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历史的轨迹 文化的盛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作者：长安街读书会

历史的轨迹 文化的盛宴——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作者：冉小鸿



好书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着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探究法国大革命较之世界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尤为激烈、彻底的特殊原因。《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的问题包括，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同样的政体，为何到处陷于崩溃？何以法国人民对封建特权尤其憎恨？何以当时的法国人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彼此相似，又更彼此分离、漠不关心？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

作者简介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之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推荐理由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席卷欧洲大陆近半个世纪的大革命，它的惨烈，它的多变，它的持续之长，它的影响之大，可以说是近世以来，世界革命长征路途中的一个灯塔。几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波“托克维尔热潮”，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了关心中国命运的文化精英热议的话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推荐阅读。由于种种原因，自己未能耕读。当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精典读书会时，一种品读经典的冲动油然而生。品读时，自己带着什么是旧制度，旧制度的“旧”在哪？什么是大革命，大革命之“大”又在哪？王岐山书记推荐的用意又在那呢？通过品读，不仅看到了一轴波澜壮阔的革命画卷，而且还为细致解读革命找到了一串钥匙。

一、学到了一种方法：辩证思维

托克维尔是出身于贵族的政治家，担任过法国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游历过英美等国，对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有很深刻理解。目睹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路易•波拿巴政变上台的史实，托克维尔感时伤世，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革命，撰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本书并非用今天政治科学的严谨语言写成的学术著作，作者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现实主义立场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比较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是以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来谈法国大革命。本书中，托克维尔并没有把大革命简单地视为一场“可以避免的偶然错误”，相反，一面盛赞大革命摧枯拉朽的魄力与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同时又不满足于仅做出一般性的价值评判，而是把目光贯注于超越那些激动人心的剧变事件的层次，聚焦在那些曾“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着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上。在这一解剖旧法国政治遗体的过程中，托克维尔提出了被他称为在“坏死的器官内”所发现的“生命的规律”。他说，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旧制度需要推翻，但旧制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社会自由与经济发繁荣是巨大的进步，却可能引发民众更高的欲望和期待，这种高涨的欲望和期待极有可能引发革命；大革命是合理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积极遗产，推翻专制制度后的大革命有可能造成更为专制的制度等等。托克维尔这些看法确有独到之处，也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有很大启迪。比如，这本书里不断比较英国、美国，总结出革命的三种版本：1.0的版本，政治革命，小革命；2.0的版本，社会革命，中等类型的革命；3.0的版本，文化革命，大革命。托克维尔批评法国革命，之所以赞成英国、赞成美国，无意当中点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托克维尔有很多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史上很多个第一：第一次揭示如巴黎那样将一国首都建成“三中心”重叠之超大模式，是自掘坟墓；第一次揭示专制制度要么造成公众冷漠，要么造成文学化广场政治；他第一次警示改革与革命的不解之缘，改革一旦启动，万不能中途停顿；第一次正面论述共和与民主的紧张，民主与自由的冲突，以至史家评述他虽然是近代人物，却具有现代思想性格。“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总是希望能够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启发。但是，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事实，还必须立足于对现实的认识和了解。如果简单地用历史上特定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解读现实，最后难以避免演变为一种脱离现实的自言自语。

二、明白了“两大悖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试图理解历史的著作，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悖论”：一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阐述了一个“悖论”，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他这样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二是托克维尔还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他说：“一个民族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18世纪末的法国，20 世纪初的清王朝，20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苏联似乎都雄辩地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精准和正确。

三、弄清了 “三个论断”

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他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其书中的“三个论断”，也许是其精华所在。

第一个论断，革命者利用旧制度的瓦砾建设新社会的大厦。这个论断的主要依据是大革命前的法国已是中央集权，而大革命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然而，建立在传统特权之上的集权政治，与建立在大众民主上的集权政治，危害或有相似，本质毕竟不同，集权程度也迥异。路易十六要是能达到革命政府的全国动员能力，他就不会走上断头台。此外，不论法国大革命如何变形，立宪平权始终是其核心精神，这从旧制度的废墟中很难找到建筑材料。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发现，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前后后，法国经历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演进过程: 改革引发了革命，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专制又回来结束了革命。这样的结局，是旧制度在法国长期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论断，建基于抽象原则的文人政治导致庞大的革命。由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些论政的文人缺乏实际政治经验，习惯以空洞理念的极端推演来制造舆论，要求全盘摧毁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托克维尔不无愤怒地说，“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这论调与当代的“清谈误国”有些类似。但误国的永远是执政者，怎么可能是既无军队又无征税手段的书生？执政者清谈，可能误国；文人清谈，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利用理性、人权和进步等概念来反对各种不合理的特权与专制。这一切显然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文人政治存在托克维尔指出的种种弊端，但它也剥去了君主、教会和等级制度曾拥有的神圣光环；文学化的时政评论有缺陷，却也是形势使然。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政府的种种罪恶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当反对派的政党首领阙如，反对派的文人就提笔走到台前。

第三个论断，全能政府是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在托克维尔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最主要原因是革命前的法国政府是全能型政府，妄图掌控一切、包揽一切、管理一切，职权过大，“将一切事务无论巨细，都系于一身”，“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节日庆祝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喜庆活动也由总督主持，由他下令点燃灯火，为房屋张灯结彩。有一位总督处罚资产者民团成员20里佛，因他们在唱《赞美诗》时缺席。”这就造成了职责繁重、艰巨，而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履行好这样全面的职责，揽一项权，负一项责，就是负一笔债，而履行不好，就会遭到抱怨甚至怨恨，所以全能型政府集中了最大的怨恨。同时，全能型政府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这样政府治理下的人民，依赖思想也是最强的，不爱发挥主观能动性，遇到难事只是想到政府，而政府的能力毕竟有限，一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就又助长了人们的不满心理。一个政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尤其是一个把自己当保护人和主人的政府，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供给和完美的服务，当每个人都将自己生活不顺的原因指向政府，当每个人都将不满的矛头对准政府的时候，一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火药桶的一个火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收获了“四点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得失、证兴替。《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启迪。

（一）要强力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力量。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他们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的自耕农。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 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却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到第三等级的身上。第三等级要交租纳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竟然成为一个穷人纳税的国家。国王税收不足，便又大举借债。如路易十三在位十五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三倍，已达45亿利弗尔。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是远远不够的，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因此，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力量。

(二)要倾力深化改革。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说到改革，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王岐山

在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时候说道:“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资本主义后期和前期的关注点分别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应该关注资本主义前期，应该关注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呢？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进程中。中国今天遭遇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很多都是当年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遭遇和面临过的。美国曾有学者谈到，今天的中国正相当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社会。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都出现过。托克维尔书中谈到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时代虽然距今天已有两百多年，但社会的转型仍然有可借鉴之处。

(三)要着力法治反腐。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腐败问题也非常严重。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支出式的腐败、审批式的腐败，还有卖官鬻爵的腐败。一是支出式腐败。官员透过自己经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权力寻租、贪污。给各位看一组数据，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弗尔，每年的利息支出是3亿里弗尔。各位晓得当时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吗？一年只有5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法国政府当时的负债率高达900%。法国政府为什么欠下这么多债？它的道路、港口真的缺少到必须举这么多债去修建吗？不是，是因为官员可以透过这些项目进行寻租、贪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考虑政府的支出是否有必要。二是审批式腐败。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国王派出了30个总督还有他们的代理人到全国各地去，作为各个地方的主宰，这意味着他们手里掌握着审批权。而大革命发生前的三四十年，法国政府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必须经过审批。比如说，一个地方想建教堂、修建道路，甚至收容所都需要总督的批准，他们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进行寻租、受贿。三是卖官鬻爵。卖官是当时法国政府的传统，路易十四曾经一口气把之前92年，法国政府卖掉的贵族头衔取消，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买回去；路易十五干了相同的事；到路易十六的时候，他更是发扬光大，取消了10万个官员的职位，让他们交钱赎回去。另外，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敛财还随意增设职位，比如一个中型法庭只需要10个法官，卖官之后，这个法庭有109个法官和126个传令官。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则是政府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这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改革就无法深化，社会也无法健康发展。“约束公权、保障私权”始终是法治的精髓。因此，只有要将法治反腐体现在反腐的全过程,才能构建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惩防体系。

（四）要尽力防范警惕。主要是防范“三个警惕”：一是要警惕腐败特权带来的社会动荡。特权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权是体制赋予的“合法安排”，它破坏公平正义；腐败是公平正义遭到破坏之后必然产生的权力寻租。特权是专制的产物，腐败则是专制体制下不受约束的权力与市场进行的非法交易。托克维尔发现，中央集权制下的腐败和特权，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彻底导致资产者与贵族间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农民更成为社会的弃儿，政府对他们冷酷无情，强加各种捐税徭役，并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之。当时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彼此的分裂、对抗和厮杀，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一点即炸的火药桶。当今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官、仇富、仇警察”现象，折射出来的就是横行的特权和腐败对“屌丝”们心理造成的累累伤痕。习近平同志曾严肃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这一当头棒喝，远有法国大革命作警示，近有苏联东欧剧变和中东诸国“颜色革命”为殷鉴。二是要警惕“三中心共振效应”带来的社会不安。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合后，强迁天下豪强于咸阳。路易十四与秦始皇不谋而合，也动用铁腕将法国所有贵族迁居于巴黎，看管在自己眼皮底下，巴黎由此成为法国的销金窟，极度繁荣发达，以致有“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之戏说。托克维尔分析道，巴黎身兼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三个“中心”叠加后，一个“中心”出事，另两个“中心”必然响应，从而产生“三中心共振效应”。美国建国时，或许吸取了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其政治中心在华盛顿，经济中心在纽约，文化中在波士顿。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京津沿海地区人均 GDP已近一万美元，而西部一些地区只有一千多美元。中央提出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重要战略，目的在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但其实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三是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 如果经济发展了， 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类比应认识现象区分本质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应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作者：重庆市计量质检院 冉小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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