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还是相信文学不死

2019年，王蒙先生86岁了。不管在什么场合，依然精力充沛，说话条理清楚、幽默机智，做事风风火火、神采飞扬。

今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杂志，在小说头条发表了《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两个短篇小说。此外，他还新写了五万字的中篇小说《生死恋》，这三篇小说的主题都是爱情。

文学创作以外的时间，除了完成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工作外，去年王蒙在十几个城市做了有关传统文化和读书类的演讲。平时在家，他每天坚持游泳、走路，在微信头像上晒自己健身成果，笑称自己是“耄耋腹肌男”；开起了讲读孔孟老庄的音频节目，对新生事物不仅有好奇心，年轻人流行的时髦爱好一样不差。

“我特别爱看电影，很多电影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布达佩斯大饭店》《飞越疯人院》《忧郁的星期天》，太好了。”电视剧他也没少看，“好处是看着不累，睡完一会儿回来，一瞧，还是这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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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这边风景》能再拿茅盾文学奖

张英：《这边风景》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你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后出版这个小说？

王蒙：我是在1971年，38岁时写的这个作品，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五七干校”，我开始写了部分章节，几年时间里，我都在写它，一发不可收拾。“文革”后我也试图挽救、删改这部作品，发表出版，但小说体量太大，快70万字，小说人物达100个，不可能推倒重新来过，索性就尘封起来。

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政治运动再严酷，生活仍然在继续，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

40年后，我的儿子和儿媳找到了手稿，他们读了之后非常喜欢，这让我有了自信。我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订正完，后来交给了花城出版社。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

《这边风景》记录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我38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一条鱼的中段部分。在79岁的时候，我眺望到38岁时的我，理想、真诚，想用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候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如果大家把小说当文献考证，我也不反对，因为小说里很多细节，都是真实于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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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让我成为了如今的王蒙

张英：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创作了 “在伊犁”系列小说，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

王蒙：这个不能说是我个人的选择，我是被动的，右派的帽子虽然去掉了，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青春万岁》审来审去不能出版，新疆作协安排我到《新疆文学》工作，我就这样去了新疆。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和维吾尔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语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

1965年4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里的厢房里，真的是和农民打成一片，心连心，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劳动锻炼，只要活着就可以锻炼。我就在那个村庄住下了，半年以后老婆也接去了伊犁，每周末可以家庭团聚。

我是北方人，吃米饭也吃面食，也吃羊肉，馕接受起来很容易的。那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美好，南疆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都种玫瑰花，家家门前屋后都是果树，我知道了杏树、桃树、枣树、苹果树，也认得了无花果、哈密瓜、石榴花，还有维吾尔族人缓慢的生活节奏，一天可以在喝酒、喝茶、吃馕、聊天中度过。我在那个村劳动锻炼6年多，但我的户口在伊犁，家属一直在伊犁市里的学校当老师。后来，有老外问我：在新疆16年里做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读了16年大学的维吾尔语，从预科读到博士后，就学会使用这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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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人的幽默改变了我

张英：1979年6月，你离开新疆，坐火车回北京时哭了， 16年的新疆生活，究竟给了你什么？

王蒙：新疆庇护了我，保护了我一家，平平安安。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里来的智慧，也让我一辈子受用。

伊犁每年打麦子的季节，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笼嘴，有时候，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消化不了，屎拉出来全是麦粒。可维吾尔族农民说：“这是真主给它的机会，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维吾尔族人喜欢说一个词：塔玛霞儿，大约相当于“玩耍”的意思，有一种自然而然、随遇而安、走哪算哪的人生态度。维吾尔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和当地维吾尔族人简单交流了，能够一起聊天。熟悉地掌握，应该是在两年以后，我在生活当中学习。

我找一个课本，《新疆行政干部学校读本》，我又找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那时候还没有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志宁在《中国语文》杂志上有一篇文章《维吾尔语简介》，光这个简介我就学了一年。

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我其他时间就是学习维吾尔语，读维吾尔语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语的颂歌，所有和维吾尔语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书，前苏联出的维文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我都读。

在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和维吾尔族朋友们一起喝酒，那是更好的学习场合。不管什么时候，抓住任何机会我都用，我也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吾尔族群众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

离开新疆多年了，但我对新疆的写作和回忆从没停止过。各民族之间需要爱、理解和沟通，换句话说，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混凝土”。

我把《这边风景》和“在伊犁”以新疆为背景的系列作品，视为自己对新疆的回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为民族间的了解与团结尽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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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文学的未来

张英：《王蒙自传》三部曲和《季节四部曲》，一个是非虚构的自传，一个是虚构的小说，放在一起看，就是一个完整的王蒙，用生命完成的思辨与写作。

王蒙：《王蒙自传》三部曲就是我对自己人生的记录和回忆。《季节》这四部作品也有我的经验在里面。我的作品是为大家写的，也是为自己写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没有结论，没有任何判决，但是我提供一份个人的证词。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我写过的东西，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份证词留下来。

我的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我一贯主张的是：我对任何写作的手法或方法都不承担义务。也就是说，一切方法、一切流派、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是为我所用的。我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而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能更好地表达，追求一种与众不同。

张英：写了一辈子，文学奖对你重要吗？

王蒙：谢谢你，没有问我诺贝尔奖的问题。我回答几十年了，文学奖是给作家的礼物，安慰一下自己，鼓励一下自己，很好。但还是要平常心。我相信，所有作品的写作，是在获奖之前。比如我们谈中国文学，谁的作品最牛？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曹雪芹没得过，李白没有得过大奖，他们的作品怎么样？流传至今。

中国当代文学，有一批很好的作家，韩少功、张炜、王安忆，铁凝、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张承志等，他们的作品，比奖更重要。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随着视听技术的发展，文学已快要灭亡了。事实上只要有语言、文字，有人的思想感情，文学就不会灭亡。

但也必须承认，文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人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只有文字的世界。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褶，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场、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

但我相信，影视剧、娱乐视频、影像，还取代不了文学的功能，比如爱情，你看电视剧听爱情歌曲就会满足吗？不会。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表面上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但爱情的时间缓冲，爱情的反复和弯弯曲曲的过程呢？情感的含蓄与体味，欣喜和痛苦，脉搏和心跳，激动人心的情绪和心理想象呢？文学的魅力，影视剧还取代不了。

文学具有一种致命的力量，他可以让人忽略一些得失。加谬说：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多。文学使人更充实、更丰富、更深刻、更有滋有味，文学使生活各个方面增加了很多魅力。来源：新民晚报　|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