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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
10月30日,金庸离世的那天晚上,朋友圈里的大型挽联现场,仿佛可以拼凑出曾经的年代,人人捧读金庸的青春盛景,以及许许多多个体的叛逆坚持。“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家长都反对读你的书。在我楼上的三班,几个哥们因为读你的书被发现了,女班主任让他们写检讨,誓死和你一刀两断,然后还得用刀割破手指头,按血手印。”朋友圈“最懂金庸”的80后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发了悼念文章《我再也没有后台了》,一瞬间,刷屏了。
这场集体怀念声势浩大,牵动了上至40后下至80后,而其中声浪最高的,当属在金庸红遍大陆的八九十年代,生命力正旺的70后、80后们。
的确,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然而,这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超凡,他见证了人们的青春吗?
金庸作为“共同记忆”的标志意义,不止于此。
金庸:几代人的“共同文本”
中国大陆浩荡的“金庸热”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之后出版界无疑成了重要推手,80年代人们读的金庸小说,基本未经授权,直到1994年三联书店推出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
与此同时,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在发生巨大变化。“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称号。“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金庸以通俗文学获得学界精英认可,其实绝非“一夜之间”的事。“对金庸先生作品的研讨,从80年代起,就一直是北京大学内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不仅学生爱读金庸,许多教授包括一些科学家,也是‘金庸迷’,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把金庸小说艺术的研究正式纳入教学科研体系。”(《学者谈金庸》,刊于《文艺报》,2000年12月9日)
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反复加持中,金庸渐渐成为站在文化中心的巨人。而在民间,金庸作品变成人们相识相交的一种密码,一个数据库——你喜欢杨过,我喜欢萧峰,那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但我们可以讨论一整晚。
从香港到大陆,从报刊连载到图书出版,到影视改编,四五十年间,金庸的影响力犹如水波,不疾不徐,按照传统业态,一圈圈扩散。金庸作品成了几代人的“共同文本”。这与他的天赋有关,与他对作品的打磨有关,也与文化的变迁、媒介的转化有关。
“我想,从来没看过金庸的人确实不多。并不是金庸作品好到必须读,而是他的影响力和时间跨度,都太大了,大到很难完全不被覆盖到。”70后媒体人波斯蜗牛(网名)说。
那么,在华语世界,金庸是不是最后一个能担当“共同记忆”的“超级存在”呢?
王朔:被仰望的与被遗忘的
20世纪90年代,站在舞台中央的不只金庸一人,新的文化明星出现了——比如曾经挑战金庸的王朔。
“把王朔当成作家恐怕是后来的事。当时的作家是陈忠实和马原那样的人啊,而王朔就像是文坛的崔健,也像是今天的鹿晗和吴亦凡,是需要打call的。”80后的朱饱(网名)说。他回忆起中学时代在课桌下面读王朔的情景,与70后对金庸的记忆如出一辙。
1992年华艺出版社推出了《王朔文集》(纯情卷、矫情卷、谐谑卷、挚情卷),俗称“四大卷”。据编辑金丽红回忆,“印了二十来万,盗版二百多万”。北大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认为,“四大卷”的出版,“改写了当代有关经典作家‘文集’编辑出版的成规”,过去有资格出版文集的作家,得是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有“定评”的经典作家。
“我们赶上了‘王朔热’的尾巴,作为文学家的王朔都快隐退了。”朱饱说,“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是他作品的影视化——做得太好了。”
王朔全力拥抱影视媒介。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同时被改编成电影,那年成了“王朔年”,1990年《渴望》万人空巷,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大获成功……王朔崛起之时,正是中国出版、中国影视向市场化转型的变动年代,他成为背靠影视冉冉升起的文化明星,但围绕他也有争议,并非全民认可的偶像式存在。他后来的淡出江湖,以及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文化议题的转移,也使得对他的“共同记忆”逐渐稀薄。
王小波:媒体的作用不可估量
90年代中期开始,称得上文化偶像的或许是王小波。而他真正的影响力,发生在1997年他去世之后。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在街头巷尾,王小波的书是年轻人认出彼此的‘接头暗号’。他对‘被设置的生活’的反抗、对自由和思考的追求是如此生猛,什么也锤不了这种劲头。”这句话来自王小波逝世近20年后,某媒体刊出的纪念文章。
有学者认为:“王小波话语具备一些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可以从三方面做出归纳:第一是身体话语,符合消费时代大众的感性欲求;第二是趣味话语,满足了商品社会的游戏和娱乐心理;三是结构话语,遭遇了无厘头的次文化。”(赵晓霞《后现代语境下的“王小波热”现象探析》)
王小波成为文化偶像的背后,完成了市场化转型的大众媒体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与王小波寂寞生前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王小波去世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近百家媒体对王小波逝世及新书出版予以报道……不久之后,‘王小波热’兴起,王小波的各种‘文集’出版不穷,媒体和知识界也反复强调王小波的‘自由撰稿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家’‘启蒙者’等等身份和形象。”(郑宾《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媒体对王小波身份的塑造》)
在千禧年的交界,互联网方兴未艾,以单向传播、读者接受为主,传统纸媒依然力量强大,除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还可以借助网络加大传播力度。那一时期,面对城市精英渐渐燃起的“个体”和“自我”的需求,王小波被消费成了一种文化符号。8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大众传媒反复强调的“个体”,此时已深入人心。围绕在偶像周围的读者,本质上悄悄地从群体变成了个体,变成了“我”。
不过,“王小波热”主要发生在知识阶层和受过较好教育的群体之中,普及度稍弱。接下来,互联网扩张的时代到来了。
韩寒:粉丝效应初见端倪
互联网的极速扩张伴随着博客时代来临,韩寒变成了偶像作家。
“除了一些必备的政治读物,当时普及程度如此广泛的,只有《三重门》吧。”曾有人这样感叹。韩寒把自己在课堂上模仿《围城》写的《三重门》寄给作家出版社的编辑袁敏,书于2000年面世,百万册销量,加上各种盗版,是现象级的出版事件。
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读者是同龄人和年纪稍小几岁的部分90后,他们把韩寒视为勇士,似乎是要为自己浪费在书山题海中的青春寻找一种慰藉。不过,韩寒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小说打天下的“作家”,他的主战场不在纸上,真正的“韩寒现象”是在互联网中开始了喧嚣。
“比起王朔像问题,王小波像议题,韩寒更像是一个话题,类似微博上的超级话题那种。”采访中,有个1989年出生的女生这样说。她的青春期正值韩寒在博客里风起云涌、粉丝们抢沙发盖楼之时。
“韩寒的博客,恐怕早已成为全球最大民间个人发布平台,4亿多的点击量让他拥有极为庞大的粉丝群,他对任何社会事件的点评都可能在几分钟内影响事态发展,以及成千上万的人的意向。”(张赐琪《互联网语境下的韩寒现象及其解读》)
博客时代绝非只缔造了韩寒这样的明星,它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人人可以写作,人人有可能成为韩寒,得到广泛传播和万众拥戴。后来的微博盛产意见领袖,微信带来了自媒体的井喷,而虚拟空间的“网络巴尔干化”,实际上在博客时代已初见端倪——“互联网的巴尔干化”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歇尔-范阿尔泰教授在多年前提出的,“正如实际空间的分割或基本巴尔干化,可以分开地理群体一样,虚拟空间的分割或者网络巴尔干化,可以分开利益群体”。
聚集在一个又一个“韩寒”周围,人们在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的联合感里找到了个体的归属感。无数的“中心”建立起来,拼凑成一张去中心化的大网。共识,仅仅是观点汪洋里一座孤岛上的共同规则而已。
新世代:被全球化改写的“共同文本”
“如果带一本书去孤岛,你会选择哪一本?”多年以前,这是判断一个人志趣的经典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建立在有集体记忆和共同文本的基础上的。
“我们可能是有共同文本的最后一代人。”50后的哲学教授陈嘉映在一档网络视频节目里对70后的许知远说,“以前有一些经典的书,你不能想象任何一个读书人没有读过。不管你是什么观点,什么流派,如果开一个书单80%是重合的。但今天正好相反,要是拉出读过一点书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开清单,可能也就10%是重合的。”
出版产业的发展与多元化当然是原因之一,但互联网技术对“共同文本”的革命性颠覆,以及全球化的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的相互作用,一定更为重要。声称“让世界更平”“超越地缘政治”的互联网,真的如它所言让人们的交流更紧密了吗?抑或干脆就是背道而驰——一个又一个虚拟社区的墙壁,使得集体记忆被消解了?
“如果现在去孤岛,你会带本什么书?”金庸离世后,我把这个问题提给一个“互联网原住民”——生于2000年的女孩七七(网名)。
“书吗?”她想了一下,“带上一部手机和一个永远有电的充电宝就好了。”她坐在我对面,摊了摊手。
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我与生于21世纪之初的她聊了很多。我们说起金庸去世后的那几个小时,我的朋友圈变成了一片祭奠青春的黑色之海,而她的朋友圈完全不同——很多她的同龄人都在感叹:如果不是金庸去世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他还活着。
有年长的人在朋友圈发问:“只是好奇,世界上有没有没看过金庸的人?”结果恐怕要让这位“互联网移民”吃惊——有人用emoji里的举手表情做了回复。
没看过金庸的不只是00后。“我没看过金庸小说,也没看过任何一部改编的电视剧。分不清楚古龙和金庸,也分不清金庸作品里的人物。”90后女生大王(网名)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妈当时不让我看打打杀杀的电视剧。《天龙八部》或者《神雕侠侣》之类的电视剧播三分钟就被换台了。”
“我从不看武侠,电视剧也没看过。”1991年出生的东方三博士(网名)说,“那时候觉得喜欢看武侠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幼稚,动不动就要舞刀弄枪,小时候的我,觉得不能和他们一样。”
原因各式各样。在更年轻的世代里,人们早已不再用“你是杨过的粉丝,而我爱萧峰”来“人以群分”了。没有金庸的青春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可选择的太多了。
回顾21世纪的前十几年,会发觉金庸创造的那个“世界”已十分古老。全球化时代,文化工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超级偶像、神级IP,有规模更大、更完整、更周密的产业链为它们包装。上周六,CCTV6在深夜播放《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罗恩和赫敏还是小朋友的样子,这一幕都遥远得仿佛重返考古现场。
“哈利·波特”无疑是很大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从80后到00后。只不过,这个群体里已经有各种肤色了,而他们的“共同文本”也不再是白纸黑字的“文本”——美国学乐负责小说版权的全球销售,时代华纳负责电影版权,美国广播公司负责DVD、唱片和有线电视播放权,美国电艺和日本松下一起负责主题游戏,美泰和乐高等公司负责文创产品,华纳兄弟和环球电影制片负责主题公园……跨国公司在为哈迷们量身定做共同记忆。请注意——哈利·波特不是唯一的全球偶像,漫威和DC的超级英雄世界,同样的无远弗届。
新技术:让人们更团结,让人们更分散
11月3日,中国IG战队夺得了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8)冠军。这则“互联网移民”可能根本看不懂的消息,对于在游戏陪伴下成长的新世代而言,却是轰动的新闻。
“如果不是玩《金庸群侠传》,我连‘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都不知道。”90后的东方三博士说的这句话,可能比他不看武侠更说明问题。文本或者文学的偶像已经远去了,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有大量定制的故事和游戏属于他们。在一个个游戏里扮演一个个英雄,人生就是自己的。
《金庸群侠传》是很古老也很长命的单机游戏,1996年智冠公司河洛工作室推出了这个角色扮演类游戏,把金庸14部小说中一些脍炙人口的片段融合在一起,有14个支线任务。主要的玩家70后、80后与金庸读者的年龄层吻合。
“在这样的数据库游戏里,玩家都是在消费人设,消费金庸创造的那个宇宙,并不是消费某个作者。”上周五,在一个关于游戏的讲座上,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后车致新这样说。
《金庸群侠传》尽管一度非常红火,在大量网游后来居上的局面下,也成了玩家的记忆。游戏开发永无止境,不知多少青少年聚合在不同的虚拟战场里,规则不同,英雄不同,很难说大家能真的有什么共同话题了。
“互联网科技允许并鼓励红外线天文学家、品酒家、星际旅行爱好者缩小他们的圈子,与志同道合者在一起。更严重的是,新的科技会将‘不相关’的信息排除。沟通的增多,反而让我们的品位和兴趣变得狭窄——知道和关心的越来越多,但关注面却越来越窄,这使偶然交往的机会减小。”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看来,跨越地域的虚拟社区“地方性的多样化”可能会输给“更集中的同质化”。
写到这里,我查了一下“以兴趣主题聚合同好”的百度贴吧的数据,共有22539887个贴吧,比前一天增长了1963个。或许,网络技术同时做到了两件事——让人们更团结,让人们更分散。信息的茧房、分散的聚落,精准地把人们区隔开。在“只推送你想看的”这种算法逻辑里,其实只有自己。大众偶像的诞生,也不过“红极一时”,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么,作为更广泛、更持久的“共同文本”的金庸式神话,又如何可能?
新人类:社交规则彻底改变
此时此刻,智能手机、社交网站,这些新的信息交流技术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当然,虚拟共同体的参与者会找到归属感。不过,以现状来看,虚拟共同体内部的有效对话真的可以展开吗?譬如TFBOYS粉丝群里的七个门派能不再互撕达成共识吗?
“你想太多了。”00后的七七拍了拍我的肩,“谁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她谈到了一些很纠结的矛盾,“在线上虚拟圈子里,我们不会围绕着共同兴趣交流什么深层次的想法,就算都看同一个番,比如《海贼王》,谁会和另外一个人讨论两小时路飞呢?感叹一下‘好帅好帅’就好了。”她相信“深层次的交流应该是留给线下的三次元世界的”,可是,“谁也不会流露出来,大家三观不一致,说了白说。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别人的观点,而且要是说了,大家都会觉得你挺傻的”。
线下交流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了。七七说,他们聚会通常都有个主题,比如做个游戏,而不会山南海北地神侃。“挺惊讶你们能凑在一起聊这么长时间的。”听闻前辈们一起聚餐,能就金庸或别的什么话题聊个通宵,七七有点感叹,“我们聚餐超级安静的,绝对尊重食物,认认真真地品尝美味,各玩各的手机,几乎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就散了。”
在“互联网银河”里,去中心化、多元化、消解,这些看似“学术”的词汇,正通过“互联网思维”和文化工业的种种工具,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的衰落,是普遍可以感知的现象。一部手机,就像一座孤岛,人们舒舒服服地身处孤岛,做一个安静的个体。
在这样一个时代,朋友圈众人对金庸的凭吊,就格外令人感喟。但雄霸数十年的金庸带走的,不仅是一场场青春盛宴。他担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广阔而持久。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的文化上的“共感”将不复存在。
金庸带走了一个时代——我们曾经真正“共享”的时代。来源:北京青年报 |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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