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曾希望取悦众人，如今只取悦作为读者的自己

2017年8月，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书中收录了她的四十六则日记。东京一年，她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觉得孤独地生活一辈子也不是坏事。
《东京一年》新书发布会结束后，作为嘉宾的陈丹青走到屋外抽烟，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发呆的蒋方舟，说：“虽然外界已经很重视你了，但你还是被轻视了。”蒋方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我真正重视的部分是被轻视的，而我真正轻视的部分却被重视了。”
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在多家知名媒体开设专栏，23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新周刊》最年轻的副主编……过早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使得蒋方舟的童年过早消逝，“没有认真地完结”。因不能享受“被人注视”，又逃脱不掉，她“无法从和公众的互动中获得快乐”。外界的质询曾一度让她陷入无法自救的死结，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名不副实的青年作家”，因而焦虑、自我怀疑、沉寂。
2016年，27岁的蒋方舟走出镁光灯的注目和生活中的种种自我纠缠，独自一人在日本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她自知东京的这一年并不会把她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东京一年，从生活惯性与虚假恐惧中解脱
2015年底，蒋方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曾经和她一路写过来的“同道者”相继离开写作圈，尝试电影或者创业，“惶恐，觉得我是不是也该去试试别的事，但又觉得不应该”，到底该坚持，还是放弃？从7岁开始写作起，她从未萌生过“主动背叛写作”的念头，那一年，她却对写作的前途何在、究竟能做些什么、能改变社会多少产生了困惑。
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的蒋方舟一直和母亲同住，生活被读书和写作两件事占据，“很多时间是被工作和社交切割的”，不停响起的微信信息，各类活动主办方打电话找来，请她谈“时代的变化”、“怎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之类的话题。虽然这些话题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恐惧”，但“去抵抗这种恐惧，是很耗费精力的一件事”。久而久之，蒋方舟感觉自己“被架在生活的惯性上没法解脱”。
恰在此时，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蒋方舟凭直觉认为“这是一个逃离现状的机会”，于是只身前往日本东京旅居一年。开始的四个月，她住在学校的招待所，每天上午11点，一个日本老太太会来打扫卫生，她会赶在这之前出门，拿一台电脑，在离宿舍最近的咖啡馆，点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和一份意大利面，呆坐，看书。在东京繁华的街头，蒋方舟“一个人没有意义地走来走去，沉浸在尴尬中”。搬出招待所后，她每天早上为自己做早餐，上午出门看展览，到神保町旧书市淘画册，回家听音乐、看书、写东西，不再贪恋手机和网络。她的时间终于完整了，所做的事终于不再是“别人替我选择的”。蒋方舟惊喜地发现：“慢慢地想，慢慢地写，原来这种简单的生活也是可行的。”
在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这段时光的《东京一年》中，她这样描述这段曾让她颇感“局促”的经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一年后，从东京回到北京，蒋方舟终于没有任何困惑了，对于未来“如水晶般透明”。她清楚了“社会机制在自己身上做过的设置”，并将自己“还原到了出厂的状态”，“其他人制造的对时代潮流的恐惧，你不去想，就不存在”。
年少成名的副作用：杀掉负面情绪，只有无尽的倦怠
时间在蒋方舟身上像个顽童。9岁时，有人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昂起头，说要做个大师，然后热泪盈眶。早熟、叛逆、天才作家曾是她的标签，为她惹来一身争议。如今，28岁的她却像个孩子，“幼态习惯延续了下来”，经常走着走着路就奔跑起来，毫无缘故地在公众场合大声唱歌，和人拍照时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比出V的手势，笑容和神态依然是八九岁的样子。
过早以被争议的方式成名的副作用，就是时间在她身上错位了。直到成年后和“正常人”比照，她才惊觉自己的“童年没有充分地施展，也没有认真地完结，童年的碎片散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很小的时候，在我自己的身体共和国里，我就像一个暴君，把很多不好的情绪都屠杀掉了，比如那些不满、抗议、愤怒、悲痛、委屈。导致对于外界的声音，我没有办法激起正常的情绪反应。”这让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十足的好脾气，不喜欢反驳和对峙，对负面评价没有代入感，甚至很难有负面情绪，“我就像一个死人一样，接受别人的赞美和误解”。她用“dead inside”来形容自己，有人批评她，甚至当面对她表达不敬，“也没有太多感觉，只有无尽的倦怠”。
写作，对于蒋方舟而言，是“一个挺大的支撑”。在现实的同龄人的世界，成绩平平、除写作外没什么特长的她过得并不擅长，而写作则让她“逃到另外一个世界”。写作给了她更多自由，她因此被清华大学录取，从家乡湖北襄阳一路北上，安居北京，“突破了生活环境的限制”；写作又让她在物质上比同龄人更自由，“不用为了写东西，再去做另一份工作，来养活写东西这个理想和爱好”。她明白这些，她更明白，“出于某种义务，要对得起这个幸运”。
直面质疑：能取悦作为读者的自己，就够了
从2013年的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到2015年的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再到今年的日记集《东京一年》，蒋方舟“从来没有放弃打磨我的作品”。有粉丝爱看她对社会的犀利评判，却发现她开始写儿女情长了，失望地指责：你变了，你不针砭时弊了。蒋方舟听了挺高兴：“我终于变了，就怕我不变呢。”自《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之后，她逐渐放弃了“公共知识分子化的写作”，因为意识到“宣泄情绪、替大家骂不敢骂的东西，没啥价值”，“作为一个作家，抱怨这个时代没啥意思”。
尽管作品不断，不断调整写作方向，大众似乎对这个从童年时便显露写作天赋的“天才作家”期待更高。
偶尔，蒋方舟也会觉得委屈，“一方面，他们会过度强调你的个人经历，在介绍你的时候，会让你像表演杂技一样反复说：‘七岁写作，九岁出书。’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我是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为了不负声名，也为了对得起写作带给她的幸运，蒋方舟朝着外界提出的标准，不停奔跑，疲累不堪。结果却发现“这是一个死结，凭我自己的力量没办法解开的死结”，因为“这个标准是虚构的，没人知道天才怎样才算合格”。后来，她渐渐想通了，“还是因为我写得不够好，我写作上的庞大不足以覆盖我经历上的庞大”。
从东京返回北京，蒋方舟终于摆脱了写作上的焦虑：“既然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那我就把自己作为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作品，打磨成最好的样子，让作品从中涌现，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写。”
绕了一大圈，蒋方舟终于回到了她自身。她希望自己快一点到三十五岁，“从某种程度上，只有这样，才能被更认真地对待”。曾无数次试图取悦众人的蒋方舟，最终发现，作为一位非常非常严格的读者，能取悦到作为读者的自己，就够了。来源：新京报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