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身在“他乡”

古往今来，多少人离开故乡，往他乡寻异路，万水千山走过，而乡愁依旧，如鲠在喉。

如果把时代的能量比喻成海上遥远的风暴，那么每个人都安然于自己的小岛上，丝毫不知远方集结的力量正化作微漾的波浪冲刷着岛屿边缘，岛屿之间，可能碰撞，也可能错失，甚至可能悄然变小。如果看不到这些命运即将改变的轨迹以及关联，那么它们会被简单处理成一种模糊的群像。

当下的写作，很大一部分人物主角正是这样一种模糊的群像。特别是女性人物，长期被他者化、浪漫化甚至符号化，于是女性写作被寄寓了更大期待，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是会被铭记的？什么样的女性精神又会被张扬？从《陌上》到新作《他乡》，“70后”女作家付秀莹给出了自己敏锐的观察，在她笔下，现代女性似乎必须经历“他乡”的震荡方能成长找到出口。如果说，家园的遗失与重建是现代人的必然宿命，那么《他乡》告诉我们，女性面对的重建之路更为艰难和复杂，而内心那团不熄的焰火“往往更能映照出大时代的波光云影和风雷激荡”。

巨大的异乡感是所有人共同的生命体验

记者：《他乡》里的主人公翟小梨的成长经历是典型的乡村青年进入城市的路径，通过考试改变命运，但是她身上那种自觉和自主性令我印象深刻，她通过考研离开淡漠的S城，通过写作才华让自己留在北京，其中的艰难与酸楚引发了许多读者共鸣。

付秀莹：翟小梨这个人物，她的个体经验可以说代表了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是典型的中国经验中最典型的一部分，有着复杂丰富的时代经验的投射在里面。个人奋斗的精神意志，与时代提供的巨大语境彼此呼应和映照。时代的急剧变化，个人命运的曲折变迁，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都在《他乡》中有着丰富表达。我想，这或许是当代中国最具独特性的经验。从故乡到他乡，在城市这个庞大的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打拼，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翟小梨身上辨认出自己，指认出重叠的情感体验，比如，悠然心会的微笑，遍体鳞伤的身影，夜深人静时刻的悲伤暗涌，以及，几乎同时流下的滚烫的泪水。

记者：职场与婚姻是女性成长的两个转折点，翟小梨面对婚姻也经历了波折，从一开始愿意为丈夫牺牲自己的职业规划，到后来决心发展自我并成功，这里你传递的观念是，理想的婚姻应该是双方都能够自我实现价值。

付秀莹：在婚姻关系里，翟小梨经历了精神的成长和嬗变，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她当初对幼通，或者说对男性，怀抱的那种梦想和期待。理想的两性关系，大约应该是两个人能够彼此激励，共同成长。不问结果，单这过程中的种种共通经验，都足以令婚姻充满生命力。任何一种意义上的依附，都是对婚姻关系的伤害或者谋杀。

记者：但是翟小梨的人物设置里，她较早完成了结婚生育让她后来的命运故事少了许多溢出和可能，让你可以稍微避开像许多作家写女性时思维定势一般的把身体当作改变命运的道具。

付秀莹：女性写作，身体往往是一个绕不过的主题。女作家对身体往往有着更独特细腻敏感幽微的发现。身体，可能是最直接也是最诚实的一个切口，从这个切口深入发掘，有可能会有对人性对世界的本质发现。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大约是有一点所谓的写作洁癖吧——不知这么说是否贴切——当我描写身体和性的时候，我总是羞涩的。在我的作品里，很少有特别直接的暴露的描写。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翟小梨是一个在传统道德秩序中成长的女性，深受乡村文化哺育和影响，有着固执坚硬的自我约束，也正因此，她内心的撕裂之痛才如此深入骨髓。她较早进入婚姻家庭的选择，以及对理想男性的期待和想象，也是传统女性心理的典型体现。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撕裂，以及人物在这种撕裂中的焦虑、痛楚、彷徨、挣扎，恰恰是人物的精神价值所在。

记者：这种撕裂或许可以推动她更快反思女性的现代意义，正如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个时代已经赋予了翟小梨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的动力和可能。

付秀莹：时代的力量是巨大的。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除却自身的努力，离不开巨大的时代语境的渗透和影响。翟小梨的成长历程，也是中国经验在这个时代积累和变化的历程。个人与时代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正是《他乡》致力于发掘和表达的。

记者：小说一开始，翟小梨就在压抑与沮丧的情绪中开始闪回记忆，身处城市的奋斗成功似乎并不能完全解决她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故乡存在于童年记忆里，而此刻的城市与“家园”还相隔着一段距离，“家园感”要在城市落地生根似乎尤其艰难。

付秀莹：古往今来，多少人离开故乡，往他乡寻异路，万水千山走过，而乡愁依旧，如鲠在喉。巨大的异乡感，隔膜，疏离，孤独，不安……这关乎内心，同外部世界无关，同世俗标准考量无关。即便是翟小梨们拥有了城市生活所需要具备的各种物质外壳，比如户口、房子、车子、工作、社会身份，安放了饱经沧桑的肉身，却无法安放动荡不安的灵魂，无法排遣内心深处深刻的孤独感。此心安处是故乡。如果在城市里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么对城市的精神认同就难以实现。这不唯独是翟小梨，在《他乡》里，幼通不论，老管、郑大官人、章大谋等，又何尝不是。

记者：小说结尾那封炽烈的告白书正好反映出翟小梨不是那种内心轻易寻得认同感的女性，她还有许多期待或者理想。

付秀莹：小说结尾的那封信，其实是致陌生人的一封情书。亲爱的某，是一个虚幻的对象。我很记得，我是眼含热泪写完这封情书的。这是我们的翟小梨在饱经生活的揉搓和命运的播弄之后，对着时间的虚空处，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呼喊，是告白，也是独语，是诉说，也是吁请，热烈而执拗，苍凉而又满怀深情。面对着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如此抽象而又如此具体，如此遥远而又如此血肉鲜活。至此，翟小梨在生活的历练中获得了精神成长，但谁敢说，她内心深处是否依然有烈焰在燃烧，有对生活不息的热望，对爱不灭的渴求？

她的个体经验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秘密

记者：《他乡》这个书名最终好像一个寓言，对女性而言，要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寻找“他乡”是更为艰难的，我理解的是，“他乡”不是一个传统的概念，也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碰撞中的状态，在“他乡”完成梦想，所有现代女性都必将历经最大的挑战和彻底的动荡。

付秀莹：你说得对。《他乡》这个书名如同一个寓言。他乡，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他乡，同时也象征精神意义上的他乡。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身在“他乡”。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南唐后主李煜的慨叹，大约也是我们共同的慨叹。至于如你如我，还有现代女性如翟小梨们，现代男性如老管、郑大官人们，在“他乡”都必将经历很多，正如你所说的，精神的冲刷、内心的动荡，灵魂的颠沛流离和辗转难安。这是人在他乡的命运。在急剧变化的大时代语境之下，这种命运感更加凸显更加强烈。

记者：你之前的短篇代表作如《爱情到处流传》《花好月圆》，一直到《陌上》，有着强烈的传统叙事美学留白，融合了人物的心理和潜意识，但是在《他乡》里这种感觉减弱了许多，而是以插入几个短篇方式来转换叙事视角，这是因为城市题材产生的变化吗？

付秀莹：相较之前的作品，《他乡》的创作有很大变化。这不是我有意为之。当我写下第一个句子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叙事调性变了。作为时代经验、时代审美以及时代精神的巨大容器，城市有着与乡土中国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有一种强烈的倾诉与抒发、独白与私语的气息。热烈痛快，酣畅淋漓，是推心置腹，是掏心掏肺。七个短篇的插入，是对文本内蕴的拓展和丰富，也是对生活可能性的探索和发掘。如果说作品的主体部分是山脉的话，那么，那些插入部分就是群山之巅缭绕的云烟。云烟满纸，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之一种吧？无论如何，《他乡》的写作，对我是刻骨铭心的体验，珍贵而难忘。

记者：我注意到，有些女作家并不喜欢被冠以性别，认为是强化了性别偏见，但的确女作家是更懂女性精神的，你认为自己对女性观察是偏向于直面现实还是寻求理想人物的作家？

付秀莹：我倒不介意被称为女作家，本来就是女作家么。正因为身为女性，对笔下的女性人物往往会有更深切的体贴和理解。我想有时候我是敢于直面现实的，但更多的时候，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约世上所有的理想主义，骨子里都是悲观主义。有了悲观主义作底子，理想主义就有了人生飞扬的一面，不至于那么煎熬折磨。你知道的，作家的幸福感受度，比其他人相对要低得多。

记者：你觉得从女性身份出发的写作，优势和缺陷分别是什么？

付秀莹：因为性别差异，女性打量和观察世界的眼光，大约更为细腻幽微，更易于发现生活的缝隙和灰尘，对生活肌理和生活细部更为敏感，对世俗生活有着更为强烈的热情和好奇心。小说是日常的，而某种意义上，日常生活是阴性的，或者说是女性的，少有戏剧化的冲突，少有惊涛骇浪的颠覆感。从这个意义上，我说女性身份出发的写作正与小说的本质契合。我也并不认为，作家，比女作家这个称呼，更为正大，有高级感。当然缺陷也是有的。女作家往往有自恋的毛病。然而，从事艺术创作的，有几个不自恋的呢。女作家面临的优势和缺陷，大约男作家也同样需要面对。

记者：写作十年，你创作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身份转化之间的女性命运其实是比男性有更多空间可供呈现的，但是我们缺乏对这类中国经验的发掘。

付秀莹：我同意你的看法。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女性命运的跌宕起伏，往往更能映照出大时代的波光云影和风雷激荡。以翟小梨为例，她站在时代风口处，面带微笑，内心却经受着情感、观念、道德、伦理的强烈冲刷和彻底涤荡，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城乡文化的巨大矛盾和剧烈冲突。翟小梨在“他乡”经历的一切，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中国经验。翟小梨不是爱玛，不是嘉莉妹妹，也不是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不是于连，也不是高加林，她独特的个体经验，也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图景，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秘密。

记者：你任职于《长篇小说选刊》，经手过大量作家作品，在你看来，70年文学长廊里，有哪些作家的女性角色是印象深刻的？

付秀莹：新中国文学的70年书写，创作了大量独特鲜活的女性形象，例如十七年文学中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等；新时期以来，铁凝《玫瑰门》里的司绮纹，《大浴女》里的尹小跳，《哦，香雪》里的香雪，张洁《无字》中的吴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严歌苓《陆犯焉识》中的冯婉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北去来辞》中的海红，贾平凹《秦腔》里的白雪等，都光彩熠熠，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富有魅力的“这一个”。当然还有很多。我期待着，《他乡》里的翟小梨能够在茫茫人海中，在亲爱的读者中，寻找到属于她的知己。来源：文学报　|　郑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