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强劲的生命力，无限的可能性

近十年来，文学创作一方面在寻找新可能性，在变化中寻求新发展，另一方面，文学也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是文学与现实密切联系的传统。这个强大的传统与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有关，与作家介入现实的情感要求有关，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中国经验”不是一个流行的时尚概念，而是正在构成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不断拓展的巨大的文学空间，不仅昭示了文学无限的可能性，更彰显了它蓬勃强劲的生命力。

近十年来，我们经历过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和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先后获得第九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些作品，是近十年来文学的高端成果，因此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对这些小说的评价，茅奖授奖词给予了充分肯定，各种评论已经发表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茅奖每届只评五部长篇小说，数量的限制，使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不能获奖，遗漏几乎就是宿命性的。当然，获奖是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但不是评价作品的唯一尺度。

纵观近十年来的长篇小说，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准，都更加纷繁和丰富。长篇小说最有影响力、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是乡土文学。《创业史》《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白鹿原》等农村题材或新乡土文学，成为当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传统在近十年来理所当然地得到继承，更让深广的乡村社会生活内容得到空前广阔的表达。其中引起很大反响的作品如关仁山的《麦河》、刘亮程的《凿空》、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贾平凹的《带灯》和《极花》、葛水平的《裸地》和《活水》、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案》、格非的《望春风》、北村的《安慰书》、王兆军的《把兄弟》、付秀莹的《陌上》等，都是这一题材的重要作品。《麦河》以乐观的姿态表达了对乡村变革的期待，鹦鹉村在乐亭大鼓声中其乐融融。《裸地》是葛水平的长篇处女作，小说讲述了从清末民初到“土改”这一历史时期山西省暴店镇的移民史和盖氏家族的兴衰史。作品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一个女人的命运变迁展示了太行山区的沧桑巨变，原生态地书写了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农民的生命历程，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生命内涵的理解。《活水》中的山神凹因申姓人家的到来有了人间气息。作为精神飞地的山神庙，为山神凹人注入了天道扬善的价值观，山神凹人便营造了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世风代变，传统观念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断瓦解，农民对土地依附根深蒂固，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现代”带来了进步和无限可能性，但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未知性。小说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两种文明的冲突，人物的生动性和细节的魅力动人心魄。《望春风》的写作基本是“史传”笔法，以写人物为主。作家又不平均使用笔墨，这也正如《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一样。我们发现格非很难将他的乡村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记忆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书写一个个乡村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发现乡村在今天的变化。因此，格非写《望春风》，不是要解决乡村中国变革的“问题”，他是要对他记忆中的乡村做文学化的处理——努力写出他的人物。这样，《望春风》就有别于那些急切处理乡村变革问题的作品。北村的《安慰书》既有现实关怀，又有审美理想；小说揭露了人性的贪嗔痴，也告知了贪嗔痴的因果报应。在小说讲述方式上，北村延续了先锋小说叙事的复杂和盎然兴致。付秀莹的《陌上》，以静水流深的方式书写了芳村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她对乡村生活场景和“风景”的书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芳村终究不是过去的芳村，差序格局在芳村完全颠倒了。

近十年的长篇小说在抗战这一重大题材上涌现了不少佳作。范稳的《吾血吾土》、何顿的《黄埔四期》、宗璞的《北归记》、胡学文的《血梅花》、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以不同的角度书写了抗战历史。《北归记》是《野葫芦引》的收官之作，既是自叙传也是大历史。《人，或所有的士兵》，无论是观念还是人物，都让我们深感新奇和震惊。衡量和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学史上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它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否提供了新的价值观。

贾平凹的《古炉》、吴亮的《朝霞》、肖亦农的《穹庐》、王安忆的《考工记》等，是对不同历史内容的重新考量和书写。《朝霞》是一部书写革命时期的“历史小说”，是一个先锋文学批评家冒险的文体实验，更是一个作家对一个历史难题试图做出个人阐释的文学实践。在《考工记》中，王安忆讲述了另一个上海，人物传奇与时代的风云际会跃然纸上。时代嬗变，人物成长，个中况味令人唏嘘不已一言难尽。《穹庐》是一部史诗，是一部英雄传奇，是一部宏伟的边地书。《穹庐》有《江格尔》的文学血统，特别是布利亚特部族对祖国向往的章节或段落，动人心魄。它是一部充满着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的篇章。

新世情小说是近年来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在小说写法日益求新的今天，一些作品敢于在形式上“回头”，大胆启用旧制，在旧小说的形式中表达对世道人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大变革的关系，这不仅使小说风生水起惊心动魄，而且深刻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内容。陈彦的《装台》、王松《爷的荣誉》等最有代表性。《装台》在正剧开戏之前，是处在艺术生产最末端的刁顺子们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环境中先期上演的人生大戏，这是表现穷苦人苦辣酸甜的戏。刁顺子是近十年来较为成功的文学人物。《爷的荣誉》可以看作是家族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小说；可以把它当作消遣娱乐的世情小说，也可以当作洞悉人性的严肃文学。“洞心戳目”，在新世情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并有新的发现。

近十年来的小说，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题材归纳的困难。我将这些难以归纳的作品概括为“边缘题材”，作为临时性的概念，只是为了评价的方便。这些作品有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徐则臣的《耶路撒冷》、须一瓜的《太阳黑子》、东西《篡改的命》、严歌苓的《芳华》、石一枫的《借命而生》、张炜的《艾约堡秘史》、阿来的《云中记》等。通过上述简短的描述，我们可以确信，长篇小说在近十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当然，长篇小说创作显然也存在问题。比如缺乏历史感，这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缺少成功的文学人物，是近十年来长篇小说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记住很多小说，但我们很少能记得作品中的人物，而小说就是要塑造文学人物的。缺少具有时代特征的青春形象，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文学没有青春人物是不可想象的。从新文学肇始的“青年”“新青年”开始，百年中国文学一直矗立着青年形象。但近十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光彩的青春文学人物。重视并解决这样几个问题，我们未来的长篇小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作者：孟繁华，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