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强悍的生活，让作家丧失想象力

我母亲十一岁丧母，被继母横眼毒语虐了八年，二十岁嫁给我父亲，八次怀胎，生下九个，养活五个。我想每一个都是割了她肉的，我无法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付出。这些，我没有在《人生海海》里写。

母亲出嫁时没有一件嫁妆，因为继母说：我养你八年，抵过嫁妆了。外公悄悄塞给母亲五块大洋，算是补了嫁妆，母亲却因此受了半辈子地主女儿恶名的罪。父亲是地主，公公是基督徒，丈夫后来因言获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死死钉在耻辱墙上，又活活要把我们拖大。作为小说家，我有的是想象力，但还是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煎熬、忍受。这些，我也没在《人生海海》里写。

我的忍受不及母亲一个小指头，却已经忍不下，积下一团怨怒，化不开，二十几年漂在外，不想回老家工作，眼不见为净。但母亲活成了菩萨，十几年的屈辱，一忍而过，不怨不尤，不记一个仇人，五千人的大村庄，把一个“活菩萨”的雅号独占。这些，我也没在《人生海海》里写。

事实上，母亲在《人生海海》里几乎被挤出镜头，群众演员一样的，只有半个背影，地位不及上校两只猫。作为一部我从童年、故乡出发的小说，母亲理应得到更多笔墨，即使坐不上C位，至少要有座位。我排了那么多座次，怎么能没有母亲一个位置？我不甘心。于是一次次调整机位，试图把母亲拉进镜头，聚灯光，给特写。却发现，总是不对头。母亲拒绝走进我的小说，走进来就横冲直撞，搞得我左右不是，窘迫，和小说关系异常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中一向谦卑的母亲，到了小说里会如此霸道，执拗，斤斤计较，像被黑字染黑似的黑心。小说写到七万字时我停下来，请朋友看，讨意见。两位朋友给出一致意见：盯着上校写，母亲是个斜刺，要拔掉。

当我听得朋友意见，把母亲放下后，这小说一下子有了力气，甩手甩脚地往前走了。越走越有上校的步调，其他人物无不甘愿做他的兵，或明或暗都在受他调遣，即使“我”逃到海外，十多年音讯全无，照样被他吸到身边，别开生面，把他的老账新册都盘出来。上校成了小说的绝对主角，不断自动向我敞开内心，向我讲述了岁月的沧桑，时代的变迁，命运的浮沉；讲述了他生命的厚度，也是难度。我写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人物，既有金的炽热，又有银的柔软，既高贵又苦难，既令我尊敬又让我同情。小说最后，当写到林阿姨暗自在上校遗体边幽幽泣哭时，我突然听到了父亲去世时母亲的哭声，也是那么压抑、孤独、危险，像黑地里的一枝磷火在旺。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我有了一系列的发现，我发现林阿姨就是我母亲，上校也是我母亲，上校母亲也是我母亲。

我放下了母亲，其实又怎么放得下？我把母亲化开了，一部分给了林阿姨，一部分给了上校母亲，大部分给了上校本人。我在写的时候并不存心这样做，但回头看去，一切似乎就是那么在做，有的是直接复制，像照着镜子；有的是缩小放大，像在变焦镜头里；有的是颠倒，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的是转换，像水冻成了冰、蒸成了汽。我足可宣称，世上没有上校其人，当然更不可能有其母和妻。这家人是我母亲化身的，过程既复杂又简单，结果既迥然不同又惊人相似。尤其是我对上校的感情，完全就是我对母亲的感情——这就是简单，是我从身上掏出来的，探囊取物一样。

问题出来了，为什么我不直接写母亲？为什么当初我想写母亲时怎么都驾驭不了？这可能不只是我个人的难题。卡夫卡曾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我喜欢文学，何止是喜欢，我就是文学组成的……组成文学的是生活，但我无法直接面对生活，我会窒息的。”当卡夫卡把生活丢进梦里，荒诞里，把自己变成一只甲虫，一个失去日常逻辑的异人，他就活了。许多作家都有相似的经验，生活在远方，在别处，对身边的生活缺乏想象力。想象力，是小说家的当家本领，翅膀，固然重要。博尔赫斯说：“小说是时间的迷宫，是想象的艺术，强大的想象产生事实。”这是对想象力的最高表彰。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想象力？我们常说，生活是小说之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多年的写作告诉我，想象力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一个死人是做不来梦的。但这次写《人生海海》却告诉我另一条经验：当生活过于强悍时，作家会丧失想象力。经常听人说，中国这几十年龙飞凤舞的，却不见作家写出反映当代生活的大作。我想，原因可能就是我们面对的时代太强大了，生活太火热了，风风火火的，泥沙俱下的，千奇百怪的事层出不穷。生活成了最大的魔术师，把小说家惊呆了，吓坏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今天中国的小说家也许会说：我一变魔术，生活就发笑。中国这几十年的生活本是一部大小说，别说写，看都看不懂。当生活过于强大火爆时，你内心其实是虚弱迷茫的，正如风烟滚滚中看不见风景而茫然一样。

母亲对我来说，就是“过于强悍的生活”。想起母亲的一生，我的头就低下来，像信徒对着偶像。母亲在我心里已被塑成像，菩萨一样的，我是她最忠实的信徒，只想跪拜。作家写小说时本是菩萨一样有神力的，现在倒过来，人物变成菩萨、作家成信徒时，小说的天空必要坍塌。因为信徒只会被菩萨改变，而改变不了菩萨。母亲让我崇敬得虚弱，丧失了改造她的能力。或许我可以给母亲写个非虚构，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搬，一寸寸描，写个纪实作品。但小说是虚构的，虚构的目的是要把我的母亲改造成大家的母亲，把局部的事实改造成普遍的现实，我无力也不忍去这样做，只有放弃。当我放下母亲时，才发现，母亲是那么重。

母亲的重量也是我的力量，虽然我无法把她搬进小说，但毕竟我一直扛着她：她一直在我心里，灯塔一样的，照出光亮和黑暗，助我洞悉人世。母亲以一生的忍辱负重秤出了人世的斤两，告诉了我人心是多么深奥，人性是多么复杂，岁月是多么波诡云谲，我该如何去看待人的高尚和丑恶、苦难与仇恨。有人说，《人生海海》前半部有我以往小说的心计，排兵布阵，跟人物较劲，后半部叙事越来越放松，内心越来越宽广、仁慈，不像我写的。我接受这种说法，并且知道原因：前半部“我”是未成年人，攀不上母亲的视角，后半部我人到中年，我时时都用母亲的眼光在度量人物。我不能写母亲的小说，但母亲可以帮我写小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正在变成母亲，将命运开给她的账单悉数收下。

今天，是母亲在ICU的第十七天，依然生死难卜。因为疲劳和紧张，我一直处在一种半窒息状态，像在水底，一切看上去都那么不真实，那么吃力，那么恐怖。我带着一种迷信心理写这稿子，每天写一点，让母亲有牵挂，别走。昨天，医生切开了母亲气管，告诉我母亲能不能醒来就看这两天。今天，我连忙把稿子收尾了，希望这预示母亲能醒来，结束了！同时又担心是另一种结束。这何尝不是一种“强悍的生活”？在命运赌盘前，我哪里要得到心力？不过是一份可怜罢了。

2020.9.9夜

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