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我最大的快乐仍然来自写作

2018年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0位同志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其中，以作家身份荣获这一殊荣的仅两位，一位是《人生》《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另一位就是蒋子龙。

日前，蒋子龙先生欣然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乔厂长上任记》创作前后

甫见面，对笔者的祝贺，蒋先生十分谦逊：“谢谢！不胜惶恐！”

蒋子龙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大众视野的。他从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而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他也由此作为“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登上文坛。

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改革文学，如《机电局长的一天》《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燕赵悲歌》《赤橙黄绿青蓝紫》《子午流注》《蛇神》《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约1000多万字。这些作品屡获国家级文学大奖，并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意、西、韩国、越南、蒙古、丹麦、挪威等十几种文字出版。可以说，蒋子龙的作品，着力塑造时代背景下的改革者形象，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

谈及这些年创作不辍的动力，蒋子龙说：“我永远都在观察，我的灵感全部来源于细致的观察和体悟。”

蒋子龙回顾了创作《乔厂长上任记》的那段时光。

1979年早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派编辑到天津，为先前批判蒋子龙的小说赔礼道歉，同时约请蒋子龙写一篇小说。

是的，此前，蒋子龙已发表不少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未带来好运，反而让他承受了不少打击。蒋子龙1941年8月生于河北沧县，1958年8月参加工作。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作。1965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新站长》发表，在文坛获得了“这年轻人出手不凡，不可小觑”的赞誉。然而，正当他准备一显身手之际，他的才能在那个时代受到了抑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蒙昧的夜幕逐渐褪去，崭新的曙光翩然降临，中国历史上迎来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蒋子龙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发出了响亮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声音。

蒋子龙一度远离文学界，在天津某大型工厂担任车间主任。他想放弃写作，但在内心深处，却从未停止过反思自己的创作经验与教训，他的文学思想日趋成熟。同时，他对中国工业系统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困境，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切身体会和深入思考。所以，当《人民文学》编辑冒雨登门约稿时，他的创作激情一下子被点燃了。毕竟，他本质上还是一位作家，这是他摆脱不掉的宿命。

蒋子龙当即答应了《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约稿。巧的是，正在那几天，他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获得了三天病假，可他却全力以赴扑进了新作品的创作之中。

在当时而言，这是一部全新的小说，中国文坛从未有过这类小说。这就是《乔厂长上任记》，从报纸、书籍、画面（连环画），到音（电台）像（电视电影），一度传遍大江南北，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可阻挡的魅力。蒋子龙的才能，也由此被世人认识到了。

蒋子龙微笑着说起小说发表后的趣事：

有的人学乔厂长，结果被撤职；而西北某大型国营企业拿《乔厂长上任记》当“中央精神”，整改企业颇有成效；沈阳一护士来信说，是乔厂长救了她的父亲……更有趣的是，天津经委请来一位上海的厂长做报告，入场券上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某企业家为此向经委抗议，并找到蒋先生要求证明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

蒋子龙着眼于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笔风，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

40年后的今天，对于“改革文学”这个概念，蒋子龙说，这原本是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如今登堂入室，被时间和现实接受。这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鼓励。

“觉得辛苦，那证明你正在走上坡路”

作为有广泛影响力和深刻洞察力的作家，蒋子龙最倾心、最看重的始终是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如果文学创作脱离现实，即便再怎么优秀，其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谈到如何看待文学创作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蒋子龙坦率答道：“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创作，但不能大得让文学创作知难而退，或躲在远处仰视、漠视，乃至鄙视。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

文学的成长与茁壮，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也许正是这种认知上的严肃性，让他本人显得也颇为严肃。听得此话，蒋先生微笑着说，很多人说他很严肃，不过这主要与他长期在车间被监督劳动有关。在那种环境下，他的面部肌肉始终处于僵硬状态。“严肃”就是这样形成的，“严肃”久了，就成了一种习性。

他不无得意地说，在文学讲习所读书时，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就是“凶神一号”。

近几年，除了小说创作，“凶神”还出版了人生指导类散文随笔集。

2017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生命中的软与硬：蒋子龙叹人生》，被书评界称为“作者的笔像一面镜子，观照着芸芸众生、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亲情、友情、爱情；事业、文学、人生感悟、处世哲学；权力、家庭、伦理、道德……作品视觉独特，幽默精妙，博大深厚，触及灵魂，充分反映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和深厚的文学功底……”

去年出版的《人生实苦，但请足够相信》，荟萃了他执笔40年来的优质散文，或写人生经历或畅谈生命哲思，又或者表明对某种状况的情感态度。对这部作品的畅销，蒋子龙坦承始料未及。他以为自己已是多少有点“过气”的作家，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了。最初他甚至对于要不要出版这本书感到疑虑，认为会亏本。

现在他的顾虑打消了。其实，蒋子龙对生活始终葆有热情，这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尽管曾经历不少波折，但他始终是积极的，既不颓丧倦怠，也不一味抱怨。他性格直率，文风坚硬，他的文字总能给人正面、积极的引导。正如他一直所相信的，人生总有不如意的地方，所以不必过于忧虑和着急，要足够地相信未来。在颠簸的人生途中，他秉持着一份坚定从容的姿态，而这是当下很多人所欠缺的。也正缘于此，这本书被认为是给所有过得不快乐的年轻人的礼物书。他在书中说：“如果你过得不快乐，那就表明你对人生还有期待；如果你觉得现在走得辛苦，那就证明你在走上坡路。”

“以文养生”，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如今，蒋子龙已近耄耋之年。这位写了一辈子的作家，最大的快乐以及精神上的磨砺仍然来自写作。当问及最近有无新的创作计划时，他利索地说：“当然还在写。”但他也很不情愿地承认，锐气渐钝，效率减慢，“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他要努力克服正在来临的衰老。他告诉笔者，他正在进行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只是时断时续，尚未进入佳境。

现在，他感到自己对现实的感悟急切而零碎，因此要经常写些短文，诸如《故事与事故》系列已陆续发表。

他特别郑重地提到，写作其实也是体力活儿。这个观点跟他对巴金的记忆有关。他脑子里始终保留着一个鲜明的印象：有一年，他与巴金在北京开会时相遇，聊天时说过一个观点，作家的创作力跟身体有关，一旦身体不行了，创作力不可能达到很好的状态。回想那时侯，年轻的蒋子龙身体健壮，“写作固然是精神劳动，但身体状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项精神劳动的质量及强度。身体不好，偶尔写写可以，但如果想保持创作力，比如写点有棱角的东西，那就难说轻松了”。

对于蒋子龙，写作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养生的途径。用他的话说，就是“以文养生”。写作时，生命像有了安放之地，于是心灵变得宁静，胸怀变得宽广。他可以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对话。他梳理着他的岁月，反刍着，也把握着他所看到的现实。

他说，如果没有写作，他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生不好的变化，会感到生活的虚无，生命的质量就会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写作当作养生途径，确实很有道理。蒋子龙说，很多古人就有以文养生的习惯，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口号罢了。“比如袁枚，他常头痛，这个时候他就写诗，读诗。他特别喜欢读自己的诗，读到得意处，心头便畅快起来，头疼也就得到了纾解。”

在大多数关心蒋子龙的人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个精神健旺的人，在他身上难得看到一丝伤感抑或无奈。除了创作文学作品，蒋子龙也喜欢运动，年轻时喜欢球类，中年改为游泳，到了老年也不闲着，四处旅游。他在《人生实苦，但请足够相信》一书中，多次写到自己在旅途中的趣事。他的生命始终是动态的。

当下这个时代，写作形式已然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写作者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号。蒋子龙对这种新的写作方式是陌生的，他很真诚也有些羞愧地说：“不知道怎么关注，也不会弄，但由衷地羡幕新媒体写作。”

早在六年前的2013年，蒋子龙就曾表示：“文学已改朝换代，我们绝对是落伍了。我们已经过时，得承认。”

对于一个毕生以文学为职业的人，如此真挚地表达这种意见颇为不易。他的坦率令人感动。即使现在他的随笔集如此热销，似乎也没能扭转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新时代的文学有着新特点，比如，“是很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在想象力方面更是匪夷所思。”

访谈中，蒋子龙的谦逊、低调、平和，令人油然生出如沐春风的感受。他的声音，温厚而安详，听着令人内心感到熨帖。当问及他喜爱的当代作家时，他罗列着：“陈村的语言，韩少功的智慧，李建军的学问，毕飞宇的精致，葛水平的文字，迟子建是小女子专写大书……”

他望向了远处，这位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的著名作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在心中也许开列了一份更长的、是否没有尽头的名单，但他终究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列上去。

可他的文字，确曾影响过那么多人，如今依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笔者很好奇，对于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他会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忽然觉得，有点过时的东西也不错，总比连过时的东西都没有要好。”蒋子龙最后意味深长地如是说道。来源：文汇报　|　吕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