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晚清危局自咸丰帝开始

[摘要]满汉矛盾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咸丰年间的严重通货膨胀，这是清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作者韩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博士后。著有《布拉格之夜-- 一个作家的蜜月札记》、《大国小城》等。

历史学界有个词，叫晚清。

这些年，这个词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与全球化、世界性与现代性关系的重要时代。但是，“晚清”却不是一个好听的词汇，意味着大清国的基业摇摇欲坠，“晚”即“末”也，反映了清王朝江河日下、走向衰颓的历史必然。

笔者认为，“晚清”之“晚”，应从咸丰皇帝说起。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zhǔ）（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即咸丰帝。

自咸丰帝开始，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李鸿章及其后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开始大量进入朝廷中枢机构与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清廷开始进行“洋务运动”，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又成为了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心骨。

清朝建立后，从来未曾忽略过汉族知识分子的重用，但与此同时的是，一批满族贵族却因为政权的建立，而疏于个人素质的提升。因此，到了咸丰年间，八旗、绿营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与治国参政的能力，汉族知识分子成为了晚清历史舞台的主力军。

这当然是好事，见证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能力，也反映了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大历史观。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暴露出“晚清”的历史特征：即对于满族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的戕害。自道光以降，满族贵族多半吸食鸦片或狎妓、酗酒，甚至盗卖家当以换来鸦片，早已失去了“马背上的民族”这一彪悍的秉性，而是沦为了卧榻上吞云吐雾的浪荡公子。无怪乎一位历史学家曾感叹：“亡清者，非革命党也，乃满（族贵族）也。”

这种令人惋惜、忿恨与不甘衰退，从咸丰始，一直延续到清朝覆灭。“八旗子弟”从曾经令人惧怕的金戈铁马，沦为了后人用来形容纨绔浪荡破落户的代名词，这不但是一个王朝、时代的悲哀，也是满族这个民族的无奈。

在这种语境下，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汉族官员主张革新、改良、兴洋务，除却恭亲王奕？等少数改良派官员之外，大多数满族贵族都是顽固守旧派。主张固守“祖宗成法”，对于舶来的商品、文化与思想可谓是恨之入骨。甚至明里暗里对汉族洋务派官员指指点点，或是背后“打小报告”，他们逐渐构成了束缚整个晚清走出困局的最大障碍。

满汉矛盾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咸丰年间的严重通货膨胀，这是清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前面已经说过，康熙年间，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开始允许更省铸币，用来平衡省内通货。这本是一个创举，但到了咸丰年间，局势发生逆转，东南沿海战事不断，割地赔款是家常便饭，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白银哗哗外流，国内税赋难以为继。而且，国内的铜矿的铜都优先供给军需。在这样的语境下，国内铸币的铜不但不够用，而且原来的面额也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满族贵族、大理寺卿恒春提了一个方案：铸造大钱“咸丰重宝”。

所谓大钱，就是比原来的钱要大一些，但是背后所标注的面额却吓死人。不但有“当十”而且还有“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五种，甚至用铁和铅来冒充铜，成为了全天下的大笑话。这样滥发钞票的货币政策虽然可以节省不少贵重金属，但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通胀灾难。

咸丰重宝

这种做工粗糙，没有丝毫审美价值的“咸丰重宝”，让中国农村市场的米价大跌，使得咸丰一朝民不聊生，但却大大促进了白银的外流，构成了“宁与外邦，不给家奴”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语境下，分管粮税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先后向咸丰帝递交了《条议钞折》与《再议钞法折》，意图叫停大钱铸造，改发行国家信用的纸钞，采取强制性的“良币驱逐劣币”措施，进以平衡白银外流这一问题。果不其然，这条折子引起了满族贵族的集体抗议。

王茂荫无可奈何，只有向咸丰帝求饶。“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当然，咸丰帝也没有惩处王茂荫，但大钱还在铸造，仅咸丰一朝，中国经济就从康乾盛世打下的老底子，跌落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而朝廷上的满汉之争还在持续，形成了蔓延晚清半个世纪的“党争”，这为今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打下了政治基础。

“咸丰重宝”反映了咸丰年间的时代变革与政治乱象，是晚清中国社会的缩影。我有不少枚“咸丰重宝”，刚开始收藏古币时，我总怀疑这样粗糙的钱币是后世仿造的赝品。但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时，对于“咸丰重宝”的这种粗糙做工，亦不再怀疑了。

咸丰错登皇位i，如果是恭亲王登基大宝，就不会有慈禧乱政的事情了，洋务运动也没准就真的成了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