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方《十年颠沛一顽童》：大历史褶皱中的真实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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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事》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场，距今也七十年了。”陈丹青在《离乱与顽童》中再次将笔锋引到七十年前的离乱。而撤离时还是孩子的一代人可以回忆起彼时的情景，但却对事情的意义一无所知。如诗人痖弦所谈，当时尚且为初中生的他在上路的队伍中，父母赶来递送干粮，痖弦碍于情面，抬起右臂向后滑动，做出挡开父母的手势，兴冲冲地跟着队伍迈步上路了。只是这一走数十年，他再也没能见到父母，被他推开的爹娘当时也不知道这一告别就是永诀。



　　在尝试着回忆和写作那段历史时，有人落笔沉痛有人能举重若轻，王正方则是后者。他不在当时大撤离的人群中，而是稍早就随他担任文字普及工作的父亲举家迁往台湾办教育——王正方回忆起当时父亲担负的押送一整套注音符号“铅字铜模子”到基隆港的任务，母亲是如何把水獭皮大衣送给邻居并在上路前让“我”喝下治瘌痢头的药水，以及一家人在去往台湾轮船“美信轮”上的见闻。陈丹青说《十年颠沛一顽童》“通篇不闻悲叹，不露愤慨，不见苦相，从头到尾都是孩子气的话语和心境。”而正是这些平实的、关注到点滴细节的回忆才更能拼凑出真实的历史。


　　王正方于193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值抗战时期，举家逃难各地，抗战胜利后定居北京，后随父迁往台湾生活，现定居美国。王正方毕业于台大电机系，后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电机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过工程师、研究员、大学教授等职位。他于不惑之年辞去了大学教职，进入电影圈。1983年他担任主角，出演港片《半边人》，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86年，他身兼编、导、演三职的电影《北京故事》成为该年度特别片种（非好莱坞制作）卖座前五名。


　　《十年颠沛一顽童》是王正方的首部非虚构长篇。他再现童年影像，书写颠沛岁月军官家庭的生活细节，王正方的写作中语涉那个大的历史时期中的家国历史，但叙述的主线仍旧是个人的经历与关注点。以“在鹅湖长大”“辗转到上饶”“北平生活”“远赴台湾”等将个人经历分为几段。


　　11月24日下午，“一个老顽童眼中的童年往事——王正方《十年颠沛一顽童》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王正方、摄影家王苗、文化学者杨浪与作家解玺璋出席发布会。


　　关于《十年颠沛一顽童》的写作缘起，王正方谈道，写作这本书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希望得到哥哥的肯定。另外，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许多童年的亲人、同学、好朋友也一个个陆续走到了人生尽头，忽然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必要把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写出来。他表示，“不是说我们那个时代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个普通的人，只是这么多年经历过那么多的世事变迁，我们作为时代过程里面的一份子，一个小小的公民、旁观者，或者说不是那些很重要的大人物，我们感受过的、我们经历过的，我觉得也很重要。”


　　解玺璋谈：“王正方介绍了很多我们并不是很了解的一些东西，比如他在江西读的小学和他母亲伴学的经历等等。我们只知道当时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带着他的八百万军队逃到四川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国民政府在浙江、福建、江西留下很多各个方面的人才，他们在这儿坚持抗战、坚持办学、坚持国民教育。”


　　这种大历史中的小细节在《十年颠沛一顽童》中比比皆是。如王正方写抗战胜利以后，他的父亲作为接收大员参与了接收工作，通过两个星期的相处，日本大佐把一把日本军刀作为私人礼物送给王正方，日本军刀实际上是日本军人最荣誉最贵重的东西。我们在官方所看到的是日本和中国的水火不容，而民间这种作为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实际上是存在的。


　　杨浪认为，王正方先生是一个有着顽强的历史记忆力和极好叙述能力的人，他写的都是生活中非常小的细节，这些细节鲜活地存在于大历史的褶皱里，他自己写的是“十年颠沛一顽童”，但里面充斥着大量有价值的历史信息，这是我作为读书人的一个感觉。“你要读故事有故事，要读乐有乐，而且如果你要追寻历史的脉络和缝隙里有特殊价值的东西，别的历史文献里面或许没有，这样的作品里也许会有。”


　　前不久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丰子恺的展览，丰子恺每幅画就是一个寓言、一个真实的家庭生活。“丰子恺所处的那个时期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文化，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大时代的背景之下，丰子恺一句都没有讲大时代，但是我分明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或者我们这代人泛政治意识太强。”杨浪说。


　　王苗主要谈到王正方的《北京故事》：“《北京故事》在国内没有放映，但是在美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是我们国内最早的合拍片里在海外影响最大的一部电影。当时条件太好了，拍摄的四合院用的是梅兰芳的故居，这在现在不可想象的。当时梅兰芳的故居是一个空的四合院，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我跑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的花瓶摆过去当道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