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青年”文化偶像流变：从孔子到曾国藩到马云

“小镇青年”与文化偶像
2018年伊始，罗振宇在他的跨年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两个不容忽略的群体：一个是从时间上划分的00后，他们这一代从2018年开始，已经步入成人世界；一个是从空间上划分的“小镇青年”。

我国地方行政区，一般分为四个层次，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到村一级，则不是国家公务员。乡镇属最基层行政机构。全国四万多个乡镇机构，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下延的根茎末端。其中镇数量最多，重要的镇，一般也是县政府驻地。小镇，可以看做文化的树根，而城市，则是文化的花果，两者血脉相连，却又差异明显。
除49个一二线大城市外，大抵生活在三四线城市及以下行政区的青年们，都可被视为“小镇青年”。不同于上世纪的一代还有种地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小镇青年”，大都告别了农业，有的在镇里谋事，有的到省会大城市打工。由于文化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他们更敏感于看到差异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着属于自己的审美标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偶像。2003年，国内有媒体票选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入选者是鲁迅、金庸、钱锺书、巴金、老舍、钱学森、张国荣、雷锋、梅兰芳、王菲。当年这份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的名单，可见那时候的社会文化风气和投票者的精神世界格局。十五年过去了，若再次票选，二十世纪留下来的这十个名字，也许会换掉一半以上。
如果上溯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呢？票选清朝文化偶像，身为臣子的曾国藩，恐怕要排到主子阵营的小玄子康熙爷前面去。而四阿哥雍正帝，靠着穿越剧的男主光环和故宫淘宝的魔性卖萌，或许要比他的祖宗后代更得新时代青年喜欢。但三十年前还不是这样，1991年，郑少秋、赵雅芝主演的《戏说乾隆》热播的时候，大家都瞩目乾隆皇帝这个风流倜傥的“大猪蹄子”。文化偶像是随着时代的精神需要而不断变化着的。
“小镇青年”这个崛起的群体，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偶像体系，他们人口众多，奋斗力惊人，也就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学习偶像，直到自己成为偶像。在潜移默化中，文化的河流不断为他们的成功而改变着自己的进向，他们心中的偶像人物，也逐渐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追慕的文化偶像。
孔子：“小镇青年”成为所有人的文化偶像
上古三代的“偶像”，更多体现在宗教意义上，那时候，天帝在天上不响，人间由天子打理，各种学问都在官府，民众只管种地织布。天帝、天命、天子，是人所崇拜的对像，是神秘而应该恐惧的存在。即便艳羡，也绝不允许效仿，那是僭越，是死罪。
文化偶像，则是允许被效仿，甚至可以被超越、被取代的。这是文化的积淀性、演化性决定的。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春秋战国时代，普通人有受教育，被文化影响的机会，才有了文化偶像的需求。创造文化偶像的祖师爷，大概是孔子。孔子是“小镇青年”奋斗成功的典范。他早年丧父，家境衰败，自承“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管理过仓库，当过放牛郞。为了学而优则仕，他好学不厌，被公认“博学”。这样的奋斗者，才需要偶像的激励和召唤。他的文化偶像，是周公。
孔子为何选择了周公？因为周公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者，而孔子是礼乐制度坚定的拥护者、学习者、传承者。韩愈《师说》里讲，孔子师从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苌弘、师襄精通音乐，郯子、老聃懂得古今之礼。孔子绝不是去向老聃学“道可道，非常道”双押RAP的，而是“问礼”。他学习礼乐，就是向偶像周公不断迈进的节奏。虽然孔子从政是失败了，但他在模仿文化偶像的道路上学到的礼乐知识，成了他转型搞“知识付费”的文化资本。于是，他成了一个新兴行业（就当时而言）——民间教育业的导师。
直到有一天，这个第一代“小镇青年”的名字和他梦寐以求的偶像永远地在一起了。他们被后世合称为“周孔”，成了两千年名教的代名词。
孔子的成功，激励了后世更多“小镇青年”奋斗者。“国民老周公”，是贵族出身，背后毕竟有爹可拼，有家族可靠，但孔子一没拼爹，二低起点，比周公更具效仿价值。他本人因此取代了自己树立的偶像周公，成为后世“小镇青年”的文化偶像。出身贫贱、私淑孔子的孟子，就是学习标兵一枚，最终得以配享孔庙，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孔孟”。这与当下的粉丝期待与偶像合影留念上热搜，心情是一样的。
诸葛亮、关羽：帝国时代制造的文化偶像
孔子作为“小镇青年”奋斗神话的第一代文化偶像，其影响力之大，贯穿了整个中华帝国史。即便到“打倒孔家店”百年之后，也未见完全消亡。不过孔子的好学，使他晋身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那些读书做官的成功“小镇青年”，参加考试需要代圣贤立言，熟读孔子，是必修课。而广大未能“学而优则仕”的“小镇青年”，文化活动就是在茶馆听个说书讲史，这些人，需要新的价值体系让他们有个念想，于是增加了从民间知识系统发酵而来的文化偶像：文有诸葛亮，武有关羽。
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孔孟的“原罪”，是不忠。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元璋听了气得要罢免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孔孟毕竟身处思想相对自由的轴心时代，有与帝国价值观不相符之处。帝王更希望广大民众愚忠愚孝，方便其思想管理。同样身处乱世的诸葛亮、关羽，其忠义就是帝国时代普通人的品行标本。
作为文臣的诸葛亮，得到了史学家陈寿的褒奖，称其与管仲、萧何相当。然而应变将略，陈寿认为非其所长。孔明如何变身后世“多智而近妖”的诸葛神算？民间自有民间神话偶像的方式。一个成功的人物，世人往往将其成功讲得更容易、更轻松，以此凸显其高人一等，天命所归。例如武林高手可以寸铁杀人，一招毙命，厉害是厉害了，但众人无从学起，没有模仿的空间，反而成不了偶像。一个失败的人物，世人若要推崇，则只能将其失败讲得更加艰难，更加曲折，更加无辜，因此智慧在这个曲折过程中反而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事业的失败，反而成就了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中诸葛亮之智慧的成功。
诸葛亮成了民间集体智慧的“箭垛式人物”，这些谋略术数在《三国演义》中得以全面展现。据说清兵入关，便是拿《三国演义》当兵书用。古今乡镇，少不了熟读《三国》的人物，他们也许考不上科举，或无意出仕，但智商不低，身为塾师，心怀天下，时时以卧龙自喻，外号一般也与诸葛亮沾沾边，如“加亮先生”“今亮”，《白鹿原》中那位神奇的朱先生，也属此类。
同样，关羽也非三国最武勇的将领，但因为忠义项上拿了满分，成了历朝历代推崇的“武圣”。明朝清朝，警察黑帮，都拜关公，真正黑白两道通吃。空有肌肉没啥文化的乡镇小混混们，更崇拜关二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大哥的。日本学者渡边义浩在《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中分析，因为中国历史上晋商的崛起，关羽还被人们作为商业之神来崇拜。这位败走麦城的失败英雄，以“父凭子贵”的方式，靠着后代乡党争气，竟万古流芳。作为财神的关羽，现在还在全球华人各商业街小店的壁上挂着，承受人间无数的电子香火。

王阳明、曾国藩：转型时代成功典范的文化偶像
民国后，孔子等人的影响自然还在，但科举已废，冷兵器战争结束，赚钱也不再依赖关公保佑而是重在运营管理。孔子、诸葛亮、关羽，虽然各有让人敬仰的素质，但都属于“失败的英雄”。这些理想主义者，在世间往往很难有“完满无缺”的幸运，如果时代没有发生剧变，偶像的失败也是抚平广大失败者的安慰。但晚清民国的巨劫奇变，中国人对文化偶像提出了新要求，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能生存、能发展、能挽救、能成功，是更重要的考量标准。
两千年的时间积累，总会诞生一两个“天不时地不利”但仍能成功的幸运儿，虽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终能修成正果，垂为衰亡时代的成功学典范。例如“明朝一哥王阳明”。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一直被热读，作者极力推崇王阳明为大明第一人，这大概是如今“王阳明热”的助因之一。王阳明的成就，的确有其不得不被承认之处。“此心光明”的立德，平宁王乱的立功，创心学《传习录》的立言，件件符合三不朽的传统，活着的时候，比在陈绝粮的孔子风光。
王阳明的地位，就是在孔子被不断赶下神坛的晚清民国建立起来的。甲午战争，中国败给同样曾被列强入侵的日本。日本维新的成功，恰恰成了中国翻身的启示，有志之士纷纷赴日，考察自强之道。阳明学在日本的维新中，曾发挥过强大的精神作用。晚晴的启蒙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一致认为，日本的维新，王阳明的学说是其先导。晚清的革命党人，如陈天华、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都曾研习过阳明学。这股风气，至今不衰，王阳明的传记及其《传习录》，给期待翻身的“小镇青年”带去“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精神动力。
与此同时，另一个文化偶像也被竖立起来，曾国藩。正如诗坛有李白必有杜甫，棋坛有范西屏必有施定庵。一个如神龙莫测；一个如老骥驰骋。“小镇青年”选择的模仿对象，会由自身的偏好决定。与王阳明出身显赫、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擅长提炼“金句”不同的是，曾国藩本身就是个“小镇青年”，踏实认真，老老实实，一心做事，虽然写了百万字家书，就没写出过几句让人拍案叫绝的漂亮话，全都是——可操作，可操作，可操作。
张宏杰在《曾国藩传》中，勾勒了曾国藩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人生。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堪称晚清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最差，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这么个笨拙的人，最后却一步步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最大，被誉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死后谥号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的最大荣耀。
王阳明善于发现自己的“良知”，曾国藩则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他初至北京做官，面对全国精英，不断反躬自省，批评自己的浮躁、傲慢、虚伪。对抗太平天国之时，屡战屡败，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还被领导杯葛，于是他蛰居老家反思，大彻大悟，脱胎换骨。面对与洋人的差距，他率先拒绝自卑与自傲杂糅的观念，倡导洋务运动，以诚信为外交原则，赢得了后世有识之士的尊重。
同样是“小镇青年”的毛泽东，对曾国藩就曾有极高的评价：“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独服”二字，可见分量。后来，毛泽东接受阶级论，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虽换了一个角度，隐隐然仍是佩服的意味。
张宏杰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就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
所以，对自忖起点较低、前期积累逊于城市青年的“小镇青年”来说，以曾国藩为偶像，似乎又比以王阳明为偶像，更显踏实、沉厚。例如同样的戡乱，王阳明只是平定一场皇族内部矛盾而已，曾国藩却另有文化救亡的意味。曾国藩的一生，是在大的时代失败中尽全力挽救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这种情绪，笼罩了中国近百年。后人毕竟也要在这样的时代，生老病死，度过一生。所以曾国藩的无望的努力，恰恰印证了，在人类精神的征途上，意志力可以到达的高度。
杜月笙、马云：新时代商业社会的文化偶像
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因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半被动半主动地走向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兴起。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以耕读为基础的“过家家”游戏，升级为以资本为手段的“大富翁”游戏。所谓庙堂，所谓江湖，也不过是放大的庭院，而现代中国，不再是那个以一户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家庭叠加而成的农业国家，而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交换中形成的社会。这是现代化的过程，一个商业社会形成的过程。在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时代，有着重新发现文化偶像的需求。
早期，从混乱无序的乱世建立起商业顺序，不可缺少“教父”式的人物。而卖水果出身的“小镇青年”杜月笙，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教父”，这样的故事，自然吸引奋斗者的眼光。他从一个青帮底层，广结善缘，混到上海大亨，致使章太炎那样的文化泰斗，章士钊、杨度等社会名流，都对其表示欣赏。他“急公尚义，有求必应，有诺必践，有德不矝，有功不伐”，抗日期间，更是不顾一切毁家纾难。中国人吃够了政治流氓的亏，也吃够了道德高标的亏，杜月笙是当时极少数拥有现代双赢思维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成功人士，他允许社会灰度的存在，但本人行事力求磊落，所以成为“江湖儿女”的新偶像。
韩寒电影《乘风破浪》中，那个90年代江南“小镇青年”徐正太，就是以杜月笙为偶像。他的梦想，是“歌舞厅里只唱歌，桑拿馆里就洗澡”。说得正式一点，就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90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次剧烈转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预示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徐正太如果永远活在上个世纪，也许真能成就一番事业。正太有这样一句台词：“我就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然而，世界的改变，绝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电影中，另一个“小镇青年”马化藤的离开，带出的是下一个时代的故事和英雄，那是GAFA的时代，是BAT的时代。这个时代，“为爱情赴汤蹈火，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教父”退场，“金主爸爸”乘“云”而来。
在南方周末、拍拍贷等发起的《相信不起眼的改变：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中，调查数据显示，“小镇青年”心中，成功者是马云、李嘉诚、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而不是明星小鲜肉。其中马云占比64.4%，以超出第二名近10倍的票数，获得压倒性胜利。对比马化腾的“高科技”，马云“明明只想做点小生意”却不小心做大的成功，是“小镇青年”们更容易模仿的道路。于是，马云代替了关羽，走马上任新一代财神，承受着商业时代广大创业者的香火与礼拜。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