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苦苦挣扎中的写作辛苦但很纯粹

我写作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心，只是纯粹的写作，就写自己要写的，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写。那种状态虽辛苦，但是却很纯粹。

——黎紫书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看来，《流俗地》是今年给人带来惊喜的一本纯文学之作。这部描写一个盲女和一座马来小城故事的长篇，曾被评为《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说。小说中，作家黎紫书回到自己熟悉的马华城镇生活题材，置身于众多小人物之间，与他们同喜同悲。她以马来小城的“楼上楼”为中心，洞开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他们的爱恨、生死、出走、回归，无不沾染此时、此地的风俗与况味。小说描写马来锡都世俗小城里的平淡生活，数十年历史深处的一众卑微生命，个人命运的创伤与徙家流落，不同族群关于各自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情感交融。每一种悲凉的生存底色中，都有着人性的倔强。每一个个体的浮沉，都渗透着作者对历史饱含关怀的回望、对现实政治有距离的观望，以及对海外华人民族身份的复杂情结。

        小说家董启章说，我们可以把《流俗地》视为这样的一本，小说家大展毫无花巧的叙事基本功，却可以做到出神入化的作品。在小说阅读本身来说，肯定是个赏心悦目、滋味无穷的经验。

中华读书报：1994年，你的《把她写进小说里》获马来西亚花踪文学奖小说首奖。那时你才二十三岁，当时的写作是怎样的状态？

黎紫书：我小时候喜欢阅读，看了很多书，偷偷写诗和散文，没有文学的梦想，也没想过写小说，因为觉得小说太庞大太复杂。我的写作是从苏童开始的，二十出头接触苏童的小说，我记得那时候看的是《妻妾成群》的短篇小说集，非常喜欢，搜罗所有书店所有关于苏童的书，买了一系列苏童小说集，在短时期里把他所有书看完了。苏童的语言非常风格化，很炫，个人魅力很强，和我之前接触的小说家不同，他的语言魅惑了我。如果不是那个时候读了苏童，或者说隔了十年再读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从那时候起我尝试写小说，用苏童风格的语言写马来西亚的故事，第一次写短篇小说得了首奖。后来出小说集，我都避免把早期的小说收入集子里，因为一看就知道模仿苏童的笔风。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这么多年来你的写作是怎样的情况？ 题材、风格上有什么变化？

黎紫书：写作上我没有很大的企图心，也没有长远计划。在马来西亚懂中文又喜欢文学的读者很少，出了书卖两千本就算销量很好了。我比较幸运，年轻时得了国内外的文学奖，能让中文世界看到我，也经常有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年轻时常参加文学评奖活动，因为只设短篇小说奖，我就专攻短篇小说，有时候写小品散文，有时候写微型小说。后来慢慢地生活比较充实，可以放开来，人生哪个阶段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写长篇须要投入很大精力，必须放下手头其他的工作，其实并不适合我。

        我一直都很羡慕中国的作家，写长篇还能发表，能出书，读者群那么庞大。我是苦苦挣扎中的写作，年轻时做过十多年的报社记者，做到月刊主编，后来辞职决定当全职的文字工作者。但我不可能只用创作维持生活，而要做很多和文字相关的工作，比如文学奖评审、驻校作家等等。我写作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心，只是纯粹的写作，就写自己要写的，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写。那种状态虽辛苦，但是却很纯粹。

中华读书报：多年来都写短篇小说，2010年，你创作了长篇处女作《告别的年代》，从短篇到长篇创作，是否面临更多的挑战？

黎紫书：之前我完全没有写长篇的经验，没有抱任何期待。我完全不懂怎么着手去写长篇，所以是以练习的心态，希望藉此学习怎样写长篇，因而刻意用复杂的形式去写，好去摸索语言，节奏、氛围的营造、结构的建造——为我后来的长篇小说打下基础。

中华读书报：那么你觉得创作有技巧吗？ 国外有很多创意写作课，你认为会有帮助吗？

黎紫书：我向来对理论的东西不感兴趣。我看很多小说，大众的、纯文学的，对中文的使用、语言的追求都是从阅读中积累，慢慢有了文学创作的想法。我自己也教过写作班，每次课程开始我都对学生说：写作是没得教的。我的写作课往往变成文本赏析。我总觉得写作的能力不会超出阅读的能力。只有阅读的境界高了，写作的能力才会提上去。我自己在阅读时候也是这样的心态，我读小说的时候老在挖掘作者的内心想表达什么，他的完成度有多少，顺便也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作者了。

中华读书报：《告别年代》和《流俗地》主人公都是来自底层的女性，前者主人公杜丽安出身不好，嫁了黑道大哥成为另类社会名流。即使如此，她并不安分，因此有了更多的曲折冒险。《流俗地》里的古银霞是妥协的甚至是认命的。角色的变化说明了什么？《流俗地》的男性是缺失的，要么早逝，要么懦弱，女性角色集中而且突出，你在她们身上寄托了什么？

黎紫书：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我写作并没有为女性发声的观念，可能是成长过程都在以女性为主的环境里，我母亲有四个女儿，父亲长期不在家，家里的亲戚也都是女性居多，我中学上的又是女校，自然觉得对女性的了解比较深，知道的各种女性也比较多，写来比较有把握。我这些年读的小说很多都知识分子化了，都在写校园里的人物，都是精英化的小说，但是底层人呢？ 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我生活里和这些人接触比较多。到了写小说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写自己最常接触的人物。

        我喜欢躲在阅读的世界，后来变成躲在写作的世界，一个人独来独往，可能在别人眼里我孤独、凄凉，但是我实际上十分享受。我喜欢在人群里专心观察周遭的一切，那是一种嗜好。“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优势，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于观察世界。

中华读书报：《流俗地》中银霞天生双目失明，为什么会想到写一部关于视障的题材？

黎紫书：我本来只想以老家为背景，写底层人的生活，当时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清楚的想法。但我过去有经常电召出租车的经验，每次都是同一个女声接电话，我因而对这声音的主人充满想象，那时就想过要把这样一位接线员写到我的小说里。此外，我很久之前就想过要以盲人的视角写一部小说，但是后来发现太难了，没有了视觉上的描写，小说几乎无以为继，因此就放弃了这想法。可是后来突然这些经脉便都打通了，很多的构思慢慢累积，渐渐变得清晰，许多零散的点子都可以衔接起来。用失明人士做主人公，放在小说里可以有更多深层的表现、也能更好地处理马来西亚社会各种文化种族混杂的关系。面对这些差异，一个盲人可以少了很多偏见。这样的主人公可以让小说更丰富、更有内涵。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这部书的构思？ 各章题目似乎随意：“猫”“莲珠”“迦尼萨”“大伯公”……能否谈谈你的用意？

黎紫书：坦白说，我不是很在意。每一章我都告诉自己写什么，可能还没写完，就想好了下一章大致写什么。待小说完成后，我有想过要不要把题目换成数字，这样子就会让小说看似有一个紧密的连贯性，但我最后还是决定保留原来的形式。我故意把它弄得像是毫无章法，好让读者感觉到这小说并没有很严谨的时间线，他们可以尝试把秩序打乱另行排列，或者随时选择在哪一个部分读都行。

中华读书报：电梯里陡然漆黑一团，银霞却对顾老师说：“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很喜欢你的语言和细节描写，这些对你来说都是信手捻来？

黎紫书：写长篇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要将自己投入到人物状态里。我写银霞，闭上眼睛就是银霞，想像被关在电梯里的是自己。倘若我是银霞，作为一个在黑暗中活了一辈子的人，意识到身边的一个人在黑暗里手忙脚乱，应该就会说出这句话吧。这句子其实是信手捻来的。这样的写作，投入很痛苦，要抽离就更难了。长时间的创作，对我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影响非常大。

中华读书报：你在后记中谈到生病对自己的折磨，但是看作品依然是饱满完整的。这样的状态并没有影响到小说创作？

黎紫书：我一直很自觉地提醒自己，小说世界是另一个世界，作者不该硬把自己挤进去，我写的是小说里的人物，那是我的作品，和我本人的状况是无关的。我认为这个小说必须写得流畅和沉稳，所以但凡文字中表现出一点烦躁或挣扎，都必须删掉。我只能说，我是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作者。

中华读书报：那你觉得写完后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吗？

黎紫书：要是能做到百分百成功，那我大概会感到很失落。我知道这小说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在写它的那段日子里，那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状况了。不管怎样，我对这作品的满意度还是很高的，它相当接近我当初对它的想象。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