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真诚与虚假

编者按语

散文的真诚与虚假是一个始终纠结我们的问题。

何谓真诚，何谓虚假？自然应当辨析清楚，否则散文便难以健康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错综而复杂，但归根结底是创作主体的迷失，迷失了本应的自尊与真诚，而迷失了主体的散文创作怎么可能写出优秀作品呢？

近日，鲁迅文学院研究员王彬先生约集了九位散文同仁，大家各抒己见，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地讨论。择要刊发于下。



散文中的“类散文”

■ 王 彬

当下的中国文坛，散文创作十分繁荣，但是好作品不多，精品尤少。究其原因，我以为在于理论的缺失。没有理论的烛照与支持，散文创作必然失去方向与支点。翻检历史，中国古代的散文创作是有理论支持的，“唐宋八大家”是有理论的，明清小品是有理论的，“五四”以后，把西洋散文理论引至中国，而与中国固有的理论相融合，也是有理论深度的。

然而，在讨论理论之前，首先要厘清散文究竟属于何种文体？是虚构文体，还是非虚构文体？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分析与研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辨体”。不厘清文体，散文便难以健康发展。

散文是语言艺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叙事”，生活中有多少种类文体，散文也就有多少种类。

相对小说、诗歌、戏剧的界定清晰、具有固定的文体模式，散文则界定模糊，没有固定的文体模式。一篇回忆录既可以是小学生作文《我的父亲》，也可以是鲁迅的名篇《父亲的病》 。两文均是第一人称，均是回忆录，就文体样式而言，并无区别，然而前者属于实用语体，也就是应用文，后者则不仅是实用文体，而且是文学经典。

这就说明，散文既可以是实用语体，也可以是文学文体，而正是由于散文的实用性，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散文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媒介，是不能容忍虚假的，这是社会中人与人互信的契约，不属于理论问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实用性的原因，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包含有这样三个因素，即真实作者、真实事件与真实情感。如果丧失了这些因素，散文作为一种没有固定样式的文体，应该如何界定？所以说，与小说、诗歌、戏剧相较，散文的本质在于真实，这是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区别。

从叙事学的角度，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者讲故事，鲁迅的《孔乙己》，作者通过一个小伙计讲故事，叙述者是作者虚构的产物，作者与叙述者可以切割；而散文，作者就是叙述者，二者不能切割。鲁迅的散文《范爱农》，便是作者直接进入文本，鲁迅就是叙述者，鲁迅自己讲故事，没有切割的可能性。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就在于此，散文的界定也在于此。这既是叙事学对散文文体的理论规范，也是散文源于实用文体的伦理要求。

至于散文的虚构，或者说非虚构自我的散文与虚构自我的散文，则要从散文的文体特点说起，即个人自述。作者就是叙述者，作者直接进入文本，叙事围绕真实的个人展开，因此叙事是真实的，情感是真诚的；情节淡化，叙事风格轻松、自然；似乎不那么注重叙事技巧。

以上特点，决定了散文的文体特征。然而，当文体产生以后，文体便独立开来而呈现异化现象。也就是说，由于这些特征，有些第一人称、情节淡化的虚构作品也往往被归至散文范畴，这其实是散文传播过程中的文体异化而不应该逆向推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有些作者有意识地利用虚构，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即作者创作了一个叙述者，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了，这里的叙述者是虚构的。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如此，这些作者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划归小说范畴？原因很简单，如果归至小说，这些作品由于艺术水准，大多未必被读者认可，而如果归至散文，则会借助读者认为“散文是真实的”的阅读期待，而产生虚构文学所难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这样，便出现了两类散文：虚构散文与非虚构散文，后一种，虽然违背了散文本质，但却具有散文特征，不妨称为“类散文”，即“类似于散文的散文”。这类散文，甚至可以获得文学大奖。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道理很简单，当这部作品确实拥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读者喜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读者知道本应真实的作品是虚构的，或者会产生另一种心态。

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辞立其诚。”诚，即真诚，就是从心底感动自己，从而感动他人。而真诚的基础是真实，所谓真实就是与事实相符。散文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作者的心灵播映与时代风云的投影。散文应该是典型的“生活流”，这个“流”既宽广恣睢又自然健雅，散文不过是生活的摹写者，当然，这样的摹写不是呆板的刻舟求剑，而是审美的灵动与飞升。袁宗道云：“古人之文，专期于达，而今人之文，专期于不达，以不达学达，是可谓学古者乎？”袁宗道虽然直斥的是他那时的文人之病，又何尝不是映照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创作状态。散文的根本目的在于达，畅达地表述自己的意旨与情愫而感动他人——首先是感动自己其次是感动他人，这就是达，反之为不达，而今天，不达则不达矣，甚而蓄意地制造虚假与献媚，如此，怎么能够写出动人心弦的散文？

(王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散文与虚构

■ 王升山

文章的标题并不代表我认为散文与虚构之间有何关系，只是要表达我对现今散文中存在虚构现象的一点看法。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北京作协二十多年前就有专门的研讨会，现在想来那时也是各抒己见，自己都有大量的拥趸者，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一个文学大发展的年代，读者的阅读渴求和作者的表达愿望都造成了对文本束缚突破的要求。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大量引入了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和文学文本表达，正是为了满足我们表达的要求，也带动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繁荣。那么这时可以说，那个时代把虚构引入到散文创作，也不失为一些创作者的探索吧。但是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继续困扰着一部分作者的创作，还在作为一个争论的话题，我想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散文的文体定义早就确定了，八九十年代争论散文与虚构如果说是为了突破，那今天继续争论这个话题又是为了什么？无限制地争论下去只能造成散文创作的混乱，不利于散文创作的发展。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想象力的匮乏，说明我们文体创新能力的不足，说明我们思想的惰性，说明我们因固执而产生的纠缠。其实就文坛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的创新能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就文学的内容和表达我们也有不错的创造力，如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文学》提出的新体验小说，到近年《人民文学》提出的非虚构创作，都是很好的创作上表达与形式上的探索，也得到了作家们的认可。因此，我在此想说明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作为一孔之见，供大家参考。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把散文的概念再拿出来确定一下。散文是什么，是一种抒发作者真情实感、写作方式灵活的记叙类文学体裁。现代文学中,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体裁，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对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散文，是指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除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外，还包括通讯、报告文学、随笔杂文、回忆录、传记等文体。随着写作学科的发展，许多文体自立门户，散文的范围日益缩小。狭义的散文是指文艺性散文，是一种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篇幅短小、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

概念明确了，那么我们在概念中首先确定的是散文的真实性，而非虚构性，这应该是散文的根本。在这里，我们为幻想和虚构者留足了创作空间，那就是小说创作，其实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者完全有理由在各自的空间里自由发挥，并行不悖。我发现提出散文中的虚构问题只在散文作者中提出，小说作者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有以下原因：对于小说作者，他们的内心表达不存在形式上的障碍，因为他们运用的形式就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之上，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散文作者的表达是真情实感，实感的确定意义是真实，脱离了实感的真情不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我不是说小说创作就不是真情，这里主要是讲文本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

为什么散文创作存在虚构的现象呢？我想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首先是外在的，表现在散文文体的限制，毕竟强调真实自然要限制想象和情感自由释放。当然，正是这种限制让散文的真实给读者带来的是和小说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必须给读者选择的权利，这也是两种文本同时存在的意义。第二是散文作者的能力问题。当真实的表达不能达到“实感”的感受时就希望用虚构来补充，当然也有小说作者客串散文创作中的惯性表达。第三种我想是书写的傲慢，不尊重文本间的侧重，我行我素，自己认为是一种创新。

虚构存在于散文中的问题：一是迎合读者的口味，读者要什么给什么，片面追求阅读的快感，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正好满足了部分读者的要求；二是破坏散文真情实感的真实性，虚构在散文创作中的破坏力不亚于历史小说中的戏说造成的对真实的混淆；三是不利于散文文体的发展。

（王升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散文创作中的虚假问题

■ 司敬雪

“修辞立其诚”，相传这句话出自孔子的《周易·文言传》，是老祖先留下的写作规训。作家们都会记得它，好的散文大概也难以出乎其圈外。阅读好的散文，常常能够让人心头为之一振，甚至会情发不能自禁而泪如雨下。说到底，并非那些作家有什么太过神奇的本领，或者窃得了什么盖世无双的所谓“葵花宝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个优秀的作家能够写出感动人的作品，除了要具备必要的文字功夫之外，关键要做到一个“诚”字。真诚地面对世界，真诚地面对生活，真诚地面对创作，真诚地面对读者。真诚是撬动世界的支点，是抵达心灵的必由之路。当然，作家有了真诚并不一定必然会写出好作品，但是一个喜欢把自己包裹在套子里面决不肯以真面目示人的作家，是注定写不出好作品的。

“修辞立其诚”，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懂得，也没有哪一个作家不想写出震古烁今的文学经典来。可是，为什么散文创作中的虚假现象仍是不绝如缕，甚至有时会泛滥成灾呢？

首先，真诚并非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举个极端的例子，《皇帝的新衣》里面，开始的时候受骗的皇帝一丝不挂泰然地参加游行大典，那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穿了世界上最神奇的衣服。可是，当他明白自己受了骗子的愚弄什么都没穿时，他一定是无地自容到家了。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时刻更糗的糗事吗？他多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钻了事呀；他多想手起刀落宰了那两个“狗东西”呀。可是，他能一钻了事吗？他能一刀宰了那两个“狗东西”吗？不行，左右都是丢人现眼，横竖都是承受不起！“他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拥有皇帝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可能都在阅读这篇经典小说时开怀大笑，笑这个出尽洋相的外国皇帝。可是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受了愚弄，却也根本没有勇气像无知的小孩子一样坦然面对真相，也只能像可怜的皇帝那样用作戏来配合骗子的鬼把戏？在现实的世界当中，真诚并非廉价的折扣品，而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尤其艰难。只有真的视真诚如生命、不真诚毋宁死的人，才有可能守得彻底。据传，老作家徐光耀曾经说过，我可以不说，要说就说真话。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担当了，令人敬佩。在生活中我并不敢轻易嘲笑那些偶尔做假的人，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刻意为之，而常常是有许多说不出口的不得已。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持守真诚的人，我总是加额致敬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为了坚守这个世界上古老而珍贵的德行，已经付出了足够多，舍弃了足够多。

其次，世界上存在太多让人做假的利益诱惑。清代作家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里面写了一个“君子国”，他们讨价还价的方式堪称古今中外闻所未闻：买货的觉得货好价低，要求加价，而卖货的坚持要卖得更便宜，“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最后不欢而散。李汝珍生活在清代的北京，人流如织，商业发达，他大概是看多了身边为利益争得不可开交的事，于是虚构了这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乌托邦，表达一种改变商业社会的希冀。经济学家茅以轼老先生颇为可爱，居然把这个虚构当作事实进行剖析，证明“利他”会导致社会交往的混乱，合理的“利己”才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基。这恐怕是见仁见智，永远也争不出什么结果的话题，暂且不去讨论。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驱动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会诱惑人们去做许多不该做的事，比如做假。多年前曾在坊间听到一个段子，说客人批评主人不该用假烟招待自己。主人一听就火了，你怎么敢说这是假烟？根本不是，这是我在后院一根一根造出来的，怎么会有假呢？这样的社会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界。一些作家不愿意付出诚实的情感、艰辛的劳动，希望钱来得更多些更快些，兑水做假的事情就难以避免了。

还有一种虚假似乎与利益无关，是长期封闭导致的盲目迷恋远方造成的。有句俗话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和尚都是一样的和尚，但是外来的师父更容易获得香客的信任。认识的错位其实缘于对外界的隔膜与不了解。一些作家喜欢跟人谈远方的作家，喜欢谈超越本地域的局限，这本来不是问题，作家与作品当然传播得越久越远越好。但是，一个人坐在家里读几本远方的书，就觉得高人一等，就觉得可以超越地域局限了，这也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我喜欢跟他们开玩笑，说应该把你们派到万里之遥的国度去挂职，保证你们不出一年就再也不发这些不着边际的高论，而会脚踏实地思考生活、思考创作了。我觉得，经过这样的历练，他们创作中那些虚假的地方，即使不会根除，也会大为改观的。

总之，我觉得，散文创作中的虚假问题，更多不是言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作家们下决心去做，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司敬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院长。）



虚构是对散文初衷的背离

■ 安 黎

我是不主张散文虚构的。原因在于馒头应该是馒头，包子应该是包子，不应以所谓创新的名义，把包子做成了馒头，那样的话，就叫挂羊头卖狗肉。

既然文学有文体上的划分，每个文体就该恪守各自的本分，不能混淆，亦不能乱套。

羊有羊径，马有马道，汽车有公路，火车有铁轨，不同属性的事物，必然有不同的运行模式。鹊巢被鸠霸占，无疑会引发血案；猴子即使再上蹿下跳，也绝然不可去兔窝里撒欢。

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虚假，失真得已足够离谱。假货假话尚且不算，还有比之更为隐匿更有毒害的假眼泪、假抒情等，冠冕堂皇地锈蚀于世道人心。而今，一种虚假，又要像往猪肉里注水那般地弥散于散文领域，自然让人颇为皱眉和反感。我不相信亲眼目睹和亲耳聆听的事实，与大脑想象和虚拟出来的事实，能带给人同等的心灵震荡。子虚乌有的东西，连作者本人恐怕都不曾被感染，又何以以真挚的情怀，向读者做真挚的表达？没有情真意切的情感投入，叙述的技巧即使再娴熟臻美，都难脱技术化的卖弄之嫌。

有人以散文文体固有的自由与散漫的特征，就应驰骋无疆为由，为散文的虚构进行无罪辩护，却忘却了任何自由，皆须基于规则之上。自由的前提，是循理循真循美一一理和真，亦是美的核心要素一一否则，就是疯癫和撒泼。马可以在草原上飞奔，但不能飞奔于江海；驴可以在地上打滚，但不能打滚于天空；天空属于大雁，枝头属于鸟雀，洞穴草莽属于蛇鼠……一切都各就各位，不然就会乱作一团。

况且，散文书写对象的宽泛性，更决定了必须以其事实的真实无误为底蕴。事实是虚构的，那还有事实吗？历史是虚构的，那还有历史吗？真相是虚构的，那还有真相吗？附着于虚构之肌的任何思考和抒怀，皆为无根之浮萍，注定是肤浅和短命的。当文字一旦固化于纸上，并印制在册，满眼望去，皆为虚假的陈述，这与法庭之上的作伪证，又有何等两样？对于读者而言，他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伪存真，只能被蛊惑，被欺骗。

散文不像小说，把假的写成真的，是其天然的使命。读者读小说，事前就已心知肚明文本所述，无一不来自于虚拟。但读散文的心理预期和心理预判，却迥然不同。当虚构性的散文没有对虚构特别予以标注时，读者常常是将其当作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来捧读的。

事实是，当代的散文创作，宛若虚火旺盛的患者。躯体的臃肿，难以掩饰骨血的贫乏。无病呻吟的煽情与无所顾忌的放荡，已使散文这一本该纯正优雅的文体，变得既邋遢憔悴，又俗不可耐。这些症状的出现，尽管有其社会结构与文化根脉的成因，但也不能说与虚构散文的推波助澜毫无关联。

隐身散文虚构鼓噪之声其后的，是这样一个令人堪忧的文学生态：作家日益与生活剥离，与现实脱节。缺乏生活的发现能力，缺乏历史的分析能力，缺乏现实的表达勇气，于是才蜷缩于阁楼，埋首于书桌，以想象代替观察，以妄想代替真实。

但再精美的假面具，都与生活的本色本相相去甚远，也都无法与生活原有的栩栩生动相提并论。

散文唯有拒绝虚构，才能回归自己的停车位，才不违逆散文的原始本意。散文可以发展，但不是虚构不虚构的问题，而是直面不直面现实，贴近不贴近生活，以及照彻不照彻人心的问题。

散文是无需虚构的，恰恰相反，它应该恪守诚实的底线，对事物的细微末节锱铢必较，只有这样，才对读者无所辜负，也才对文学无所辜负，更才对作家自己无所辜负。不然，纸糊的高楼再巍峨壮美，都会被风轻易卷走，消失于无形。

（安黎，《美文》杂志副主编，作家。）



略说散文

■ 赵晏彪

散文的味道，曾是清香、甜美、醇厚、独特、诱人且回味无穷的，从何时开始，变得五味杂陈了。

当下散文创作，几句话难以表述，亦难以概括。各类报刊、各种新媒体，争先恐后宠之。凡可以写字者似乎都能够以散文面世，队伍壮大之快，作者参与之众，作品刊登之广，使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作者无不望“散文”兴叹。

有一个时期，对散文是否可以虚构，大家进行了相当热烈之争论，许多报刊为此开辟了版面。一方说，散文就是真实的代言文；另一方说，散文也是文学，文学以虚构才伟大；也有人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根本无“散文”这个文体……争论进入了白热化。

“大好！”我们喜欢围观，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无论是“论战”间或“互骂”，总之都是抢夺读者、吸引眼球的最佳妙方。如此热闹一阵子，终因无果而纷纷收场。

散文之不平静，散文所引发讨论之种种，如此说道，一个不争的事实，散文是广受关注的。

当下散文的弊病，不在于有多么严重的虚构与加工问题，也不在于内容所涉及的时空有多么广阔繁杂，应该看到，它所存在的是以媚俗取宠为导向，还是以道德良知为导向的问题。

近十余年来，有的文学期刊，以发表各式各样的散文为追求方向。编者不见到所谓的“新、奇、特”散文不罢休，作者不写出类似“新、奇、特”的散文不下笔。

谁是始作俑者？“小女人散文”“下半身写作”“行动散文”“虚构散文”“大文化散文”……不一而足，而所谓的“新、奇、特”，真是超越了现实生活的“新、奇、特”吗？非也。

当《一个人的村庄》受到追捧后，便出现了众多“东施效颦”者。“一个人的街道”、“一个人的商场”……“我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广场上，没有一个人，任凭自己信马由缰地想着，一个人的世界真美好”。请问，这街道是你一人独属？这广场因为你一个人而清场？！

在一次散文作品评奖时，许多评委指出某作者是典型的媚俗取宠者。其人曾在数篇文章中频频出现被“双归”领导的“伟大事迹”。为何？散文这个文体，已成为某些领导彰显政绩最得体、最自由、最快捷也是最好用的文体。地方经济上去了，是某领导的功劳，与百姓民众无关；企业成了出口创汇大户，是某领导的大手笔，与工人、科技人员无关；旅游景点亮丽了，是某领导指示的功劳，与勤勤恳恳的护林、护园人员无关；一个工程竣工了，是某领导的辉煌业绩，与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无关……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家散文”，充斥在各类报刊网站上，由此而来的“媚俗取宠症”已深入某些散文作家的骨髓，若不及时根治，其后果必然是泛滥毒瘴整个文坛。

我在讲课时经常会被学员问道，什么是好散文？这个问题引发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好散文应该充满人性的关怀，字里行间注满愤世嫉俗的凛然浩气。而这种有较高道德水准、充盈着人文情怀的“好”，基于作家从心底深处溢出来的真诚与坦荡。

对于有责任心、勇于担当、有骨血、有灵魂的作家而言，常常以“拷问自己心灵”、“检验自己品行”、“审视自己作品”之心态面对人生与社会；以正义感持笔，以道德感抒情，以施善的心灵去创作，才能使作品具有文化与文明共融的非凡力道。这样的作家，大则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小则改变某些人的认知能力。于当下而言，用文学作品净化传媒中泛起的泥沙，则是有良知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自“五四”以来，朱自清、梁实秋、冰心、刘白羽等作家的散文创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个高度其实就是彰显真性情、大悲悯，让读者从文字里找到生活中的影子与借鉴。

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是美丽的，城市是多彩多姿的，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呢？人性中的善良与丑陋、忠诚与欺骗，为民服务与贪污受贿……文学是怎样表现的？作家必须以真性情、大悲悯作为创作引导，才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如果以假情义、小确幸为创作引导，只是一个人思来想去、爱得死去活来，作品肯定与新时代、与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即便一时得宠，也终会被时代的浪涛所淹没。

文字多如沙，沙里肯定有金子。作家如同淘金者，不要心浮气躁，也不要傲气冲天，脚踏实地去观察、体验，去感知、回味，然后进行深度思考，以视字如金的慎重态度进行创作，才是落笔生花。

回到什么是好散文这个问题，若以较为具体的方式进行解读，我认为在题材上有创新，在社会上有反响，在读者心中有分量；不是从书房里炮制的文字，而是经过心灵沉淀出的文字；不是旧的、老生常谈的经验，而是新时代的新气象、新经验；不是溜须拍马的歌颂，而是扬善砭恶的呐喊；不是小情小调小资味的吟风弄月，而是悲悯天下，体尝百姓寻常真实生活；以忧百姓心中的忧为己任，以乐百姓心中之乐为情怀，经得起读者与时间的双重考验，才可堪称佳作精品。有的作品被读者认可了一时，有的被时间认可了一段，但都不能够达到双重的拥有——被读者与时间一一忘却了。唯有留下来的作品，过若干年还可以继续阅读，在时间的长河里仍可以继续行走，如《岳阳楼记》《背影》……许多篇章，像时间一样不老，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追随，文字的光芒经过岁月的淘洗愈加璀璨。经典之作，以不朽的方式永在。

（赵晏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秘书长。）



按《人物素描》索骥

■ 李林栋

笔者收到友君“欲做一个散文讨论《当下散文的弊病之虚假与媚俗》希望你参加”时，恰好网购的一本《古希腊散文选》到手。打开来一看，立刻就被其中如花似弹的一片“及时雨”深深地吸引了。

我们知道，古希腊散文和中国先秦散文是全世界散文的两大源流。研究二者异同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不可尽观了。而此书中的部分之选《人物素描》三十篇，系“描写了当时普遍存在于社会的那些人物的性格和习性”（文洁若“总序二”有识），却也正是“当下散文的弊病之虚假与媚俗”的“先河”所至；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正是“及时雨”一片，当下中国散文作家的“时罪”其实也正是普天之下的人性“原罪”之一。仅可此观，方可大观胜小观矣。

再来素描一下作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1—前287）吧。据该书的译者水建馥先生介绍，泰奥弗拉斯托斯先师从柏拉图，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主要传人。他不但与人合编过《最佳国家秩序》草案，著有《王权论》和《伦理学》等社科类重要作品，而且写有十卷《植物志》和《矿物学》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权威著作。因此，当他以八十四岁高龄离世时，雅典万人空巷，全城哀悼。

经过一场“及时雨”如花般的沐浴，或者也可以说是经过这场“及时雨”似弹般的击打，我发现，虽然泰奥弗拉斯托斯是一位远在古希腊的人物，但他笔下种种的《人物素描》却把当下中国散文创作的种种虚假与媚俗总结得淋漓尽致，例如“虚假”类：口是心非，阿谀逢迎，献殷勤，爱虚荣，自我吹嘘，自高自大，说坏话，等等；再如“媚俗”类：说废话，粗俗，饶舌，不要脸面，不知轻重，迷信，贪小钱，怯懦，占便宜，等等。这些《人物素描》的种种之“小”，恰与其作者卓然一大家——而且还是当下已近“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学者型作家”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这种强烈的对照性，也许正是“快递”送给“友君”的一场“及时雨”，我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且看泰氏此说：“他的托词很多，要么说他当时不在场，要么说他迟到了，要么说他正在生病。他明明听说某事，却说没听见，明明看见某事，却说没看见。总之他的话都是这样的：‘我不相信’，‘我不了解’……”难道此“说”不就是在说时下那些睁眼不看重大现实或闭眼漠视重大现实而陶醉或沉醉在自己的种种小心思、小玩意儿、小得意等的“小”散文家吗？这种泰氏击评为“口是心非”的“人物”，不能不令人想起某大作家的一句名言：“我永远也不会同意，那些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小溪上的人，可与那些写作伟大题材的作家相媲美。”对最具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的无视、漠视或有意的疏离、偏避等，其实是当代中国散文创作最值得关注的一种不真实。所谓虚假与媚俗，不论是何种文学样式，其最隐也最甚者，其实也就是对“当下”最本质的宏阔现实之背离。或者也可以说，我在这里的确是在提倡写“大”散文而非“小”散文。而这种提倡也不过就是某种一再的重复，因为早在创办《美文》时贾平凹就提出过这一主张。他反对把散文变成一种“小摆设”，强调散文要有“大境界”，要写“大题材”等等。我至今还很认同平凹先生这一观点，并愿意为之继续鼓与呼。这也正如曹丕君早就说过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典论·论文》）。白居易君也曾旗帜鲜明地主张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当为事而吟。”（《与元九书》）

当然，还有泰奥弗拉斯托斯。这位古希腊学者型大散文家在《人物素描》之《说废话》一文中所说：“说废话就是说起话来不分场合，不假思索，没完没了。……你不打断他，他的话不会停。”笔者认为，这里的“不分场合”，即是指不分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人民需要等等之“大”，而一个劲儿地“说废话”之“小”。可见，对散文之“大”的背离古已有之。另如泰氏在《人物素描》之《献殷勤》一文中所说：“给献殷勤下个定义，就是处世为人尽量讨人喜欢，但又并非完全出于真心实意。……请他当陪审员，他既想讨好这一方，又想讨好那一方。总想显着是大公无私。”这种“虚假与媚俗”，在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中还少见吗？

真是江山易改而“人性”之“弊”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说到底，作家或作者也是人，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哈姆雷特。有一百个他人，就会有一百个他人的哈姆雷特观。在我眼中，当下散文创作的弊病之虚假与媚俗，其最本质或最根本性的表现就是“一地鸡毛”。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三十篇《人物素描》，其实仍然历历在目。

（李林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编审，网时读书会会长。）



虚假庸俗的散文可以休矣

■ 朱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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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所谓“散文”极其繁荣，恐怕与长篇小说一样，大概也是世界第一。触目所见，各种文学刊物、报纸副刊皆有散文栏目，五花八门，遑论文笔，万事皆入，且有不知所云者。以至长篇累牍，竟有洋洋万字以上。但几无敢恭维者。甚至某些写现代人物、风光名胜之散文，居然大肆虚构事实，写来凭想当然，无中生有，一些情节纯属编造。写历史题材之散文，也不顾当时人物履历、典章制度、风土人情，肆意写来，全凭臆想。如此以虚伪的造假欺骗读者，不仅误人子弟，而且影响恶劣，其庸俗之质，足可败坏文风。

我个人认为：散文应是不可轻易写的，写散文应该有极强的文学功底，极博的学识，极高的文字驾驭能力，极缜密的谋篇布局艺术，极具思想的构思，极具人文的情怀，这与杂文有异曲同工之妙，绝非胡乱堆砌词藻、吹嘘煽情可以强求。今目之所见者，或故作高深，或无病呻吟，或装腔作势，或里短家长，凡此种种，皆非散文之旨。散文于当今，油滑虚伪，浮文假意，几成套路和低档八股，真是令人嗟乎哀哉！有并非行家的出版的散文集，其实就是抄资料和旅游说明。当今所谓散文集出版之泛滥，也令人触目惊心，莫说世界出版界之怪现象，几成纸制垃圾。书，于世只有三类：有益，无益，有害。劣质所谓散文集，姑不论是否无害，其实更无益。徒令人如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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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益于读者的“散文”或集子，这其实是报刊、出版社，尤其是文学期刊应严拒之门外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早就说过：“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如果二者皆无，除了可厌可憎，还谈得到“韵外之旨”“味外之旨”吗？看鲁迅散文，读者会被他笔尖常带感情的悲悯情怀所感动。故尔，我也一直认为：散文，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涂写的。这是报刊出版社编辑选发散文时所应该精益求精的严格掌控，以免误人和浪费。

散文的泛滥，与评论界亦有关联。散文不可随意写，评论亦不可轻易臧否，尤其滥捧，极其害人，更尤其对那些自视甚高者。评论者也并非可以滥竽充数，古人有“月旦评”的韵事，那评论的都是些何等人物！如果无人品、思想、情怀、学识、风度、文笔，只是以套路和词汇的因袭以及看不懂的名词吓唬人，必使散文评论走向歧途末路，也必引导散文创作如同八股，不以为劣，反以为荣。

古人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此推崇到极高的地位。散文的创作，不仅应该认真、严谨，更应具有思想和情怀，绝不是粉饰太平、矫揉造作的顾影自怜，更非居高临下、装腔作势的高头讲章。古人有颇多的优秀散文，也有简明扼要的理论，在此毋须引用。仅看鲁迅、老舍包括张恨水等大家的作品，情怀溢于其中，发乎其外，是高尚、纯粹的悲悯情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其实是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线，由古人贯穿到近代、当代有良知有襟怀的作家血脉里。君不见，古人即便写山水游记，也多有情怀和言外之旨，而绝非旅游景点说明书。

现在充斥泛滥的所谓散文，包括那些洋洋洒洒、貌似高深的散文理论和评论文章，离现实太远，极少关注下层劳动者，关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闲适、休假、旅游、采风、笔会……使我们几乎接触不到社会的底层，接触不到真正的下层生存状态。写散文，趋于应酬，在抒发虚假、敷衍、做作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情感。

一个真正的散文作者，不应该轻易动笔，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悲悯情怀，真诚的同情心，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当然，还必须有干净、无可有可无文字的写作能力。“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当然，散文界并非一片荒芜，也有关注现实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散文出现，不仅仅是悲悯，而更使我们读之感动的同时，可以感觉到时代的气息，商品社会对原有温饱生活的冲击，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淡漠、撕裂和抛弃。这其实应是大力倡导的。

胡适之先生有句名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应该大力提倡散文创作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怀，言之有深思。所以，必有深重之情怀，才必有感人之作品，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朱小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内与海外》杂志主编。）



散文创作的底线：叙述者必须真实

■ 陈亚丽

散文与其他文学形式一样，都属于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有它自身的创作规律，艺术创作应该是“不可力强而致”，需“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行之久远的佳篇。散文创作中个别的虚假与媚俗现象，则违背了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都将与优秀作品失之交臂。

从文体性质而言，散文创作理应拒绝虚假，但是某些作者为了换取较好的传播效应抑或为了得到某些奖项，一味迎合读者或评委的口味，编造出一些“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这是极不可取的创作态度，这样的作品，只能一时骗取读者或评委的“青睐”，但是绝不会在文坛长久流芳，更不会在散文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众所周知，但凡在散文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真诚。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被誉为“孤篇称丰年”，之所以有如此的轰动效果，其关键因素之一即是作品的真实、作者的真诚。作品如实展现出作者对于生与死的追问，由个人的一己“不幸”延伸至普罗大众“向死而生”普遍的终极关怀，作者坦诚的态度、纯贞的心灵，打动了无数读者。

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是作者在湖南八溪峒乡对山野自然与底层乡民的深入观察及作者深入其中的亲身经历，其中的《准制服》及《一块钱一摇》等等，既再现了农民的朴实，同时也显示出作者的幽默与纯贞，是让读者“爱不释手”的佳作，显示出作者自由状态下的喜悦以及对农耕文明的眷念和关注。有人认为他的这本书是"一个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真诚、坦诚是作品成功的基石。

就散文创作而言，作者如果在作品中掺杂了虚假的成分，欺骗了读者，或是以低俗的内容来换取读者的“眼球”，那么就扭曲了散文的特性，也违背了职业道德；是对散文文体纯洁性的无情践踏，是被大多数作者所不齿的。

虚假也好，媚俗也罢，实质上就是对叙述者的虚构，而散文叙述者的真实性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如果作者突破了这条底线，那么所创作出的作品，从本质上说就已经不属于散文了。

换句话说，散文的叙述者与作者必须是完全吻合的，这点与小说、戏剧不同。散文作品当中所呈现出的事实，都是生活中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是有稽可查的。虚假与媚俗都与散文本性背道而驰。散文创作过程中，可能有个别细节出于作者的合理想象，这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作者有意为之，甚至拿散文当作小说来写，那就是违背散文本质属性的了。

（陈亚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散文研究中心副主任。）



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线

■ 陈 纸

说来奇怪的很，近几年，“散文写作是否允许虚构”竟成为一个热门问题。乍一听，这似乎是一个深刻的“新生儿”，似乎反映了文坛人士勃勃的思考能力，再仔细一想，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散文发展到今天，至少也有上千年的历史吧，但在这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散文从来没有在允许不允许虚构上有过纠缠。因为，就体裁而言，小说是小说，诗歌是诗歌，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新闻是新闻，散文是散文，它们从来没打过架，是现在的人非要“挑拨离间”，无事生非。

正是有了“散文写作是否允许虚构”这样的议论，当下的文学创作表面上形成了“互相借鉴”“互相渗透”的“良好局面”，实则是“混淆视听”“浑水摸鱼”，而且，有的人提出了“非虚构文本”，试图将文学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建立分水岭，于是，这几年，很多小说作家写出了不少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的东西来。很多诗人似乎也从中受到了鼓励，创作时故意舍弃了回车键，写得比散文诗还长，比叙事散文还“散”。

散文写作是否允许虚构？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下，历史上，有哪一篇散文，它所叙之事是天马行空、完全虚构的？它所叙之物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有人拿《岳阳楼记》《洛神赋》《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来试图证明“散文”与“虚构”之间的必然性，这其实是以“局部”证明“全部”，拿一个螺丝证明机器，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强调散文的真实源于当下散文边界的不断模糊，以及读者对假大空抒情和叙写的厌倦。散文的“真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所有的文艺创作所必须具备的“情感真实”，即写作动机的“真诚”；二是取材要基本真实，叙述主体要真实。

散文主体的真情实感和客体的守真求实，是散文写作的底线。这与中国史传文学“实录”传统的深远影响有关，更是由散文的叙事伦理所决定的。

总之，我同意作家赵丽宏的观点：写散文不需要虚构，虚构的情节充满了不真实，散文应该以真情动人。真情、真实，缺了这些，散文就不是散文。

（陈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



散文的媚俗之病

■ 朱航满

我读散文之作，常会有如下几个判断标准：其一，此作有无独立之思考；其二，此作有无独到之材料；其三，此作有无特别之体验。

以上三点，作为我衡量当下散文之“三定律”。然则，当下许多散文，无独立之思考，亦毫无见识，人云亦云，狗云他亦云，唯独不放弃个人存在之证明。诸如有些作者，一味取悦读者，抓眼球，怎么热闹怎么写，诸如底层啦、农村啦、环境啦、教育呀、小资呀、吃吃喝喝呀，仅凭印象式的个人感受，缺乏深入地研究与思考，或者假装怜悯和慈悲，或者搞精致的利己主义，洋洋洒洒地炮制华美而空洞的文字，仍是毫无意义也；还有些作者，假装高雅，时而谈魏晋，时而写民国，复制历史逸闻趣事，浅尝辄止，看似渊博，实则又一俗也；另外的一些作者，献媚权贵，低眉顺眼，专写什么大家，积极钻营什么政绩工程，一味讨好，无精神，乏骨气，文学包装成了广告，散文集变成了宣传册。对于以上写作，我觉得都是当下散文写作的媚俗之病，其俗关键在写作者，而病则在心态之浮躁、功利与虚荣也。

（朱航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编2012年以来《中国随笔年选》。）



（刊发于《黄河文学》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