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的买房故事

[摘要]从古至今，买房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古代，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都曾为房子奋斗过，在他们留下的诗词歌赋中，人们能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

白居易在任职九江司马期间，盖的“庐山草堂”。

白居易：做官十八年在长安买房

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九岁，他来到长安，拜访了当时的文坛大腕顾况，顾况看了他的名字“白居易”仨字儿，调侃了一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顾况看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后又说了一句：“得道个语，居亦易矣。”虽然如此，但白居易后来的经历，还是证明了一点：长安居不易。

803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先后通过了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选拔考试，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秘书省做校书郎（有点儿像现在国营出版社的一个高级编审）。

白居易运气好，一入仕途，朝廷就调整了官员的薪酬，不但不再停发、减发工资，而且还把京官、外官的工资标准都上调了，低级文官所能领到的薪水，比起李白做翰林供奉那会儿高多了——李白在翰林院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2000文（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不足1000元），而白居易做校书郎，每月却能领到16000文。白居易任职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社会经济恢复了元气，跟李白时相比，白居易那时的铜钱并没有贬值，一文依然相当于人民币5角。他月薪16000文，折合人民币80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

靠这些薪水，白居易能买房吗？不能。白居易自己回忆道：“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里，长安城中一个小区，位于东城根儿，是很偏僻的地段。这段话的意思是，公元803年，白居易做了校书郎，跑到长安东城的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在那儿安顿下来。

805年，白居易三十四岁，做校书郎已有两年，白居易想把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搬到长安，跟自己一块儿住。可是，他租的那座亭子再添丁加口，肯定紧张。如果在长安买一大套，以他目前的收入和积蓄，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农村房价大多都很便宜，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一位名叫卢川素的官员，卖掉他在江苏泰州某村庄购置的院落，还包括房前屋后的若干田地，总售价才10万文。

白居易在农村买房之后，让母亲和弟弟搬到了渭南新家，他自己还在常乐里租房住。不过每逢旬休（唐朝官员每十天休假一天，十天为旬，故称旬休），他就骑着马去渭南跟家人团聚，第二天再赶回去上班。

806年，白居易三十五岁，校书郎任期已满，他退掉在常乐里租的亭子，跟同事兼好朋友元稹一块儿去靖安里东侧的永崇里租房，在那儿温习功课，准备参加晋级考试。后来考试通过，白居易被派到陕西盩厔（zhōu zhì）县当县尉。

807年，白居易从盩厔调回长安，做了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这时候他的月薪是25000文，白居易仍然租房住。在哪儿租房呢？新昌里。后来他又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工资再次上调，月薪四五万文，此外还能领到200石禄米，每年总收入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白居易租了一所大房子，位于长安南城的昭国里，不再住偏僻地段了。

821年，白居易五十岁，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白居易有诗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他说自己租房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二十年是约数，实际上是十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时，常去庐山逛。庐山上有两座寺院：东林寺和西林寺，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采了得，请他给一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

苏东坡：为父还债救济穷人不买房

苏东坡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苏洵进京赶考，名落孙山。回四川老家时，途经嵩山，见到嵩山风景好，就想在那儿买地盖房。后来因为没钱，便作罢。

苏洵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每次都是名落孙山。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在欧阳修的举荐下，终于可以不用参加考试，获得了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乌纱帽。主簿是宋朝最低级别的文官，当时这个职务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薪水。

苏洵一上任，就在首都开封宜秋门外买了一所相当漂亮的花园住宅。苏洵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收入，而这所花园住宅的标价是8000贯，就算他不吃不喝连续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所房子，他是怎么筹够房款的呢？借钱。苏洵的二哥苏涣是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远高于苏洵，所以苏洵买房的时候，主要是跟二哥借的钱。在开封买房七年后，苏洵病逝，还债的重任也就落到了苏东坡和苏辙头上。

苏东坡和苏辙要比他们的父亲苏洵争气，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东坡和苏辙都顺利考上了进士。按照北宋的选官制度，考中进士并不代表可以做官，进士只是一个学位，要想进入官场，还必须通过朝廷举办的考试。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苏东坡兄弟一起参加考试并一起通过，然后在嘉祐六年又通过了另一场考试，此后苏辙留到京城，苏东坡去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那时候，苏东坡才二十五岁。

苏东坡每月薪水20贯，此外还有400亩的职田。所谓职田，就是朝廷为了让地方官衣食无忧，专门划拨给他们的耕地。把400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800贯左右。此时，苏东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但是苏东坡直到三年后调离凤翔时没有买房，因为他把自己的收入都用来替父亲还债了。

宋仁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被调到杭州任通判，月薪涨到了30贯，职田增加到700亩，年收入大约在1800贯左右。可是苏东坡仍然没有买房，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他的开销太大。

他去杭州赴任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去杭州的还有他小时候的奶妈任采莲，以及他的侄媳妇和两个侄孙。慷慨好施的苏东坡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同时还在继续归还父亲在世时欠下的债款，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离任时的积蓄只有几百贯钱。

再后来，苏东坡去密州做官，年收入已经超过了2000贯，还是没有买房。这时候他已经还清了父亲欠的债，但他似乎对房子的兴趣不大，总是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苏东坡后半生的仕途很不顺利，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就算他想买房，也已经买不起了。从他流传于世的诗文可以得知，此时的苏东坡每次进京述职，都是借住朋友家的房子（苏洵在世时购买的那所住宅后来被卖掉了）。

1084年，苏东坡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

海瑞：为官清廉辞官回老家买房

根据资料记载，明朝时的房价不算高。崇祯五年（1632年），安徽省休宁县居民金运出售双层楼房一幢，上下五间，占地一分，卖价只有30两银子（《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972页《明崇祯五年休宁县金运卖楼屋红契》）；崇祯十三年，北京崇文门大街居民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五间房，带门面，一分为二，卖给两个买主，总共要价56两银子（《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996-998页《明崇祯十三年大兴县傅尚志卖房官契》）。

由此可见，崇祯年间，只需要花几十两银子就能买一幢独栋小楼或者一处小型四合院。其实不光崇祯年间，整个明朝房价都不高。以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为例，跟朱元璋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王、郡王和奉国将军们，都能享受到免费分房的福利，如果没有房子可分，就直接拨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去买。拨多少，有定例：亲王拨给上千两；郡王拨给几百两；那些县主、县君、中尉、乡君之流，每人拨给几十两银子。换句话说，几十两银子够当时一户普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

不过，明朝房价虽然如此之低，海瑞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买上房子。

海瑞（1514年—1587年），41岁时任福建南平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46岁任淳安知县，52岁户部云南司主事（财政部当副处长），57岁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58岁那年，以侍奉母亲为由，辞去官职，回到海南老家，买了一套房子（72岁时，海瑞重新被征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

有必要说明，在买房之前，海瑞没有分过任何房，更没有动用职权强占或者低价购买房产。不是海瑞作秀，是他早先根本买不起。

为何买不起？首先，明朝官员工资低。海瑞当县长那会儿，年薪只有60石老白米，完了还要打折，这在明朝叫做“折色”。即便不“折色”，一年无非也就这60石大米，全部卖成钱，撑死了30两银子。其次，海瑞一家开支大。海瑞是清官，无可挑剔，但清官未必不纳妾。海瑞一生中，结过3次婚，纳过3回妾，大小老婆加一块儿至少6个，有过两个儿子和3个女儿，再加一个非常长寿、非常抗折腾的老太太，另外还有丫鬟仆人若干名。这一大家子的花销全指海瑞一个人的工资，能不欠债就不错了，攒钱是绝对攒不住的。

当然，最关键的一条原因是海瑞不贪污。举个与海瑞同时期的贪官例子：严嵩。严嵩是内阁首辅，一品大员，按照明朝的工资制度，他一年最多能领到1044石的薪水。实际发放，即使不“折色”，也就8万多公斤大米，折成人民币不过40万元。可是嘉靖四十一（1562年）年江西巡按奉旨查抄严嵩家产，搜出了价值222万两银子的财产，折合人民币大约18个亿。这还不算完，严嵩光在江西一省就有36处别墅，严家名下居然拥有房屋6600间、土地27000亩。

跟海瑞同一时代的另一位权臣张居正，年薪与严嵩等同。然而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派人抄他的家时，搜出了黄金两千两、白银10万两、黄金器皿600多套、黄金首饰748件、珍珠玛瑙水晶象牙犀角玳瑁以及古玩字画不计其数。

当时查抄家产的太监给张居正位于北京的住房估了价，认为能卖到10670两。而海瑞58岁那年在海南买的房，总共才花了120两银子。（文/李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