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内地作家比较着急

文学奖是一个谦虚但蛮重要的说法，

提供了一种阅读参照

文学奖：现在国内有很多文学奖，包括官方的鲁迅文学奖跟茅盾文学奖，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合办的奖项，您觉得这些文学奖对于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黄子平：我个人不小心也参加了一些文学奖的评奖，算下来有，比如马来西亚的华中文学奖，是世界华文文学奖，香港本土的有我原来所在单位浸会大学的红楼梦奖，红楼梦奖主要是长篇小说奖，每年到决审阶段要看六七部长篇小说，这个阅读量很大。还有一些小的奖，香港的青年文学奖，还有所谓文学双年奖，双年奖就是已经出版的作品来评奖。

文学奖，我比较看中它的是对作品的传播，流传阅读的推动作用比较大，它跟创作的关系很难考察。当然有些作者非常敏感的话，如果你事先公布了评委名单的话，他会瞄准那个评委，如果是连续几届都是他当评委的话，就会对创作有一些影响，他会去揣摩评委的爱好、标准。像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每一届都换评委，这种做法可以避免这方面的一些弊病。

所以对于创作的影响比较难以评估，但是对推广，这种写法可以得奖，或者会鼓励这些作者继续用这种写法写，或者鼓励别的作者去关注这样一种写法。但是你要看到文学奖，在我的理解，这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虽然有一些奖项，要不就是年代久远，所以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拿奖，其实慢慢的建立了一种批评的标准。要不就是因为它实在名气很大，比如法国的一个龚古尔文学奖，其实没有多少钱，给一点点钱，但是它历年的权威带来的效果是很大的，奖金没有多少钱，但是作家作品马上会销路大涨、销路很好，所以这些都是或者在市场，或者在学校的教学，比如说得奖作品会纳入学校的教学，你会看到专门开辟一个课程叫诺奖作家选读等等。所以这些都会多多少少促进这个作品的阅读。

有一个说法很好，文学奖提供了一个阅读的参考，是一个很好的阅读建议，所以这是一个很谦虚、比较平和，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种说法，提供了一种阅读参照。

文学奖：您刚才提到有些奖项，像红楼梦文学奖是投稿的，它不是出版品？

黄子平：它是出版的，它是过去两年里头，有点类似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种方法，有出版社，指定若干有生意的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另外评委当然可以推荐。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有的奖项会用网上投票，那个我觉得不是太可靠，他会特定的人群去投票，我们都知道网上有水军这么一说。所以有出版社推荐是比较好的，能够保证初选作品的质量。

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专门设一个青年文学奖，45岁以下，奖金相对挺高的，30万人民币，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青年文学奖，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未来起到什么作用？

黄子平：青年文学奖，因为对青年的界定一直在变，现在好象越来越放宽，放到45岁，所以我们这些人变成后青年、后中年。把眼光放到青年作者上面，去鼓励他们，经济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些青年作者有很多可能还是没有达到经济自由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我记得当年台湾的朱天文拿到《时报》800万台币，她很高兴，她说这两年可以专心写作了，其实这很重要。红楼梦奖是30万港币，当时觉得比台币100万还多，现在跟人民币比变少了，但是当年发奖的时候，香港的一个作家叫董启章，最后功亏一篑，最后决审的时候没有得奖，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很可惜，就是因为他真的是靠写作为生的，如果有这笔奖金的话在经济上会帮他很大忙，可以专心写作。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讲，所以很感激设奖的公司也好，个人也好。

但是如果一个奖是建立它的权威，这要通过好几届才行，如果能够办到十届的话，每一届评出来的作品都很有说服力的话，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如果把刚才那个叫做经济资本的话，另外一个社会学上的说法叫做文化资本，它会赋予这个得奖者某种文化资本，就说这个人写的东西真是好东西，得奖以后他在这方面会得到很大的支持。

要鼓励勇敢的写作、大胆的写作

文学奖：您也提到青年写作，当年您和陈平原老师、钱理群老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你们那时候非常年轻，差不多三十左右，你们在那时候是怎样确定自己文学批评写作或者文学批评研究者方向，你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定下自己研究文学或者做文学批评的志向。

黄子平：我们三个人年龄相差很大，陈平原是最年轻的，他比我小五岁，钱理群比我大十岁，所以钱理群应该比陈平原大十五岁。后来我们都沾了陈平原的光，被称为青年批评家或者青年学者，老钱特别高兴。但是他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超过45岁，可能正好45岁，符合你们现在的标准（笑）。当年对不同的路子来到做文学批评这个点上，陈平原插队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一个中学老师，教中学语文的老师，所以家里面有家学渊源，所以他插队的时候会站到桌子上给老乡说书、讲故事，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渊源在那里。

我是误入歧途的，因为我是一个所谓理工男，读书的时候数学很好，后来因为恢复高考的时候，数理化都不行，正好又发表过一些诗，所以说你有这本诗集还是考中文系吧。

现在问题是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写不过自己。所谓写不过自己的意思是说写不过年轻时候的自己。你写不过别人倒也认了，但是写不过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创造力可能有点衰退。所以回想起来，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很重要的一点是胆子比较大，比较勇敢，现在因为读的太多，写的太多，会比较犹豫，不会那么勇敢的提出好像很创新的东西。

文学奖：您之前有一本书叫做《害怕写作》。

黄子平：一直害怕（笑）。

文学奖：您觉得跟现在对一些青年作家有什么启发吗？当然不是评论别人的作品，而是自己在下笔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害怕写作，您给年轻的作家有什么建议？

黄子平：《害怕写作》这个说法有点误导，我听说有的家长买了这本书，以为是指导写作的，买回去发现不是。但是我当时有一个说法，害怕跟喜欢要连在一起，你因为喜欢才会害怕，但是你不害怕的那种喜欢不是真喜欢，所以我把它说的非常辩证。其实还是要鼓励勇敢的写作、大胆的写作。《害怕写作》是写了很多年以后的一种自我反省，不是对青年说的。

文学奖：您认为所谓的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分界是什么，一个作家怎么判断自己的成长？

黄子平：这个非常难，有些人一直是心态非常年轻，写作状态一直保持很年轻的状态。怎样去分界，当然理论界有一种区分叫做晚期写作，那个理论上有很多界定，比如贝多芬聋了以后的音乐跟它没聋以前的音乐有很大区别，他聋掉以后根本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反正带出另外一种风格等等。但是我觉得作家有两种，一种是天分很高，一出手就是很好的作品，几乎就是杰出的作品，杰作。然后他变得老想超越最早的这些作品，结果就是写不出来，他老觉得写不出原来那个最好的成名作或者处女作，都没有超越。你发现这些作家的创作量其实很少的，他老在有限的那几部作品里面。

另外一种作家一出手起点不是很高，但他会慢慢的一直往前努力，这种作家，你会看到他的进步，累积的越写越好，通常这种作家会写的很多，当然偶然也会有失败，但是总的来讲他是一个渐进的。所以通常都会有这两种状况。

文学奖：一个作家大概有多少作品的累积，不管是自己或者外界可以称他为小说家或者说一个文学作家，您觉得有一本书的作家，还是说必须有多少作品的累积以后才可以被称为小说家或者文学作家。

黄子平：通常都是由文学批评来界定，未必他要写很多，有时候抱得大名，一炮而红的也有，主要还是看评论界，还有这些学院派的人，未必跟销路有关，整个文学圈有自己的运作标准。

文学奖：一个作家的特质是什么？不管是他刚开始写作，或者他写作一两部作品，不管短篇还是长篇，您身为一个资深的评论家，您最看重的作家写作的特质是什么？

黄子平：我看作品的时候通常看两样，这个很多年来都没有变。第一是看所谓的语言，语言包括题材、体裁、文体这些，他在语言方面有没有一种敏感或者提供新的表达方式等等，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表面看起来语言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其实它代表整个作家的人格的存在，他怎么说、说什么，这些都代表了作家的全部。第二个我比较看重的是他对人性的挖掘，因为人性是那么复杂又那么丰富的东西，为什么要写小说或者写别的文学作品？就是要给我们揭示人性的深度或者人性的一些新的方面。通常就是看这两条能不能带来新的启发或者新的阅读享受也可以。

只强调现实主义写法，

甚至不能表达现实本身的荒谬

文学奖：您刚才提到在台湾也做了教学，在香港也是做非常多年的文学相关的教学，在两岸三地的青年作家里面，您有没有观察他们的写作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在技法或者内容、语言上，在语言跟人性的挖掘上面，您觉得这三地有没有达到您心目中理想的标准？

黄子平：可以说新世纪以来或者八十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的这些文学创作确实进展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一种说法是所有技巧都被他们玩遍了，当然其实不可能玩遍的，还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写法出来。相对来讲，我觉得香港作家倒是比较有想法，他在比较狭窄的空间或者阅读空间里，他不会去关注畅销不畅销，反而会钻研写法方面的东西。比如刚才提到的董启章，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他有一本书叫做《地图册》，他生造了很多地图术语，把香港的地名、传说、各种小故事镶嵌在对所谓香港这个城市的建构过程，这恰恰是身处香港的作家才会从非常新奇的角度去体现香港在整个世纪之交转换的命运也好，前途也好，香港人的认同也好，他会采取很新鲜的写法，你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地理学的东西写成一本长篇小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的。台湾那边反而不是太熟悉，但是有一些尝试，跟香港也有关系，他们会尝试一种方言写作。香港近年来也是，有很多作家开始用粤语写作，这是内地看不到的一种景象。我们知道普通话太普通了，所以他删略了很多方言里面最生动的、最在地的那些元素，所以他们尝试用方言来写作的时候，真是面貌一新。

文学奖：这一期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投搞量挺多，好象年轻人都开始用自己的方言在写作，刚才您也提到像董启章这样造出一个地图，完全是虚构的一些地名或者地图术语，您觉得现在年轻人写作更向外还是更向内？

黄子平：向内、向外这个是很复杂、很麻烦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如果从世界文学的倾向来看，他们都是极力的向内，要把人的心理挖掘的越来越细、越来越深，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光是这样大概不行，所以又重新把外部世界的那些内容又引进来，但不是完全排除心理的那种描画。现在变得非常交错起来写，如果你只强调现实主义写法的就会觉得你甚至不能表达现实本身的荒谬，你怎么写法还赶不上现实的荒谬，所以他们现在觉得你还是要想办法怎么变形，怎么样跟内心的深度纠结起来，这可是新的一种路数吧。

文学奖：您对当代青年写作有没有什么期待？对青年作家有什么寄望？

黄子平：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年我回到上海，碰到一个《文汇报》的记者，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他就问了类似你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作家的期待。我想这年头谁还敢对作家有期待（笑）？所以我一急说了一句话，希望他们写少一点，因为我看不过来。结果这个记者把后面那个“因为我看不过来”删掉了，就说黄子平希望作家们写少一点（笑），然后拿这个去问上海的那些作家，王安忆、陈村。结果王安忆说，我们爱写多少就写多少（笑）。后来王安忆告诉我说，这个文艺版的记者上个版面很难的，所以他抓到这么一个标题是有希望的，这个月的奖金就有希望了，王安忆还是有这种慈悲心肠的（笑）。

多写好不好，有些作家真是几年写一本，但是内地作家好象比较着急，几乎每年写一本长篇，我觉得他们会很累，没有必要那么赶，尤其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没有必要每年出一本长篇。

文学奖：您刚才谈到现在很多长篇，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也不分类型，科幻、奇幻、武侠全部可以，纯文学也在一起，长篇、短篇也可以，只要是完整的出版品就可以，您怎么看这个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个长短篇和类型是否重要？

黄子平：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个构想很好，尤其是长篇和中短篇的分类的包容非常重要，现在很需要鼓励短篇小说，我觉得短篇是跟长篇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尤其到了现在这个新的世纪，短篇那种力量好象被人忽略了，短篇小说带来的那种冲击，它跟读者的这样一种关系，好象没有很好的重视起来。当然文学奖很多种，有一些只是注重科幻，最有名的就是全世界各国的推理小说或者侦探小说，专门的那种文学奖。但是这种包容了中篇、短篇、长篇的文学奖带出来的那种视野是不太一样的。

文学奖：您平常会看类型小说吗？比如科幻、奇幻这一类？

黄子平：科幻、奇幻没有看，但是侦探小说、推理这些我很喜欢看的，不管他写的多烂我都看的。

文学奖：华语的您都看？

黄子平：翻译的看的比较多，前一阵子看了很多北欧的那些，都是犯罪小说。非常奇怪，犯罪率那么低的几个国度，犯罪小说写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