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写作意义上，丧失了作为母语的上海话

很少在作品里表现地域认同，但对上海的感情一直在

在采访的开始，周嘉宁主动讲到为什么书中很多小说对白有很浓的翻译腔，对此，她的解释是：“不光是这本，我之前的小说里有一些人物讲的是英语，但是我在脑子里写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自动翻译的过程，所以很多人说我写的对话不像是一个真的对话，这是一个问题，但也是我有意识地在这么做的。”

有读者认为周嘉宁作品里的翻译腔是因为她这些年一直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的缘故，但周嘉宁不这么认为，她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写作的意义上，她已经丧失了作为母语的上海话。

“我是一个上海人，我最最真实的母语应该是上海话。但现在我的母语已经退出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很少用上海话和别人交流，而普通话并不完全是我的母语思维。到了这几年，我跟很多朋友的交流是书面形式的交流，不太用口语的形式。我说的是那种在打字形态下讲出来的话，比较书面。所以有人说为什么我书里的人讲话是这样，其实我平时讲话也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思维形态的问题，我的思维并没有用根本的母语形态在运作。”

对于周嘉宁来说，丧失母语对她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周嘉宁喜欢看金宇澄和张怡微的小说，这两位上海作家都是用母语思维的。“我也有母语思维，但我没办法用那个思维来写。”周嘉宁第一次读《繁花》的时候是用普通话的思维来读的，看到一半脑子完全乱了，后来第二遍时她试着用上海话来读，一切都顺了。

但实际上，周嘉宁是上海作家里少有的很少在作品里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认同的一个。2016年，周嘉宁在美国爱荷华待了三个月，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这三个月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带给她最大的收获就是更进一步地削弱了她的地域感。

但是，周嘉宁喜欢带有浓厚上海地域色彩的乐队顶楼的马戏团，收录在《基本美》里的一个叫《去崇明岛上看一看》的短篇小说里，还专门借人物之口引述了顶马的歌词：所以朋友侬覅怕，就算有一天阿拉真的一无所有,阿拉还可以去崇明。侬看我就一点也不怕,就算我真的一无所有,我还可以去崇明。

周嘉宁说她喜欢顶马更多是因为青年记忆。“顶马的音乐里有一种上海小青年的粗糙，这种粗糙感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认同的。”

周嘉宁说她很少在小说里表现出强烈的作为上海的地域认同，一个原因是她没有那个思维方式。

“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不会想你是哪里人，然后给你一个定位，对你做出一个判断。很多人我见了很多次，我也不会想到他是哪里人。”

周嘉宁说她不去表现地域认同，不代表她不喜欢，如果有人像金宇澄那样去书写上海的话，也会唤起她的地域知觉，她对上海的感情一直都是在的。

采访结束，问她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里。“还是上海吧。”周嘉宁笑着说。

今天的年轻人对香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

周嘉宁的中篇小说《基本美》讲的是一个来自大陆小城的青年致远和香港青年洲之间的友谊，在交往过程中，来自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的青年也会产生一些误会，比如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

在写《基本美》这个小说的时候，周嘉宁想到很多诸如内地和香港之间的隔阂、不理解的问题，存在很多知识和信息上的鸿沟，尽管都在使用中文。

这种隔膜，周嘉宁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台湾人，但我很清楚，有些话题是不能聊的，不管关系多好，我们都在很小心地避开这些话题，我们都不想因为某些事情损害友情。”

而许多内地年轻人对于香港的不理解，据周嘉宁猜测，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对于香港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好奇心。“我们小的时候，看到香港电视，会觉得那是先进的现代文明，不由自主想了解香港的文化，但他们不会对我们这里产生好奇心，因为觉得我们是落后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比我小的人所受的教育是我们在发展，经济上的落差一定是在缩短，我们对香港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

在《基本美》里，周嘉宁借洲的口吻，讲出了一个来北京短暂发展的香港青年对香港和北京的不同看法。在这篇小说里，与一般习惯把上海和香港进行对照的做法不同，周嘉宁让香港和北京互相对照。在洲眼中，“黄金时代的香港就是自由自在，机会俯拾即是，人们自然也没有想到如果不去维护，一切都有消失的一天。现在才发现成长期中最珍贵的东西都在失去，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洲印象中的北京则是这样的面貌：我非常喜欢北京的，杂乱和生机勃勃的劲头，规则没有闭合，各种形态的年轻人都能找到停留的缝隙。”在洲看来，正是因为他到了北京，才对香港有了这样的觉醒和审视，看到香港的美好和丧失。

《基本美》的时间大致设定在10年前，而那也是周嘉宁住在北京的时候。重新回到家乡上海之前，她曾在北京住过三年，洲对于当时北京的观感大致与周嘉宁自己对于北京的观感吻合，而在现实中，周嘉宁谈到北京时，参照系是上海。“当时那个城市（北京）有种奇怪的魔力，到了那边真的很开心，你走在马路上，会看到有很多特别好看的人，好看到出格。而在上海，好看的人都是很规矩的，不会美到让你觉得超出社会规范。”

在周嘉宁看来，上海相比北京，其实更单一。“那个时候北京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上海会更单一一点。我觉得上海是个很标准的城市，当然也挺好的，我喜欢在一个有标准的地方做事，在北京有的时候会失控。但08年那个时候，我确实碰到了太多各种各样的人。在上海，你好像很难看到一个各种类型的人待在一起的地方，你觉得上海有吗？”

但周嘉宁定居北京三年时的那个北京后来也发生了变化，她发现有很多她的文艺圈朋友在2008年那阵聚集在北京，但2011年之后，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这座城市。

希望让我的人物可以动一动

周嘉宁目前正在创作构思了好几年的一个背景设置在美国小城的故事，主人公是中国人。之所以让故事发生在美国，是因为她想避免掉一些敏感的问题，所以对位置和时代都作了一点挪移。而且我觉得写那个镇子的时候，你用谷歌地图查的时候，有一种虚构感在里面，但又是实际的。仿佛是你创造了这个镇子，但它又是基于实际的材料建造出来的镇子，整个都很有趣。”

在《了不起的夏天》这个短篇里，有一个人物去了莫斯科，对于这个人物的去向选择，周嘉宁有自己的考量，她想了很多国外城市，觉得还是莫斯科比较符合，而如果换成纽约，整个人物的情绪就不太对。

这个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远去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年代消逝后留下的情绪。

“2016年的时候在爱荷华，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保加利亚的作家，我们俩年龄相仿，就回忆起1980年代末，她会讲他们国家在前苏联时期的情况，而且说他们国家还会留存苏联时期的建筑，很匪夷所思的建筑，今天看上去就像外星文明降临。”

对于前苏联，有某种审美层面的留存。前苏联之于周嘉宁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其中也有一些浪漫主义的东西，而这样的留存也可以在今天的上海见到，比如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的建筑当年就叫中苏友好大厦。“现在每年上海书展的时候，尤其是傍晚，你经过高架，看到中苏友好大厦顶上那颗五角星，你会觉得那很像一个幻觉。”

在周嘉宁的小说里，人物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移动，她说她很希望让小说里的人物可以去她没有去过的地方，但她会事先帮这个人物查好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等基本信息。

周嘉宁也说她希望她的人物可以动一动，这个动不是指旅行，而是指人物有更多的行动和动作。“我觉得路内的小说很好看，因为他的人物都在行动中，他写那个年代的人送情书，你要真的骑自行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写一个情书，你就发一封电邮，你是没有行动的感觉的，没有一种人跟世界的互动关系，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这种人物跟世界的互动关系是很让人羡慕的。”

技术改变了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也改变了人的行动，如今再写送情书，就会显得不自然。“那个时候人的感情交流是你要付出一些实际的努力和行动。当然，这也说不上好坏，就是一个变化。但如果人物有一个动的状态的话，小说会更好看。我会喜欢有很多动词的小说，人是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但实际的生活层面中，人是不动的。”

现代人的不动，具体也会体现在周嘉宁的小说里，比如她的小说里有大段大段的对话，对话代替了人物的行动。

“我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让我小说里的人物去动了，但结果他们还是说话说得比较多。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们在散步、行走。在一个外卖软件如此发达的时代，其它很多行动已经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