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月庵：龙应台心里的两个我

[摘要]我的“心里的我”有两个：一个5岁，一个39岁。

龙应台：《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4月出版

我的“心里的我”有两个：一个5岁，一个39岁。
《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里有一篇，龙应台从自己六十五岁了，可购买高铁半价票说起，揣度她所知道，失智的高龄老母“你心里的你，几岁？”最后供出了自己的心里，住有一个“还没进小学受制度教育，凡事惊诧着迷”的五岁小女孩，以及一个跟着儿子骑摩托车到缅甸旅行，在沙尘满天的土路颠簸前行，回应儿子问候，高声吼回去“妈的好得很”，难得放纵自我的，三十九岁的母亲、教授、作家、公共知识分子。
藏在龙应台身上的这两名女性，让人想起了藏在周作人身上的那“两个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
周作人否认两者是所谓的“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对两者却都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两个鬼到底是什么？跟龙应台体内的那两名女性又有何关系？
人的一生，呱呱坠地后，便从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婚姻……一步步走向社会，这种不停往外展延，走入群体的过程，即所谓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因为社会化，我们知道价值，懂得规矩，学会拿捏分寸，规避冲突，或者说，了解了“规范与惩罚”的那一条界线，然后我们渐渐成为所谓有教养的文明人。文明的另一种说法，或即懂得趋吉避凶的“世故”（sophisticated，worldly）。这也是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的根本原因：我们都被法律、礼教、潜规则、国民生活须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种种捆绑住了。
然而，社会化并非绝对或万能，多半的人都会被驯化，尤其读书多知识丰赡的；但总也有遗漏，存留在内心深处的“根性”（或童心），在生命遭受挫折或人生不如意时，或者就要跑出来淘气淘气。“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的清代文人龚自珍，宦海浮沉，起起落落，便曾有“瓶花妥帖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这样的句子。说到底，但凡活着的人，心中多少都有两个鬼，一个是未经教化，纯然天真，不为礼教所捆绑的流氓鬼；一个是信领规诫，谈吐仪容循规蹈矩的绅士鬼。两者时常斗争，此消彼长，彼强此弱。龙应台那一句“妈的好得很”，恰恰是两鬼相扯的证据。但也因“妈的”讲得有点暧昧，不甚干脆，我们或者可判断，在龙应台意识里，相信文明、爱文明更多一点。
1983年，甫过而立之年的龙应台返台任教，同时发表评论文章——关于文学的，后来集成《龙应台评小说》；关于社会现象的，是《野火集》。这两本评论集，发表时即让人耳目一新，后者甚至燎原遍烧，形成“野火现象”。大家都在问：“她是谁？”原因倒也不是她观察到或批判了什么新问题。问题早就在那里，也有人提过，却从来没有人用如此犀利不苟而饱含感情的文字，将之一一曝露在世人眼前。《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一名篇的题目恰好说明：不羁的流氓鬼与规矩的绅士鬼同时出笼——五岁的小女生天真地问：为什么不生气？三十九岁的世故大女人急忙加上“中国人”三字。
戒严时代里，礼乐俨然，体制完固。河是河，溪是溪。人们认定“议论”与“抒情”乃平行的两途，“社论”与“副刊”是一报的两面，不该混为一谈。龙应台却硬是将之统一了。“她的评论不只合理，而且多情”，所以引人共鸣，今日看来，不过如此平常而已。当时读者却因看多、读多八股陈调，得见新鲜便群起拥趸。这样一枝笔，也不是没有过，至少我们所知道的梁启超评论便是“笔锋常带感情”，下笔自有一股渲染、煽动的力量。然而，白话文发展成熟后，揉合得最好的，怎么看，龙应台都名列前茅，毫无疑问。
此后三十多年，龙应台的写作，大体遵此而行，流氓鬼与绅士鬼此起彼落，有时五岁的小女生露脸多些，我们便有了《目送》《亲爱的安德烈》等，有时三十九岁的大女人本色浮现，《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就出版了。
但也不是说这中间毫无轻重，一如前文所说，龙应台“相信文明爱文明更多一点”，仔细分析她的文字，或可得出“得理尽情”这四字，她的“理”在先，或说认定文学有用，可以鼓动人心，移风易俗，甚至“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而“情”在后，是推“理”前进的一股力量。这种“意念先行”的写法，一旦揉和不好，很容易让人觉得她“造作”，许多难听的批评：“滥情”、“假掰”、“咄咄逼人”即因此而生。此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矛盾现象，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达到了顶点。——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但其实龙应台还是龙应台，本质无非“笔锋常带感情”很爱写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或常出天真之语的龙部长、龙老师耳。
三年的政务折冲，让我在“前线”、“战壕”里看到一个时代的崩解、价值的溃散……我的个人功课，却是在溃散的年代里如何重新找回单纯的初心？
2014年的龙应台，历经名利场争斗，遍体鳞伤，决心回归乡里，隐居到屏东大武山下的潮州，陪伴年逾九旬、已然失智的母亲美君。她每两个礼拜写一封公开信给美君，当作自己的人生功课，不停观照、摸索自我，也努力“觅我童心”，寻找更重要的价值。这一自我观照是否让这本书有什么不一样？或说十九封信到底是怎样写成的？慢翻细读之后，尽管整本书的编排，龙老师依然不忘“有用”两字，以几落的夹页（大河图文），将主角人物嵌入历史长河里，企图使整本书的背景更加宽阔，而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良意。然而，纯就文字来看，却仿佛有所转变，六十五岁的龙应台似乎渐渐“得情尽理”，先让情牵着笔走，要否说理可讨论，换言之，她不再演绎为文，而是归纳成文，或说行文更多一些自在与悠然（尽管写的是老病长照），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即使口口声声轻唤“美君”，相对却也不那么在意“为何而写，为谁而写”的事，闲闲剪裁成文，美君遂得以发散而为天下人之母亲，让更多读者心起共鸣。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流氓鬼也好，绅士鬼也好，终究不过一“指”；真正天长地久，思之绵绵的还是那轮“月”啊！初心何在？此即是！（文/傅月庵）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