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我的创作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变迁，要说的话、想说的话太多了。

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很幸福，干着一个我很喜欢的事业。要做一件事，一辈子做一件事，把它做到极致，肯定要舍弃许多东西、许多爱好。

我不是故意舍弃的，我就是喜欢在我的作品里琢磨人，琢磨一个精彩的台词、精彩的对话。

《人民的名义》

生于这个时代，我的创作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

我们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经历着时代发生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的大机遇。

我对改革开放充满真实的感情。4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神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每一个个体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今年64岁，做过煤矿工人，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生意，炒过股票，最喜欢的还是写作。

我保持着每天至少写2000字的习惯，从早上10点到中午1点。1点吃午饭，下午就散散步。如果半夜恰好有灵感，就拿个小纸条记下来，到了第二天工作的时候再写。

我的人生道路，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可以说，我是改革开放坚定的拥护者。这也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也是民族复兴的一个时代。

生于这个时代，我的创作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民族崛起的评价，应该是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富庶生活。

在我这个时代，有一部分作家正在从事反映时代的作品创作。

我个人比较欣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曾经在拿破仑像下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将用笔征服世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一直激励着我。我天生对现实生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天然的敏感。

我长期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置身时代的建设之中，我参与的事情特别多，领域也比较广，如炒股，投资，拍电视。

我认为必须要有一部分作家坚持反映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的人民写作。

作家进行创作，第一要有底气，第二要有勇气

可以说，秉持“言有信”、“重承诺”的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职业伦理，王继才夫妇出色地践行了毛泽东这句至理名言。

我省要求建设文艺精品创作高地。那什么样的状态算是高地？《人民的名义》算不算高地？

反贪腐大剧《人民的名义》播出后收视率屡创新高，在各大媒体引发观众热议的同时掀起网络狂欢，“达康书记”表情包、同人文、弹幕等迅速走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人民的名义》反映的是现实生活。

我认为，作家进行创作，第一要有底气，第二要有勇气。

底气是你有没有本事把这个人物生动写出来，有没有本事把这种现象用文字呈现出来。

面对真相，你敢不敢正视？你有没有道德底线？有没有道德标准？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就不成。

面对真相，需要勇气，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我认为不能违心写作，也不能唯口号写作。一边想着要赚很多很多钱，一边想着没有任何风险，要有这两种想法，你绝对写不出所谓的高峰，没法创作文学艺术的高峰。

我希望，更多的作家艺术家，要练好自己的内功，要有本事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起码要遵守常识，不能写出违反常识和没有因果逻辑的作品。

我创作坚持要秉着作家的良知，要遵守社会常识。

我不为名写作，不为金钱写作。

基于这种底线，《人民的名义》得到广大读者热情洋溢的欢迎。这是我写书几十年生涯没有遇到的事情。

自从《人民的名义》大热之后，在街上，六十多岁的我一下子变成网红了。

最有意思的一次，我在火车上，有人要跟我换座位，一看到我就帮我提行李，围着我跟我聊天。

这说明老百姓拥护讲真话的作品，反映群众心声的作品，关注人民生存生活状态的作品。

只有直面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江苏文化氛围非常好，一直鼓励高水平文艺创作。

我对改革开放的成就是肯定的，我的反腐小说是在肯定成就的基础上谈问题。

我的小说没有把两极分化归结为改革开放，也没有把现实生活说成一片灰暗，这不是我创作的初衷。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深水区，经济社会生活中局部有些矛盾比较突出，我觉得反腐绝对不能放松。

反腐是为了让队伍更加纯洁。我经常思考信仰是什么，在作品中也多次讨论过信仰是什么。

《人民的名义》剧中，老检察长陈岩石给同志们上党课，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对日作战中，共产党员的“特权”就是“扛炸药包”，一位15岁的尖刀班战士在战场火线入党后，扛着炸药包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成了“一天的共产党员”。

这就是信仰。

有的人认为在作品中写反腐，是把矛盾揭发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认为，反腐反到今天，恰恰只有直面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江苏要建设文艺创作精品高地，要成为文化高峰，这就需要有大胸怀，大境界。

我们创作文学作品，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有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可写小情小爱，可写小资情调，可选择的点很多。

但是我选择为中国的读者写作，因为中国读者养活我。

因为是他们买我的书。全世界各个国家翻译我的书，但也没有国内读者多。

文学创作难度也比较大，敢说真话也会有压力，很多作家不愿意担当。

现在影视为什么会出现抗日神剧、大女主剧？这就是投资方和创作者不想负责，又想赚钱，就拍打鬼子，怎么猎奇怎么拍，现在卖不动了。

这种缺乏境界胸怀的创作倾向，一度造成国内略显尴尬的文艺现状。

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者是要承担风险、承担责任的。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责任。这需要有信仰和胸怀的创作者担当起文学真正的使命。



摘编自《群众》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文学要做时代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