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印50万，余华8年磨一剑的《文城》究竟怎么样？

没有哪位作家的新书会让所有出版机构团结起来，除了余华。2月22日，新经典官微发布的余华新作预告——“那个写《活着》的男人带着他的最新长篇《文城》回来了”——仿佛一帖召集令，上海译文、读客、后浪等纷纷发来贺电。3月3日，《文城》正式上市，距离他上一部作品已经过去了8年。

余华八年磨一剑的新作，可能是近年来离微博热搜最近的一次文学事件。除莫言之外，他可能是国民度最高的当代作家，《活着》连续多年位居国内小说销量前列，截止去年销量超过2000万册，连莫言都不得不承认：余华的书少我一半，但影响力多我一半。
去年，莫言获诺奖后推出首部新作《晚熟的人》，出版两个半月加印5次，发行量超过50万册。据新经典公号透露，《文城》首印50万册，预售第二天又加印10万册，热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兄弟》到《第七天》，余华险些跌下神坛
当然，余华并没有打破自己的记录，因为2013年的《第七天》首印即70万册，还引发了亚马逊、掌阅等平台的数字版权争夺战。然而，《第七天》却被视为余华走下神坛的作品，如果说《兄弟》下半部出版后才批评声渐起，那么《第七天》则让余华身上的光环剥落殆尽。

评论者津津乐道于余华从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的转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证明了这种创作转向的成功，也说明他是一位勇于自我突破的作者。进入新世纪之后，《兄弟》《第七天》都是煞费苦心的突围之作，有着中国作家普遍的记录时代的野心。
如果说《兄弟（上）》因为更贴近作者的生命经验，驾驭起来依然得心应手。那么从《兄弟（下）》到《第七天》，一步步暴露出余华试图将光怪陆离的荒诞现实进行文学转化的力不从心。
《兄弟（下）》用癫狂过火的文字映照同样浮躁疯狂的社会，却被很多人诟病流于浮夸油滑，失去了他标志性的深沉节制，及由此锻造的悲剧性力量。
或许，正是这样的评价让余华在《第七天》中以浓雾弥漫时的殡仪馆为开篇，奠定了全书苍凉暗黑的基调，以死后七天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游历，串联起时代车轮下被侮辱与蹂躏的人，可以算是《兄弟（下）》的另一面。
然而，这一次评论界却更加不留情面，直指《兄弟》暴露出的弱点不仅未能改善，反而进一步放大。最“致命”的一点是：作者已经丧失了对当下现实的切身感受能力，沦为了“剪报员”，书中情节成了新闻事件的串烧，“是新闻侵入了小说而不是小说收编了新闻”，“穷尽了文字的想象力，我们只看见了枯萎粗糙的现实。”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余华的问题，而是因为强拆、卖肾、袭警等微博热搜离我们太近，现实的荒诞超越了文学想象力，人们期待从作家身上看到更深刻的批判，更抽离的关怀。
八年之后，微博热搜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群情激愤恍若隔世，回过头看余华紧贴着时代的记录，反而有为那段历史“留此存照”的别样意味，从豆瓣评论来看，后来的读者也不再像当年那样苛刻，新版本的评分显著高于第一版。

《兄弟》《第七天》还引发了人们对于余华驾驭长篇能力的质疑，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声誉都建立在中短篇作品之上，如作家邓安庆所说：余华的中短篇有“那种粗粝中不失精劲的语言”，然而，50万字的《兄弟》由于缺乏整体架构，“剪报式”写法显得支离破碎，“虽云长篇，形同短制”。
到《第七天》余华将篇幅又拉回十几万字的范围，还为全书设定了“七天游历人间百态”的架构，却因为穿针引线式的”糖葫芦式”写法，依然没有摆脱“社会新闻合集”的评价。
8年之后，那个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
回顾了余华前两部著作的风评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部新作的意义，它直接决定了余华会彻底跌落神坛，还是重拾被《兄弟》《第七天》磨损掉的声望。
读过《文城》之后，我认为“那个写《活着》的男人回来了”并非虚张声势，从目前的读者评论来看，大家都有同感——在前两部不算太成功的探索之后，余华又回到了他最拿手的招式。

一旦摆脱记录当下的焦虑，卸下勾勒时代群像的野心，书写一个追寻一生的故事，民国乱世中一群有情有义的人，余华酣畅淋漓的叙事功力，血中带泪的悲情渲染能力，电影级场面调度能力，冷静沉着同时“鬼火”闪烁的笔调，全都回来了。
当然，怀抱着“又一部《活着》”期待的读者可能会失望，因为《文城》不再有那么一路到底的主线，追寻的故事在中间岔了开来，到最后才又重新合拢，因而不再会有《活着》从开始到结尾层层积累的巨大震撼。

对于余华在两次“碰壁”之后的回归，也有很多读者难掩失望，认为小说家不能退回到“民间说书人”的角色，哪怕讲故事的手法多么高明娴熟，哪怕可以“一夜看完”，但这样一个清末民初乡绅土匪的故事有何讲述的必要，对于当下读者来说价值何在？进而上升到“当代作家为何不去触碰现实”的老问题。
可以理解他们对于余华有更高的期待，但《兄弟》《第七天》的失利证明了“强行”与时俱进并不讨好。实际上，余华、莫言这批80年代成名的作家，受用一生的写作资源的就是农村经验。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在“舒适区”之外，还试图描写做公号的网络喷子，却像蜻蜓点水一样过于轻巧，流于俗见。2017年，刘震云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通过兜兜转转、七拐八绕的叙事结构串联起新闻事件，但也仅停留在“故事好看流畅”的层面。
书写过去，照样可以打动今天的读者
针对“余华为什么不写都市”的质疑，豆瓣用户@享乐猪 就反驳道：青年作家有写都市与城镇的，只是格局很小，你没看过但是不代表没有。
的确，青年作家们都在写成长起来、生活其中的城镇、都市，只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余华、莫言那样成为国民作家了，甚至连文学圈都出不了。是文学的式微还是年轻人共同经验的消失，如果深入探讨，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是否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就不能和当下的读者发生关联？当然不是，《活着》之所以长销不衰，感染一代代读者，正是苦难之下活着的意志有超越了时代，甚至接近于西西弗斯式的存在主义。

刘震云《一句顶一句》上部《出延津记》虽然发生在过去，却比发生在现在的下部《回延津记》感人至深，因为上部那种人与人之间“说不着话”的孤独感，是人情社会的“副产品”，百年之下没有变过。
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城》这个乱世之中坚守信义、情份、乡土之情的故事，虽然在当下有些不合时宜，但未尝不是过去时代的一曲挽歌，虽不能返（回），但令人心向往之，有人甚至把《文城》类比为沈从文的《边城》，只不过带着余华鲜明的个人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