

周瑄璞：我觉得你最近经常说出一些哲理性、文学性很强的话，很自然很真诚地对他人和生活充满感恩，常会让我感动和惊异。你的这颗文学之心，也愈发纯粹和柔软。是你本善良，还是这些年远离世俗生活，行走路上领悟到了什么？还是年龄与生活的原因，让你最终完成了某种“修炼”，人生境界大幅度提升？

杜文娟：感谢你用了纯粹和柔软两个词，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如果说这是一种境界，艰辛和磨难则是厚厚的铺垫。每个人的成长都会经历阵痛，何况是一位女性作家，从自卑、怯弱、惶恐，到逐渐自信，抗压能力些许增强。一方面是年龄所致，另一方面来自外界力量，有正能量也有污水浊气。世间的恶是强大的，比丑恶更强大的是善良、仁爱、普世情怀。

周瑄璞：最后，给我们说一说你的新作吧。你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去走访了那场灾难造成的伤残人士，又到广西北海封闭写作几十天，终于完成的这一部作品。

杜文娟：先声明一下，这部作品还没有完成。

已经表述过观点，我对新生事物怀有饕餮之心，对奇特的经历充满好奇，武则天在感业寺的心态，福克纳的英国皇家空军传奇，梵高割掉自己耳朵……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对后世有什么影响，这些我都想探究。

汶川大地震以后，我充当了战地记者的角色，尽管不想以惨烈为背景，希望全世界人民和平幸福，远离战争疾病和饥饿，但总是会想再次书写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2008年5月17日，我只身前往震区，和志愿者一道翻越风雪夹金山，将消毒粉押运到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附近的救灾物资集散点。为映秀镇一对夫妇联系上久无消息的儿子。在帐篷学校给孩子上课。白天当志愿者，晚上写稿子，走遍了所有重灾区，历时29天。亲历和见证了专机专列公路运输空前繁忙，正规部队有序救援，伤残人员转运救治，学生或当地或异地安置复课，国内外各界人士爱心大汇聚。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之时，先后两次重返震区采风采访，对灾民心理安抚和对口援建工作深有感触。2018年5月至6月，第四次入川，走访了都江堰、映秀、汶川、绵阳、北川等地，采访了五六十位地震中的重度伤残人员和重创家庭。十年，在历史长河中犹如一粒苔藓，大难中煎熬过的丧子父母、地震孤儿、重组家庭、长大了的伤残孩子、重度伤残中老年男女、震后宝宝们，他们生存状况如何呢？如此大的天灾，当代作家不能缺席，哪怕发出微弱的声音。

这就是我的文学生成历程和成长轨迹。一同走过，真好。来源：文学陕军（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