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城市乡愁的书写，早就该占据一个合理的位置

她是125万微博粉丝口中的“美笛”“美老师”，她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是国内青春文学的亮眼代表作；她摘得前不久揭晓的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凭新作《景恒街》成为该奖最年轻的得主。

80后作家笛安，并没有刻意将这部新长篇从“青春文学”图谱中剥离出来，她依然着迷于写爱情，写欲望，写不甘心，只是这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却又分外幽微的都市人心，在创业、融资、商战故事里融入办公室政治与爱情的情节，对一夜成名的综艺偶像、粉丝经济、APP开发推广等“热搜词汇”信手拈来，勾勒了大城市打拼浮沉一族的群像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黄平曾说：“今天的作家谁把城市文学写成熟了，谁就会进入文学史。笛安由青春文学出发，现在正走在城市文学的路上。”

耐人寻味的是，《景恒街》的故事剧情并不新鲜，普遍人性自古及今并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是环境裂变。因此，笛安的挑战或许在于，对一个新兴都市、新兴行业、新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新生态环境的描摹，要把盛放爱欲的容器写活了，其中的两性互动才显得可信。在评论家刘大先看来，身处欲望经济的时代，创业图景已迥异于梁生宝时代，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资本与消费主义盛行下的虚拟经济，人们直接面对符号与数字。“《景恒街》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小说有种‘倾城之恋’式结构，在喧嚣中亦有真爱的遗留，那种真爱超越了青春时期的单纯与淳朴，反倒有着浮华不能磨灭的坚硬质地。也许笛安自己并不相信，但不妨碍她刻意要营造、虚拟、建筑出这种纯粹之爱和浪漫主义。”

从虚构的“龙城”，步入真实世界中北京CBD附近的景恒街，青年作家如何精准书写“城市乡愁”？紧贴着当下现实的创作，风险何在？文汇报记者专访了作家笛安。

记者（许旸）：《景恒街》以大都市国贸CBD一条小道命名，听说最初名字是《金镶欲》，很肉感，最后改定的书名倒透着股中立的疏离感。

笛安：对，后来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名字，编辑帮我敲定了。《景恒街》发生在北京，关于两个不完美的人的爱情故事。在大都市里，“成功”和“爱情”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你究竟是芸芸众生，还是“被选中的那个人”？读者或许能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像中，辨出自己的影子。小说里有句话：没有任何奋斗者能真的拥有它，他们最多能拥有的，是那种“拥有”的错觉。

记者：我发现，《景恒街》自带话题体质，前不久一次青年批评家研讨会上，这部小说是现场提及频率最高的，成功引发两极评价，差点吵起来。有声音认为《景恒街》的突破在于提供了新的都市书写，但有人不满意小说里偏“狗血”的剧情。

笛安：我能理解不同出发点的阅读感受，《景恒街》单行本腰封上，印了一句告白——“这一本书，诚实地讲，我写给你们，因为我用了17万字，只是想写出来那一点点的无以言表，我希望能让你们高兴。”我在北京待了八年，每一天都能切肤感觉到这座城市某些特别的地方。比如，太多渴望着改变人生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带着体温的渴望聚集成型，让城市沾染上了某种喧闹和激情；可是喧闹的间隙，夜深时，凌晨时，人群散去时，整座城市很多角落就开始弥漫那种深藏着的寂静。没有人计较一个怀抱着热切盼望的年轻人来自何处，正因如此，大家都不在乎来历，反而达成了一种默契。这是我眼中的北京，一个外来人眼中的北京。这个城市或许不属于任何人，只是无数人的努力塑造了这座城市。

刚知道我获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消息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搜索引擎里键入“人民文学奖”这个词条。然后在历任获奖名单里，看到了很多课本中的名字，其实那一瞬间有点紧张。《景恒街》只是想给自己在北京的八年时间写一个故事，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大的肯定。

记者：聊聊小说里的几个男女主角吧，看得出你在女主角朱灵境倾注了不少“私货”。

笛安：我很喜欢这个女生，她和我以往小说里的“情绪化少女”截然不同。跟朋友聊起过，“龙城三部曲”里的女主角永远处于自作自受的危险之中，好像总会踩空特别大的一步，捅一个特别大的篓子，我也老等着她犯错，老替她提心吊胆。但《景恒街》里女主角变成一个正常人，特别战战兢兢的感觉消失了，她就算遇到什么倒霉事情你不用再替她担心。我的女性“损友”说，可能原来那个一直在跟周遭战斗、一直不服气的少女消失了。这就是岁月吧。

男主角关景恒是个过气偶像，来北京奋斗进入商圈，他渴望成功，目标纯粹。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在真实生活的标准下，关景恒可以说不是个好人，他过于自私。但他有他的单纯，他的成功不是为了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只是想追求那个结果。你看这个人的过去和结局，又很难讨厌他，在商业上失败后他回归成一个等待妻子回家的普通人。

记者：看小说的目录章节：天使、A轮、B轮、ending；风投公司、粉丝产业、上门美甲、游戏设计等当下新颖的热门产业，连缀起书中那些城市新人类的活动轨迹。贴着当下写，很不容易，甚至是“冒风险”的，很大可能会面临来自读者“这写得不像”的指责。

笛安：小说创作过程中，我把文字稿发给了信赖的两个朋友，请他们帮我把关，不要出现逻辑或事实上的bug。读者对小说接近真实的要求是对的。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有能力让一些不太可信的事变得真实可感。虚构有一种迷人的地方，小说家很重要的技能，是把不懂的事写得看起来我很懂，这是一个常年业务能力训练的范畴。我确实也很注意规避一些东西，差不多得了，说几句可以了，再多说就要露怯，下一段女主角该去吃饭了，经常有这样的切换，遮一些我没有那么懂的部分。

五年前写《南方有令秧》，是历史题材，当时我觉得很难。但现在想想，比起写历史，现实题材的难度大得多。文学离不开新鲜事物的刺激，它依靠敏锐鲜活的感知能力，依赖一种贴紧时代，但又是模模糊糊的艺术感觉，我希望能够把大多数人对时代的认知活泼地表达出来。可能我做得还不够好，有一点遗憾。

记者：《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景恒街》充满了无数属于当代都市更属于人的元素，这部小说显然不是那种以笨拙显厚重的作品，对都市之光的乐于采撷使文本处处散发着表达的亲近感，构成了城市气质、气场与文学故事、叙事相洽的文本。你怎么看对城市题材的捕捉书写？

笛安：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等艺术载体，能够提供给受众这种独属于“都市”情怀的优质表达，实在是少得可怜。公司生活、商战环境云里雾里，清晰度不够。在我看来，不少纯文学也好，纯市场化小说也罢，有个通病——城市更多只是“壳子”，其中的伦理仍停留在非常传统乃至保守的阶段，接近农耕时代。哪怕这些白领套着看似精致精英的光环，骨子里还是讲那些“婆婆媳妇小姑”的事。我自己作为最普通的观众都不满意不满足，中国几十年来都市生活变化这么大，跟父辈完全不一样了。

也许“龙城三部曲”的发生地点可以移植在任何地方，但《景恒街》不行，这部小说是独属于当下中国大城市的。里面的男女主角在其他小地方是看不到的，他们远离家乡小镇，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带着强烈的都市感。

记者：你理解的都市精神或特质是什么样的？

笛安：至少每个个体都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度，有更多可能性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但同时又要承担选择的代价和反噬的力量。这种孤独是大都市文明才能催生出的，但那种所谓城市生活节奏与人际冷漠是千篇一律的托词，这孤独真正植根于每个人在现代文明中急于成为“自我”的愿望。但成为这种个体，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忍受寒冷，很可能被城市文明塑造的同时也被反噬。

在那种孤独中，每个人同时也能体会到某种类似漂浮在海面上的幽静与暖意，每个人又能在这样的孤独中深刻地抚慰自己。城市不是纸醉金迷，繁华热闹只是表象的一种，你尽管去拿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城市对人也有磨损和幻灭的部分。

记者：你曾多次表达对作家金宇澄《繁花》的欣赏，认为这部小说带给很多年轻读者共鸣的关键一点是“都市气质的情感与精神”，或者用更直白的说法就是“都市的乡愁”。

笛安：属于城市的乡愁叙事，早就应该占据一个合理的地位。因为“城市”已经成为太多人的人生里无法绕过去的所在。我没见过田园牧歌，实在没有办法假装喜欢它。我知道自然伟大，可我从有记忆起，基本的安全感全部由城市文明提供。城市不一定都是繁华和欣欣向荣的，至少在我内心深处，我永远是属于一个工业城市的。都市书写是向一种归属感致敬——人们共享着异乡人这个角色，其实是怀揣着隐喻的一片拼图，久而久之，身上带着其他拼图碎片的人都还在这儿，所以我也舍不得离开。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最让人着迷的地方。

记者：这次写成年人的爱情，你觉得和以往的爱情有何不同？

笛安：灵境说“这是坏人的逻辑”，关景恒答“但这个坏人爱你”，这是一段写起来我特别心酸的画面。或许，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我能理解这两个人，灵境是绝望的，但又对自己无能为力，而关景恒这个“坏人”在说这句话也是真心的。结尾处，灵境和关景恒之间或许没有了爱情，但也不舍得离开，这也是成年人的选择。关景恒不是现实中的某一个人，但很多人身上却有着他的影子。

当一个人跨入成年人的世界，固然可以看到更五彩斑斓的景色，但也意味着更多的诱惑与责任，与硬核的生活正面相遇，做出选择。只能承受、坚持，然后熬过去。像朱灵境一样，每一步都在为这样的选择承担后果。

记者：你认为这种人与人之间分分合合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笛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景恒街》写的是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几乎个个怀有执念。关景恒想要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女主人公朱灵境想要理想的爱情，他们努力，也能小小地达成目标，但又不是那么快乐。小说想表达的深层主题，就是欲望。不同的人对成功和爱情的定义也不同，当把这两件事上升为类似图腾的高度时，执念可能就来了，我们就会被这个念头束缚，以它为中心去生活。

记者：写作十几年来，如今的心理诉求和最初有什么不同？

笛安：我现在自己都看不了“龙城三部曲”那种特别外露的情绪，一个成熟的作家必须要越过一个坎儿，就是你不能只写你自己，必须要学会写别人，这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好的创作不应该只是表达自己，而应该要构造出一个世界出来。被肯定、被承认，有掌声当然好，很庆幸现在的我已经跨过让别人承认的执念。《西决》后，我觉得写作越来越难，写小说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件百分百愉悦的事。

我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审美在进步、能力在停滞的时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标准，这时整个世界开始重组。只能读那些让人不会嫉妒的经典。但“自我”也在慢慢隐退，当小说足够丰富的时候，那个自我隐藏在哪里并不是那么重要。创作一个人物比表达一个作者的观念更加深刻。文学创作一定有一种比传达价值观更强大的力量在，这里面有一个无限阐释的空间，所有读者都可以无限阐释文学作品。

记者：你有个4岁多女儿，《景恒街》几乎是和她一起成长起来的。亲子互动为你的写作带来什么？

笛安：有时我飞到外地出差，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带着她，她有了自己的脾气与喜好。我觉得孩子最需要的是情绪稳定的父母，太过于波澜的状态会让孩子感到奇怪。不过，我依然觉得，有没有孩子，谈恋爱的滋味都是最妙的。来源：文汇报　|　笛安 许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