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

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悍然颁布“七大恨”，公开跟明朝叫板，倾巢略明。短短数日，便攻陷抚顺，接连命下东州、马根单等五百余城堡，掠明帝国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杀明朝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万历勃然大怒，决定好好收拾这个小酋长。万历召开了一个九卿科道会议，挑出了一个牛人担任辽东经略，负责征剿努尔哈赤。
这个牛人姓杨，名镐，字京甫，号风筠，商丘（今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
说杨镐是牛人，绝不是信口瞎说，有事实为证：杨镐任山东参议时，曾分守辽海道，率军雪夜度墨山，奇袭蒙古炒花帐，一击得手，大胜，而后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大利边境。另外，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镐于次年（1597年）奉命经略援朝军务。日军由南往北猛攻，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李朝实录》），汉城告急。所幸杨镐从平壤直抵汉城，挥军与日军连番血战，终于化解城下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了稷山大捷。就因为这一战，著名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涛先生赞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
足见杨镐在抗日援朝战争中居功至伟。朝鲜人也因此将杨镐视为民族大救星。继稷山大捷之后，杨镐乘胜再战，拟将日军主力围歼于蔚山。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连接的十数日暴雨使日军躲过了一劫，明军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功败垂成，未能使战果进一步扩大，反被日军所败。
按理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可是，杨镐却因此遭到了朝内大臣的激烈弹劾，指责他“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明神宗实录》），最后落了个革职撤回的下场。杨镐回国之日，朝鲜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牵衣拦道，一送再送，直出郊外，大臣纷纷赠诗为别。（事见《再造藩邦志》卷五）
这还不算，朝鲜国王此后还多次上疏万历为杨镐鸣不平，并建宣武祠于汉城南郊，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悬于祠内，供奉杨镐画像（见《李朝实录》）。
这次挂帅出征，杨镐的所遇上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明朝驻守辽东的守军尚有两万余人，但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明朝必须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所以，除了由杨镐全面负责辽东事务外，万历还任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原总兵杜松负责驻守山海关，原四川总兵刘綎、蓟镇总兵王国栋、副总兵柴国柱、延绥总兵官秉忠随时候命。
杨镐通晓军事，深谙兵凶战危，到了任上，并未草率采取行动，而是聚积粮草，集结军队，收集难民，振作士气。
这年冬天，四方援兵完成了集结。其中，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则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而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全部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
此外，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包括后勤、运输等等，号称四十七万。
由于四方调兵，辽东军饷随即骤增三百万两，于是循当年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催促杨镐抓紧行动。
杨镐通过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玉庭等人商议，定于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杨镐大会诸将，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四路，分进合击。杨镐这个做法，也许会有人存在疑问，觉得，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2.5万人，而努尔哈赤有6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赤集中全部兵力只对付其中任何一路，都会在军力上大占优势，怎么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算，还指挥官呢，狗屁！
事实上，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明军调自四面八方，除了九边重镇（指的是明朝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九个军镇，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中的辽东、延绥、宁夏等镇、以及四川和浙江外，其他各地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他们来自不同军区，互不隶属，无法将他们在短时间内磨合在一起，权衡之下，分头并进当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分进”并不等于分散兵力，而是一个兵力集结的过程，“合击”才是关键，各路明军分头前进，努尔哈赤无法判断哪支部队是主力，就不敢轻举妄动，如若其贸然出击，就会置后方于不顾，随时有被端掉的危险，可谓防不胜防。这样，“分进”的风险就相对降低，而各“分进”的部队一旦指定到达地点，仍然在“合击”敌人时持有兵力上的优势。
相对而言，集中兵力以一路人马开进。则努尔哈赤可以放弃后方，倾巢而出，对明军进行伏击和骚扰，本来，明军在林海雪原中与占据地利的敌人展开野战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明军从辽沈发兵攻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需要纵深两百多里进入后金腹地作战，沿路又多是山川峡谷，河流林莽，路途险要，易守难攻，合兵后的军需辎重过于庞大不说，地形又不熟悉，一旦陷于险地，缺少了前后左右的呼应，搞不好会被全军覆没。
所以，明军的口号是：“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7 册)。
这四路军分别是：
左翼北路军由开原总兵官马林率领，共一万五千人，会同叶赫部的一万三千人出三岔口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左翼中路军三万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从沈阳渡浑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击赫图阿拉。
右翼中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五千人，从清河城出鸦鹕关，从南面袭击赫图阿拉。
右翼南路军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会合朝鲜兵，共二万三千人，出宽甸，从东南攻向赫图阿拉。
另外，杨镐还派出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与阻击与努尔哈赤关系很好的蒙古兵。又派总兵官秉忠、辽东部司张承基率兵驻辽阳，为机动兵力；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自己坐镇沈阳，直接指挥四路大军。
二月二十一日天降大雪，行军困难。杨镐不得不将出发时间改为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雪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有人提出延期发兵，等雪晴再战。杨镐不同意。
理由如下：
一、大军已齐集于辽东，且不说朝内一催再催，一旦延期，军饷粮食接济不上，就会影响士气，对战事不利。
二、时已二月初春，经过漫长冬季的空耗，物资向来匮乏的东北女真部落也承受着巨大的后勤压力。
三、因为下雪，出兵的日子已经推了一推，现在还在下雪，是敌人疏于防守，突然发兵，正好攻其不备，一举破城。 兵者，诡道也。用兵之术，在于虚实变幻，神鬼莫测。
四、最要命的是，先前为了麻痹对方，杨镐故意给努尔哈赤下了一道战书，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杨镐的愿意是，以四十七万大军的声威先从心理上给努尔哈赤以强大震慑力，让其心生畏惧，不敢出击，一昧坚守赫图阿拉。这样就更利于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形成合围赫图阿拉的局面。而故意将发兵日期说成十几日之后，是为了迷惑对方，让其在信与不信之间犹豫，摸不着头脑。而现在，如果把出兵的日期再往后推，真成了三月十五日出兵，到时不免弄巧成拙，反成为敌军所制。
所以，考虑再三，杨镐毅然决定在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出兵。
那边，努尔哈赤接到了杨镐的战书，着实吃惊不小。面对明朝大军的多点进攻，后金不免有些势孤力弱，寡不敌众，怎么办呢？在后金的军事会议中，后金高层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坚壁清野，各处据险而守，负隅顽抗，死拼死守，时间一久，等明军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其自然退走。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毫无疑问，第一种作战方案比较务实，也比较合乎战争规律。可是，努尔哈赤却选择了第二种，笑称“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见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表面上看，第二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2.5万人，而努尔哈赤有6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赤集中全部兵力只对付其中任何一路，都会在军力上大占优势，赢面很大。
事实上，战场厮杀，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人数占优，只是一个有利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影响战争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天时，比如说地利，比如说战士的士气，比如说武器装备等等。更何况，你努尔哈赤要集中兵力对付明军的其中一路，那么哪一路是虚，哪一路是实？而且最好你还得搞清楚是哪一路最先到达，弄不好你在这边对付这一路，另一路已经摸到你的后方把你的老窝给端了，又或者，你以为你专心只对付一路，又焉知人家不是四路同时到达？那时，四路一拥而上，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说，努尔哈赤选择的第二种作战方针，其实风险系数是很高的。 说白了吧，这是一种赌徒式的选择。可是努尔哈赤的运气一直都很好，这次，他又押中了。
当他获悉了四路明军的领军人物，就猜出了明军的主力来自杜松所率领的左翼中路军。杜松所率的左翼中路不仅人数较多，而且装备精良，配备有全军最好的火器。士兵多来自宣府、大同、山西、山陕等边镇，以骑兵为主，其中有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统的“跳荡铁骑”，全是百战边兵。

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

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不足患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六）

于是，只分兵五百人阻击右翼南路明军刘綎部。另命次子代善为前敌总指挥，率八旗大军主力，开赴北线迎击左翼中路明军杜松部。自己亲率精锐巴牙喇（近卫军）殿后。他还派人到浑河上游筑起坝堤蓄水，单等杜松部渡河就放水泻洪。他这个诡计又得逞了，明军被淹死很多人，并成功把杜松部一分为二：杜松率领的大部分兵马已经过河；但参将龚念遂所率的辎重营却无法过河，很多火枪大炮被阻隔在了河对岸。
杜松之所以这么急着过河，是因为他探知后金正在铁背山上的界凡城上修筑防御工事。界凡城 “形势险要，扼锁阳之咽喉”，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战略要地。界凡城北，临浑河东岸的吉林崖，为界凡第一险要之处，界凡城南为扎喀关，为界凡另一处险要之地，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浒山。这里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一百余里。过了界凡，地势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他想尽快取下界凡。
虽然火枪大炮没能跟上，但杜松探知后金兵在界凡筑城只有少数人，便再一次分兵，留两万人在萨尔浒山麓扎营；自己率轻装一万人渡过苏子河（浑河的源头，满族的栖息地，最后流入渤海。南岸是赫图阿拉城），抢先进攻界凡城下的吉林崖。
哪料，后金八旗军主力已于这日午后陆续到达了界凡城南的扎喀关。
努尔哈赤令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两旗兵支援界凡守军，自己亲率六旗四万精锐进攻萨尔浒。

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

明军的萨尔浒大营由总兵王宣，赵梦璘等主持，他们用战车环营四周，做为防御工事，并在营外挖壕立栅，布列各类铳炮，用旗鼓壮威，准备严守。
努尔哈赤不管不顾，命令先锋军冲杀。于是漫山遍野的后金士兵狞笑着，毫无畏惧地冲了上来。明军立即放火铳，发巨炮。眨眼之间，炸弹爆发，血肉横飞，突前的八旗兵顿时倒下一片，战马也受到惊吓，开始乱奔。但八旗兵人数众多，后续部队依旧排山倒海一般向明军冲来，他们仰面扣射，万矢如雨；铁甲骑军，奋力冲击。

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

萨尔浒的明军遭到多于自己几倍的后金兵的凶猛袭击，又不熟悉周围形势，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明军只好点燃火炬照明火药引子以便用炮击敌人。后金军正好以暗击明，伏兵骤起，冲破了明军的阵营，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营垒被攻破，明军兵败如山倒，一时血流成河，死伤无数，溃军纷纷渡河逃命，有不少明军在河中被淹死。最终，这两万余明军，自总兵王宣，赵梦璘以下将领，“皆没于阵，横尸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斯焉。”（见《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围攻吉林崖的杜松眼睁睁的看着远处萨尔浒方向的明军满山遍野的大溃败，不由方寸大乱。努尔哈赤已乘胜直扑界凡，与代善、皇太极两军会合，原在山上的后金守军也从山上驰下，八旗合力，四面围攻。
杜松亲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欲图聚占山头，以高临下，不意树林复起伏兵，对垒鏖战，天时昏暮，彼此混杀”（见《明神宗实录》）。

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

八旗劲旅在河畔与莽林，山麓与谷地，以数倍于杜松的兵力，将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勇猛异常，左右冲杀，但矢尽力竭，“以将门子捐躯报国”，身中十八箭力战而死。

剩余明军被后金兵逐北二十里，追至勺琴山，全部阵亡，战况惨烈无比，被杀死者“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
在杜松军中担任监军的辽海东宁道副使张铨被俘，誓死不降，被杀。至此，左翼中路明军除了龚念遂一部率领的辎重部队仍据守斡珲鄂模外，余皆覆没。似乎，这场战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了。
可是，说这话未免为时过早。
明军四路进击，虽然打垮了杜松一路，余下尚有三路军正在按原计划源源推进。努尔哈赤丝毫不敢大意，匆匆打扫了一下战场，率八旗军掉头北上迎击北路明军马林部。马林部已出三岔口，于三月二日进至富尔哈山的尚间崖（萨尔浒西北30余里）。
不过，在尚间崖，马林遇上了杜松辎重营的龚念遂，知道了杜松的败讯，惊呆了，不敢再进半步，赶紧命令部队结营，就地防御。其实，马林部明军主要来自河北、山东和辽东，其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远逊于杜松的左翼中路军。马林部明军的覆亡，其实在杜松军败灭的时候就注定了。本来，他的军队和杜松军在距离上最为接近，两军行程也只差半天。如果两路大军能烽火照应，步步为营，努尔哈赤无论把攻击重点放在哪一路，都得顾忌另一路的威胁。然而两军行进中的时间差却恰好被努尔哈赤利用上了，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赌徒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三月二日午后至入夜，努尔哈赤拭擦净刀头上的血，挥军杀向左翼北路军。
关键时刻，马林还是体现出了一个将领的应有素质。他明知杜松军已经失利，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挖沟筑壕，排炮列阵，与敌人阵地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因为后金倾巢而出，老窝赫图阿拉必定空虚，而我军其他两方面的部队正好可以乘机抄底，现在敌欲速战速决，我则尽可能拖延，为友军争取时间。而一旦选择逃跑，明军则成了后金单方面的追杀对象，会置整个战局陷于被动。
为了更好地遏制努尔哈赤，马林还赶在对手到来之前命监军潘宗颜率部分明军驻于三里之外的斐芬山，龚念遂率部分明军驻于斡辉鄂模环营，三支部队构成一个品字形，沿营四周挖掘了三条壕沟，火器列于壕外，骑兵在后防御。
实事求是地说，马林这个防守体系是非常符合军事理论的，三个营各相距数里之间，彼此呼应，互为犄角，敌人要分别围攻三营，没有十来万的兵力根本办不到，而敌攻一营，其余二营相救，虽不能消灭来犯之敌，但防守三五天不成问题。
可马林这个军事理论家没有想到，努尔哈赤的攻势太猛了！努尔哈赤置马林、潘宗颜两营不顾，尽起八旗六万之众狂风暴雨一样直扑龚念遂营。
事实上，还没等马林等人反应过来，努尔哈赤已踹破了龚念遂大营，龚念遂本人战死，全营败没。努尔哈赤毫不停留，万骑飞驰如电，跃马急驰尚间崖，“先据山巅，向下冲击”（《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马林军心大乱，手忙脚乱地施枪统、放巨炮，但“火未及用，刃已加颈”，后金八旗兵挟大胜的余威，抡刀舞剑，狂劈乱砍。马林眼见大势已去，带着几个随从在混乱中溜了。
主帅一走，军心尽散，士众全面败溃，只有被挨砍的份了，“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为之尽赤”（《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自副总兵麻岩以下，游击丁碧、葛世凤等将官悉数阵亡。马林的两个儿子――马燃、马熠，也战死于尚间崖。蹂躏完尚间崖马林营，努尔哈赤又马不停蹄地杀往潘宗颜营。至此，潘宗颜营被歼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努尔哈赤率大部八旗军向斐芬山开来，将斐芬山围得铁桶一般。明军四面受敌，在数倍于己的后金军的反复攻击下，最终弹尽粮绝，支持不住，被八旗军攻破。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明史.潘宗颜传》），越战越勇，精疲力竭，后背被一箭射穿，壮烈战死，在后金骑兵的践踏下“骨糜肢烂，惨不忍睹”（《明神宗实录》）。
全军自潘宗颜以下，无一生还。
但努尔哈赤还是没有时间庆祝的，因为除了杜松外，最让他担心的敌人就是刘綎。
刘綎率领的明军为多步兵，主要来自川、湖、浙、福等省，不能适应辽东严酷的气候条件，加上孤军深入，粮草也渐渐不能及时供给，行军异常缓慢，所带的粮草已经用完，“三军不食，今已屡日”（《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
三月三日，刘綎军进至距赫图阿拉约70里的阿布达里冈（今辽宁省新宾县榆树乡嘎巴赛村南十里，与桓仁县交界处）。 这时，努尔哈赤已经从尚间崖撤回，在阿布达里冈布下伏击圈。
三月四日，刘綎进入了后金的伏击圈。后金军伏兵四起，刘綎军猝不及防，军心大乱。混战中，刘綎 “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 语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刘綎兵败身死，其手下的尚有数千浙兵未散，这些浙兵人人善结当年戚继光为抗击倭寇所创鸳鸯阵，一旦结阵依然会给对手造成极大的杀伤，可是狭窄的地形却让他们无法施展，于是，“胡数百骑，驰突而上，浙兵崩溃，须臾间，厮杀无余。目睹之惨，不可胜言。”（语见朝鲜人李民寏《栅中日录》），这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装备极其简陋的步兵，在白雪皑皑的辽东山野，惨遭后金铁骑蹂躏，尸骨破碎，肝脑涂地！一时间，“所经僵尸如麻，数十里不绝。”（《栅中日录》）
助明作战的朝鲜兵这时已到达距阿布达里冈的富察之野（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富沙河铧尖子镇至二户来镇一带），听说刘綎已败，全军大哗。
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无力迎战四面合围的后金骑兵，举军投降。负责在朝鲜军中监军的明将乔一琦不甘受辱，投崖而死。至此，明右翼南路军算是玩完了。
也就是说，明军四路，三路已败，只剩下右翼中路军李如柏的部队了。而因为杜松、马林二路军已失，杨镐发出了檄令，令李如柏回师。李如柏接到了杨镐檄令，如获大赦，迅速后撤，撤军途中，还不忘大肆掳掠百姓财物。
努尔哈赤发二十名哨兵在后面虚张声势，呼噪下击，竟斩杀40人，获马50匹。而只顾着逃命的李如柏军惊慌失措，“夺径路而遁，相蹂践死者，复千余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六）。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的全过程：五天之间，明军三路覆没，一路败退，共阵亡军官三百一十余人，阵亡士卒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骡马二万八千六百余匹，遗弃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生死之战中，努尔哈赤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了如指掌和对寒冷恶劣气候的适应，充分发挥了大骑兵兵团转移快速，攻击迅捷特点，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分头击破了各部明军，取得了大战的胜利。
而对明朝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失败，更是一场完败，所谓“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 《三朝辽事实录》卷一)，明朝的军事实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