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乡土文学在中国已经无根可寻了

“城市是我的故乡。”

在金宇澄的这句话中，这座城市就是上海。

在《繁花》中，金宇澄展现了上海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个体记忆。在《回望》中，金宇澄通过父辈的书信和口述，又为那个已经消失在革命与战争中的上海做了注脚。

在《回望》中，金宇澄的母亲姚云（原名姚志新）用朴实的笔触娓娓道来，童年时光展现了民国年代新移民家庭如何在上海的谋生和生活。1927年，金宇澄母亲出生，外祖父已独自创办了“老宝凤”，做起了银楼老板，家境逐渐殷实。在金宇澄母亲的记忆里，儿时对上海的模糊印象来自“华生”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梅兰芳、戏院门口的冰淇淋、炒米花以及放映的卡通片《米老鼠》。她回忆道：“父亲带着我坐黄包车，一起去四马路吃喜酒、买风琴，去南京路“抛球场”中国国货公司，买深深浅浅的棕色羊毛外套。当时还有“4000祥生”和“云飞”出租汽车，有敞篷式的车，一次跟大人们坐车兜风……”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金宇澄外祖父举家把银楼迁到当时的法租界，此时上海租界成了“孤岛”。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金宇澄母亲常会因为日军封锁而无法到学校上课，“闷在家里看巴金《家》、《春》、《秋》，张天翼的小说、柯灵的《万象》，读鲁迅的书”。1945年秋天，金宇澄母亲考取了私立复旦大学（今复旦大学）中文系，也是在同一年，经自己高中老师朱维基介绍，认识了金宇澄的父亲——程维德。

抗战胜利后，虽几经辗转，但“老宝凤”的生意一直很好。“沪西一带的工厂女工，拿到工资就来我家买黄金保值，买小金条、各式戒指。”而到了1948年，“物价飞涨，蒋经国来沪‘打老虎’，规定黄金、白银、美元必须兑换为金圆券，银楼业经手的就是黄金白银，因此引发全上海银楼关门停业。”金宇澄的外祖父也因时局的动荡患病去世。这一系列的变故里，我们可依稀看到旧日的上海在日月变色中，一去不返。

美国作家梅英东曾在《中国变奏曲》中写道：“有时，要看清一个地方，你首先得离开。”少年时代的金宇澄在没有离开上海之时，从未体会到对于上海的“乡愁”。“当我远离上海，我才真正意识到故乡的意义，才真正体会到城市的伟大。”1977年，当金宇澄从东北农村返回上海开始写作时，大多着眼于他熟悉的东北农村，而不是上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宇橙先后发表了《风中鸟》《方岛》《譬喻》《欲望》等短篇小说，直到20年后，金宇澄才写出了聚焦于上海市民生活的《繁花》，以及设置了上海坐标的北方记忆——非虚构作品《碗》。“是因为思维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出处，或找到了上一辈的人，寻找这些故事，你从哪里来，是最重要的。”金宇澄这句话无疑道出了自己写作生涯的历程。

从金宇澄“城市寻根”的过程中，我们能窥视到城市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边缘地位。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乡土文学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流，而城市文学一直自甘边缘。对于城市文学的公开批评最早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最为激烈的是沈从文对于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大肆批评，甚至上升为一场“京派”和“海派”之间的论战。在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中，作者认为沈从文并非作为北京作家，而是上海真正的对立面内地人反对上海。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的生活与格调不再被阶级话语所绑架，城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开始成为作家读者探究的对象。

金宇澄眼中的城市，是隐蔽的、暧昧的、甚至不可知的，而农村却是残酷的、贫瘠的、一眼见底的。《繁花》斩获茅盾文学奖后，金宇澄曾说：“写了《繁花》，我越来越不明白上海，它虚无，一直是深不可测的一座原始森林，我一直在雾中，站在有限范围里，只看清一点附近的轮廓。”在《繁花》中，他用1500个“不响”给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金宇澄

问：在你的书写中，多次提及王家卫的电影？在他的电影中，是什么吸引了你？

答：王家卫的电影是另一种面貌，他懂城市的魅力。城市就像他的表现方式，充满暧昧，充满了不可知。从过去开始，我们一直有一种贬低城市的观念存在，一贯认为“乡土”才是中国的根脉。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的表达也就大多聚焦在农村，城市只不过作为批判的对象被不断地打压。当年的标语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鼓动大家去农村，这是城市生活被矮化的最低点，但是我出生在上海，母亲也出生在上海，城市应该就是我的故乡。我眼中的几代上海人从来不会吃闲饭，非常勤劳。文革时代外宾参观上海的工厂都极其惊讶，厂里的那些老机器都是殖民地时代的留存，已将近一百年，仍然擦得雪亮，日夜不停运转。城市的重要性，一直是到中国进入“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才开始苏醒的。

城市最大的魅力是暧昧，有极大的安全元素，因为城市生活是看不透的，农村会一眼见底，会被传统眼光限制，无处可逃。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一个有能力、有生命力、有好奇心的年轻人，肯定要到城里来生活，他要融入这私密的大海里，既能保护自己，同时又养活自己。

问：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进入到城市，或者说很多身在城市的人还无暇享受城市的魅力，你怎么看这方面的问题？

答：任何地方都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城市的价值。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过渡时代，不能一直拿“中国人口多”来掩饰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事实，而要正面看待城市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如今的感觉，是城市在抑制自身发展，这不符合发展规律。比如清末上海就被认定是坏地方，到了民国，苏州需要大量的公务员，居然发现苏州最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去了上海，招不到人了。我们看上海的发展史，1910年上海大概有一百万人，到1920年是二百万人，1930年是三百万人，它大约是以每十年一百万人的速度递增的。这样的扩大，当然有因为战争和各种变故而被动进入城市的人群，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城市就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它如果不好，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我们只注意到它的悲惨，注意到它的无情，却没有注意到它事实上的魅力。

问：刚才你提到1910年、1920年的上海，在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繁花》里你也表达过，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并不是真正的上海。该怎么看待上海的两重性？

答：上海分为两部分。原来的上海小县城，没有马路、路灯和人行道，城里就是抬轿子走独轮车，一下雨满地泥泞。1845年上海开埠，外来殖民者开始圈地，建立租界新区，完全采用西化管理，马路、警察局、工部局、巡捕房都由西人开创。城里人一看，马路原来可以这样平整？马车还有弹簧，这么轻便，房子那么舒适？这是对比产生的魅力，当时的国民对城市没有基本概念，最初的学校、医院都靠西方传教士办起来。不谈国家意义上租界的合法性，要客观审视上海租界的价值，肯定它对城市发展的价值。

问：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土文学”是有土地根基的，而如今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与土地的联系已经很弱了，很多人都到大城市来打拼赚钱，所以城市化一方面面临城市内部的问题，一方面也面临农村向城市迁徙的问题，在这样的变化中，我们该怎么去定义“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

答：文化是靠人转移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国。它的灵魂和文化的根脉确实在乡土，但这根基从来就不在贫农的层面，一直是在乡绅的层面，也就是所谓的乡绅阶级。古代皇帝只管到县，县以下由各大家族管辖，我们所说的张家祠堂、李家祠堂，都是乡绅阶级的观念。江南一带还保留着马头墙，乡土建筑各种设计都有传统文化的规制，非常严谨的，但这都是乡绅阶级的遗产。他们面临最大一次崩溃是太平天国，尤其江南这一带，被冲击的传统文化阶层被迫跑到大城市避难。实际上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在转移，太平天国爆发将近的二三十年间，上海建立了大量的石库门房子，这是结合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转移到城市非常明确具体的表现。茅盾先生在小说里也描述过这种迁移的变化。这种乡土文化的变更迁徙，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对于今天来说，乡土文化已败落了几辈子，应该是无根可寻了。这是现实。

而从空间上来说，我们还处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所以很多中国作家的创作主题仍然是农村。农村是他们的出生地，作家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身份属性，他一定是以农村为出发去创作。城市的书写一直是被低估的，从沈从文的时代就是这样，他的很多作品中，城市是批评和讽刺的对象。早期的城市书写，像老舍先生，他书写城市是得益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经验。茅盾先生虽然不生在城市，但成长于一个江南小镇，他的《子夜》之所以把城市描写的很出色，是得益于江南小镇与上海历史割不断的联系。

如今我们应该开始在一个城市化的背景下，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城市了。我个人觉得，城市书写在今后会更加引起作者读者的注意，尤其80、90后这些生在城市的年轻人。我们已到了一个重点书写城市生活、“城市寻根”的时代了，只是背景上还有大量农村的路要走。城市文学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和沉淀，这过程大概需要一百年到两百年。到那时候我们才会出现像《追忆似水年华》那种大部头作品。

问：在《繁花》里，你的文学表达融入了上海方言，可以谈谈方言对文学的影响吗？

答：我们几代人接受了统一的普通话教育，地方的声音就越来越弱，我们的表达和听力也非常弱，尤其“小语种”方言。地方语言像小河一样活泼，是水土自然的滋生、不受任何约束。西方很多著名作品都用方言创作，统一后的普通话，等于暖瓶里的植物，没有特殊的生命力量。这方面北方语系与普通话接近，相对好些，东北话一般都能听懂，破坏最大的是南方方言。如今我们城市建筑面貌越来越接近了，口语用统一的普通话，如果我是盲人，到了中国不同的城市，听不出城市的区别，城市的声响，等于没出门，这不是好现象，浓郁的地方性尤其对于文学语言的表达，是生命那么重要，包括电影，演我们的领袖人物，一般都用方言策略，才有魅力。

问：在你的小说《碗》里，描述了50年代和80年代两代年轻人的纽带和境遇，你想通过这种代际间的对比表达什么？

答：试图写出两代人不同的状态。这些年轻人的存在，使得老故事充满生命力。表面上看我是在写往事，但这种过去是由更年轻的一代人来继承。把不同年龄和际遇的人放在同一个舞台，这是我一贯向往的审美方式。只有这样，他们之间才会产生层次和味道，这样的故事才有厚度。来源=2018年1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是要寻根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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