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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那低矮的围墙上，垂下一片耀眼的绿。 是蔷薇。 再次路过的时候，它们已经开花了。白色的花瓣，淡黄的花蕊，一朵朵一簇簇，从白色的围墙上蔓延而下，枝枝压压，依旧似往日般喧嚣炫目。 我伤感起来。那个开满了蔷薇花的小院，是否会因为主人的离世而格外清寒？那一对鬓发如银的老人，在这个扰扰的尘世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而如今，他们携手同去了，悄无声息，除了这喧闹的花朵，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但是我记得呵。 奶奶跟我说起他们时我觉得那像是一个传奇。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 那一对老人是奶奶的小叔叔和婶婶，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和太奶奶。 奶奶的祖父辈开创了他们家族的兴旺史，离开家乡几十年的奶奶在街上偶遇某个跟她一样昏花着老眼的故人时，他们仍会清楚的认得她：“啊呀，你是那城南炮楼的呀！”或许，在他们眼里，奶奶仍然是炮楼里那个花朵般的小姑娘。 城南，炮楼，是奶奶那个家族的地标，而奶奶的故事往往会从她的小叔叔开始。 “呵，你太姥爷年青的时候可漂亮着呢！”奶奶眯起眼，让我觉的那一幕似乎定格在她的记忆里：“娶亲那天，他去接新娘子，骑着一匹大洋马，穿着红马褂，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漂亮着呢！”而我想起的，却是挂在太姥爷房间里的一幅结婚照片：纤细的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拖曳着长长的裙裾，美丽的头纱垂散下来，衬着她羞涩的微笑，身旁的新郎，也就是我的太姥爷，一身黑色的礼服，双目炯炯，帅气逼人。 奶奶微笑：“他那时在上海上大学，心里有着你现在的太奶奶呢。家里做主给他订了一门亲，他死活都不愿意，那可不行。家里断了他的生活费，硬逼着他回家娶亲。” 奶奶叹着气：“他不喜欢这门亲啊，只在家里过了三天就再也没回来过。那个小婶子，细细的小眼晴，笑起来眯成一条缝，能骑马，会打拳，心情郁闷的时候骑着黄骠马，一溜烟地往野湖里练拳去了。” “后来呢？” 奶奶看看我，“后来啊，你现在的太奶奶知道了，还生了好一场子气呢，说她堂堂的大家闺秀给他做了小。家里的小婶子等了你太姥爷一辈子，你太姥爷也觉的亏欠她，喏，头一个孩子就是托付给她带大的。唉，那个时代啊，没法子。” “那，太姥爷呢？” 奶奶望着墙上挂着的几幅老照片，轻轻感叹：“你太姥爷呵，他可是有本事的人呢。打日本鬼子时他就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团长，后来队伍打散了，他也受了伤，在芦苇荡里捡了一条命。” “再后来呢？” 奶奶笑了，“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啦。就听说文革的时候他倒了霉，回老家了。” 那一帧帧恍如光影般陆离的历史就在奶奶绵长的述说中叠印成册，渲染着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而在我印象里的太姥爷，太奶奶，他们的衣着永远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银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身上没有老人们特有的年近暮年的味道，看到我们时总是十分的欣喜，却又带着那份骨子里的礼貌和疏离——毕竟，我与他们的时代相隔太远。 少年时我经常跟着父亲或是奶奶去太姥爷家里做客，那时他们的身体都很硬朗，太奶奶会在矮小闷热的厨房里忙活饭，只记得她挥动着锅铲，时不时地弯下腰来在灶口加一把柴火，开心地问我“娟娟，热吧？”她不是本地人，因此从不像父亲或奶奶那样叫我“小娟子——”把那个“子”的音拉的绵长，而是固执的用叠音，听起来十分柔和又似乎带着掩不住的宠溺，那时的我顶喜欢听她这样说话，我笑着摇摇头，她念叨：“这夏天做饭是热，哎呀，我们享过福也吃过苦，享福时也住过好房子喏，楼上楼下，带木地板的。吃苦时你太姥爷他扫过厕所，拾过粪，都没啥，现在蛮好。” 历经许久，这一幕依旧光艳如新。因为记得她的话：“能享福也要能受苦。”道理很简单，却很少有人能够如他们般豁达随意。 长大后，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的太姥爷，只是寥寥数语，却涵盖了他一生的波澜起伏：出身地主家庭，求学，从戎，从抗日时期的国民党团长到文革时的反革命，从大学教授到清扫厕所的农民，再到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从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成员到八十二岁提笔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代的变迁投射在普通人的身上，却是如此的曲折迷离。 2014年，太姥爷在上海去世，享年97岁。 三个月后，太奶奶随继离世。 无数次的路过那开满蔷薇的小院，就会无数次的记起他们，也会无数次的怅然凝望。女儿嘟着嘴巴，“妈妈，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看太太他们？”我望着咫尺小院默然：“……再也看不到了……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你带我去看望过他们。他们可高兴了。后来好多次我都要去，你都说没带礼物多不礼貌……” 孩子，我能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后悔吗？那一对清淡如菊的老人，在最后的岁月里，看到你是真的很开心，他们不会再意我的礼物，是我谬误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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