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别离》编剧何晴：以理想主义引领现实生活

　　“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今年的荧屏上，由汪俊执导、何晴任总编剧，黄磊和海清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小别离》在掀起收视热潮的同时，更是被誉为“2016年现象级话题剧王”。《小别离》是国内首部反映中学生留学的影视作品，电视剧通过三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在面对中考、低龄化留学等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将宏大的社会话题浓缩在三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了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不少观众在观看电视剧后直呼“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上海电影集团“70后”编剧何晴在读到《小别离》原著时，就被作家鲁引弓在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亲子之情和别离之痛深深打动，马上接受了电视剧改编任务。而在《小别离》引爆荧屏之前，她已经写过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从改编《鲜花朵朵》到《爱的多米诺》，从描写知青生活的《原谅》到充满现实意味的《买房夫妻》，在玄幻剧、谍战剧等风靡荧屏的当下，何晴一直默默耕耘着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小别离》的成功，在引领潮流和资本的玄幻、穿越、IP大剧之外，让观众看到现实和真实的力量。
　　从文字走向影像，《小别离》不只讲述了三个家庭的别离悲欢，不只讲述了几乎笼罩全民的教育焦虑，它还以更丰富的姿态呈现了当代城市的生活百态，如亲子关系、中年危机、中产危机……更多广泛的民生话题都在其中被窥见和触及。有媒体如此评价：《小别离》在微观上揭示了小家庭内部的意识摩擦，中观上刻画了经济基础不同带来的观念差异，宏观上折射了“中国式教育”的利弊得失以及中西文化的深刻差异。
　　何晴亦特别认同专家对《小别离》的评价：“现实主义担当，理想主义引领。”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是反映生活的“多棱镜”，在其背后，必须有理想主义的支撑才能走向深入和深刻。“什么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你知道真实的生活，但你还是去热爱它，拥抱它。”她说。

除了《小别离》，何晴还编剧过《爱的多米诺》《我的泪珠儿》《买房夫妻》《鲜花朵朵》等热播剧。

　　“文学，包括影视文学，体现善意和温暖是最重要的”
　　Q“现实主义”题材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并不是一个热词。这几年最受欢迎的，是穿越、玄幻、IP剧。相对而言，颇有写作难度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在这几年可说是陷入低迷期。但从创作履历来看，你这些年的创作却一直都坚持了“现实主义”方向。
　　何晴：是的，我一直对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比较感兴趣。2003年左右，我和王宛平老师合作了由张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的泪珠儿》，从这个戏之后，我发现自己比较适合这种做得比较扎实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小别离》之前，我创作的《原谅》写的是知青生活，《买房夫妻》讲述的是一对高知夫妻为买房最终离婚收场的故事，《鲜花朵朵》则是写一个大家庭，一个家中七个女儿，戏剧冲突比较多，能呈现比较丰富的众生相。我也曾试过写谍战剧、年代戏，但发现完全不在状态，只要一写别的题材就有无数的想法和主意。我想，既然无法突破，那我就在自己擅长的方向做到最深，努力写到自己能达到的最好状态。
　　Q这是一个丰富的时代，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存在各种“现实”，生活有时甚至比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更为离奇、更开拓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剧应该如何呈现“现实主义”？
　　何晴：所谓“现实主义”题材，不是写当代生活就可以称作是现实主义。我认为，编剧一定要对当代生活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在作品中体现生活的横剖面和纵剖面，要把尽量多的人生展现出来，揭示出一些社会问题，这样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
　　我曾经也怀疑过，现实主义是否已经死亡。尤其是这几年，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创作十分艰苦。很多人都告诉我，现实主义死了，电视剧市场只剩下玄幻和大IP，电视剧不需要情节，不需要故事，只要看“颜”。但《小别离》播出以后火了，我欣慰地发现，观众永远需要能反映现实和当下的电视剧作品。
　　在我个人而言，我一贯的创作风格是比较温暖的。在我的理解中，文学，包括影视文学，体现善意和温暖是最重要的。生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温暖、善意、幽默的日常，大部分老百姓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即使描写贫穷，你也不能把所有的穷人和他们的生活都想象得很脏乱，处在贫穷中的人也可以活得清清爽爽，有时候，人的尊严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
　　Q很多人都说：“现实主义正剧是编剧桂冠里最难戴的一顶，也是最荣耀的一顶。”与其它类型的电视剧创作相比，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难在何处？
　　何晴：我的一位老师说过，电视剧创作情节可以简单，但感情要复杂。当下的一些电视剧有很多情节堆砌，用行话叫“跑梁子”，但这些情节无法塑造人物。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人物需要用大量细节，它不像玄幻、仙侠或者侦探剧，可以靠戏剧冲突就推着故事往前走，更需要编剧用经验去判断，故事往哪个方向发展更好，哪个细节更生动，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这些都在考验创作者的功力。
　　Q我注意到，在一些采访中，你比较强调你的编剧团队。在现有的认识中，人们往往会更强调编剧的独立性与独特性。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何晴：1998、1999年时，我的恩师黄海芹老师把我介绍给香港作家梁凤仪，协助她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借此机会，我参加了香港的电视剧创作团队。当时，香港电视剧的创作方式是团队合作，一个编审带领一些编剧集体合作。这种创作方法打开了我的思路。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都是用感情、用真情去写人物，学习了剧本创作的技巧，但香港团队的创作非常公式化。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电视剧就是分四大段，每一段都要有起承转合，每一段都要有变化。电视剧的写作很公式、很工整，但在人物塑造上，又很有力度，每个人物都是很真实地展示现实。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到，剧本创作的公式化并不是全然没有优点。如果创作者掌握公式，又高于公式，这种创作规律就可以成为你的武器。
　　后来，我跟王宛平老师合作了《我的泪珠儿》，之后又单独地做了几部戏，也慢慢发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无法形成火花，于是就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把在审美上与我比较接近的妹妹、闺蜜、好朋友吸纳进来。十几年来，我们共同合作，在创作每个人物时都进行充分的讨论，有讨论就会有激发，不同意见的讨论也让我对人物有更丰富的理解。最后由我统稿，尽量把集体的智慧融合在一种统一的风格之中。对我而言，我们是合作伙伴，剧本是团队智慧的体现。他们跟我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