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35年前美国行，仿佛人生一场预演

　　采访者：许旸


　　被访者：王安忆


　　1983年，57岁的茹志鹃、29岁的王安忆，同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其后又到美国东、西岸讲演和旅行。三年后，这对母女作家唯一的日记合璧之作出版，记录了1983年8月30日至12月27日俩人各自的所见所感。如今，忆起当年近四个月时光，王安忆直言这是她人生中“潜移默化影响未来”的一段经历，“仿佛人生的一场预演”。


　　35年前，在“五月花”学生公寓，当时赴美的中国作家包下了第八层，王安忆和妈妈住一单元，每单元有两套卧室和工作室，一套洗澡间和厨房。当时美国丰盛的物质生活，令新婚不久的王安忆很是迷恋，她在日记里事无巨细地描写汉堡包的模样和口味、商场里打折的牛仔裤；初次接触西方创意写作“解剖式”教学，她发现和国内常见的“概括中心思想”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与其他国家写作者交流时，王安忆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作家读的外国小说译本，远超过


　　外国作家读中国作品。


　　一系列的冲击、反差，母女双重视角的交织、比对，在新近再版的《母女同游美利坚》中随时间沉淀愈发凸显。从文学史角度看，很少有一本书可以同时照见中国当代文学两代重要作家的心路，书中贴肤贴肉的刻画，不纯是异域风光的描绘，还有东西方文学艺术交流的鲜活掠影，以及对美国社会多个层面的体察。


　　在美期间的种种震荡、不解、暗下决心，如同水面被击中后泛起的层层涟漪，让王安忆在此后的岁月萌生了两个愿望：当老师教写作、创办中国的“爱荷华写作计划”。念念不忘，终有回响。2008年王安忆主持启动“上海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十余名海外作家驻沪当两个月“上海市民”；2010年她在复旦大学领衔授课创意写作硕士课程，讲写作的甘苦、得失和隐秘的经验……


　　母亲名字里的“鹃”常被误写为“娟”，这令人沮丧又无奈


　　记者：1986年《母女漫游美利坚》简体字版、《母女同游美利坚》繁体字版出版，为何30多年后选择再版这本日记？


　　王安忆：1983年我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特别重要。本来当时写在日记本上，是不打算公开给别人看的，因为对每一种细微体验都很珍惜，当宝贝一样，写得很啰嗦，事无巨细，不懂得归纳筛选，一股脑全倾泻于笔端。当时也是母亲的点子，她提议出书，30多年过去了再看，这些记录有了历史资料的价值，真实反映了我们母女当时的所见所感。


　　母亲走了20年。我发现不少人包括文学从业者，似已不记得我母亲茹志鹃的准确写法，常将名字里的“鹃”改作“娟”。一个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迹的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又无奈的事。因此，当年轻出版人提出重版这本日记，以纪念母亲去世20年，我心中十分感动和欣慰。


　　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从上海到了美国爱荷华州后，会有强烈的“文化冲击”感吗？日记里有不少笔墨描述美国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王安忆：整体来说，外国友人对我们是好奇、友好兼有。而美国那种丰裕、富饶、开放的物质生活十分炫目，新鲜感十足，对于经历过匮乏时代的我们来说，不产生迷恋是很难的。上世纪80年代国内哪有饮料汽水喝？还得用兑换券，当时美国无处不在的便利店、超市货架上摆满可口可乐，感觉像不要钱一样的买零食；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淇淋，琳琅满目，我一般趁快要打烊的时候踩点去买，给的分量尤其多。


　　那时候出国回来，每人都可以带一个大件，像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和冰箱，都是有配额的。有时我自己的配额还会被家人朋友预定掉。但渐渐我明白了，丰盛的物质没什么了不起，光有物质是不会使人幸福的。从美国回国后我经历了精神上的危机。最近几十年，当中国的物质生活呼啸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很有抵抗力。在美国的日子就像打了预防针，眼界扩大了，我不像其他人那么备受冲击，感觉自己学会了辨别什么是已经走过的路、什么是象征未来的。


　　记者：当时母女同行，妈妈会给你一些有关写作的建议吗？


　　王安忆：很奇怪的，我俩在一起时几乎不聊文学。去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就是因母亲而成行，不承认也得承认。年轻气盛的我，心底是很叛逆的。和母亲因一些生活琐事斗嘴，同在美国的作家陈映真也看出来了，说我“故意反对母亲”。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但是这一回，与女儿同行，使她格外开心。合出一本旅美日记，是母亲的创意，我无法反对，因为内心受着诱惑，同时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妈妈一直比较淡定，在美国，她看我天真地和别人争吵，眼神里多是宠溺欣赏的，做父母的对儿女都不是客观的吧。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者，从不随便下笔。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认识，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相比之下，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事无巨细，来不及思考、提炼、去芜存菁，冗长、拉杂、琐碎、无趣，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个饥渴的人，面对盛宴，什么都好，什么都要。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


　　西方创意写作班的教法当时我很抗拒，现在想想也有可取之处。放在全球纬度，当代中国作家水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差


　　记者：你在日记里写“为什么只承认英语一种语言呢？其实，中文，是被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运用着。而且，中文有着极大的魅力，一个字就是一个境界。然而，对这境界，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呢？尽管我说汉语。我忽然沮丧起来，真正地沮丧起来。”当时，你对东西方文学交流的“有效性”并不抱特别高的期待？


　　王安忆：我一直认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了解，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程度。我们几乎翻译了欧美市场上所有知名的小说，如数家珍，但美国人其实不太读翻译作品的。过去一段时间，西方读者翻阅中国作家文学作品，不少是出于“猎奇”心态，想从字里行间找符合他们想象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描写段落。这对作家的伤害性是很大的。


　　我个人觉得，放在全球纬度来看，当代中国作家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差。


　　记者：你在美国参与旁听了创意写作课，西方的教学理念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王安忆：一位曾当过作家王蒙英语教员的朋友告诉我，此前王蒙来爱荷华写作计划，上课氛围很轻松，“教两小时英语，喝两小时的酒”。我曾去旁听了一个创意写作实践课，很多新鲜的理念，但我并不太感兴趣，当时更多是震惊，原来写作是这样教？授课非常技术流，“解剖学”式的，比如哪句话介词用得太多、念出来语句不利落等等，侧重小说的内部结构。而国内更倾向解析小说与外部的关系。一开始我很难理解西方这种写作方法，后来我自己在复旦教创意写作班，逐步明白不同理念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土壤的，取其长吧。


　　记者：记得你很喜欢美国畅销书作家斯蒂芬·金，你对美国文学有什么突出的感受？


　　王安忆：我去年一个夏天都在看斯蒂芬·金的小说，但他近几年新作明显不如早中期作品了。他其实是很有才华的，但他的才华是被经纪人控制的，后者会管束着作者的情节走向，细化到哪一页要出现一个高潮，抖一个包袱，转折点、笑点、泪点都要规划好。这搞得故事很厚，当然，类型小说不能太薄，但故事弄得很“套路”。我发现欧美不少作家的经纪人比我们的文学编辑还有支配力，他们要求作家保持悬念，但也不要浪费读者的时间。这种经纪人机制会毁了写作。


　　刚到美国时，我觉得当地的年轻大学生看上去很单纯，特别天真。美国小说整体上似乎也是这种感觉，很原始的，蛮荒的，缺少历史感，多是写人和自然的搏斗，所以我个人不大喜欢海明威或杰克·伦敦。英国小说更有劲些，像石黑一雄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里有浓浓的阶级意味，带来冲突和困境，以及如影随行的偏见。但正是有了偏见，故事也就跟着来了。相比之下，中国小说还是和英国比较相像。


　　过于产业化的类型小说少有思想价值，急于表达思想的纯文学变得不好看；更糟的是，现在学生的阅读量太低了


　　记者：你有个观点，如今小说变得越来越学院化，不少作家不再“好好讲故事”了？


　　王安忆：一些写作者要么沉迷于写杯中风波，或是内心小情绪，要么急于在小说中表达思想和观点。当然有个原因是，现在小说的“内部分工”愈发明显，不光是国内，外国的小说市场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讲故事几乎都归到类型小说范畴，思想部分要纯文学来承担。所谓纯文学就变得很不好看了，过于产业化的类型小说也少有思想价值。


　　记者：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上，你感叹文学黄金时代的周期走完了。


　　王安忆：时光飞逝，没想到1980年代离现在已经那么远了，可以说是一个文学时代过去了。当代文学一直有或显著或潜在的变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运动却沉寂了，或许需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我很庆幸生逢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黄金期，我们这一代作家是在最好的时代进入文学创作中来。不过，我也不会特别悲观，正视现实吧，目前文学的沉寂现象也很正常。


　　记者：年轻学子上你的课，对哪些话题更有兴趣？


　　王安忆：我发现，如今最优秀的人才几乎不做文学这一行了。这几年我带的硕士班里，除了少数青年作家，好几个最高分的学生毕业后，都不从事文学行当。很可惜，现在专职文学的投入产出比太低，好多编故事的人投身游戏公司做脚本或当影视编剧。另一方面，有的学生阅读量真的太低了。一位学生聊起要写爱情，我问对方看过哪些爱情小说，得到的回答是电影《山楂树之恋》，这天就没法聊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