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对谈邓安庆：在大城市里书写乡村

到了暑天时，我们躺在三楼的竹床上，看着天上的繁星。从江边来的晚风时有时无地吹拂过来。我们靠在一起，不断地说话说话说话……外婆晾晒好的衣服在我们后头飘起，时有蝙蝠在头顶飞来飞去，偶尔谁家电视的声音传来。有时候夜里月光清朗，我们下楼在池塘边互相追逐打闹，看着各自的影子忽而长忽而短，也会较量来较量去。外婆站在楼顶，高声地喊我们的名字，催我们上来赶紧睡觉。天也不早了。
这是作家邓安庆新作《天边一星子》中的一段话，纯朴的乡村生活、轻松的童年时光，还有写作时密集的动词使用，让他的作品颇具辨识度。写下这些文字时，他走在漫游世界的路上，有意保持对故土往事的疏离感。从漫天白雪的北海道，到樱花缭乱的京都，从南太平洋上的拉罗汤加岛，到清晨的巴黎与日暮的佛罗伦萨，世界很大，日夜独往，唯有用于写作的电脑一直与他相伴。
近日，在一场主题为“书写无名之辈的爱与勇气”的讲座上，邓安庆与作家阿乙共同分享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少年趣闻。如何平衡乡土作品中方言所占的比例？怎样做到在大城市里书写广袤乡村？澎湃新闻根据讲座现场实录，就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做一整理。

讲座现场，右为阿乙，中为邓安庆

方言写作：寻求最大公约数
“你头上为么子流血咯？！”“你莫管！”“你不是晓得？”“我么晓得！”在邓安庆的小说集《天边一星子》中，这样的南方方言对白比比皆是，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对于方言写作，邓安庆认为，由于南方方言众多，这是劣势也是优势，采取特定的方言写作，能成为作者独有的写作工具。他曾有意收集过家乡方言，写作时，会避免写特别偏僻的词，采取最大公约数的方言。《天边一星子》中，他采用湖北武穴地区方言来写，但江西人、湖北人、湖南人、四川人看了都觉得是自己家乡的方言，如此，才能让读者读来通俗易懂，又能体会到方言的韵味。
对于“最大公约数方言”的概念，阿乙表示高度认同。他回忆自己早期写作时，采用非常激烈的方言写作方式，摸索过七八年后，才发现写作中还应该以普通话为主，要使用方言，得用一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写。
不只是方言写作带来困扰，阿乙还坦言，他在写作时“最难征服的就是自己的亲人”。这并非对亲人的责备，而是因为在写作之初，他本以为写作和阅读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没有之一，直到后来，才意识到由古至今，写作和阅读其实是人民在劳动之余、生存之余的休憩，是第二位的，是对劳动生活的补充，它并不是在指导劳动人民。田间地头种麦子、打麦子，打完麦子过年了，这时人们要看戏，让精神生活有所收获、补充，文学作品也就像一场“戏”一样。因此，回到老家，如果看到自己的乡邻、亲人在读他的作品，发现把他们都“征服”了，那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此事无法强求。现在，他的亲人间有一半出于好奇，会读他的作品，另一半也不读，不论读与不读，都值得被理解、感激。
城市与乡村：都没融入，都有感情
从乡村来，居住城市，书写乡村，是邓安庆和阿乙的共同点。邓安庆尝试过写城市，但不那么成功，渐渐地他发现写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游刃有余的状态，要写得从容。他在写作时，一旦写到邓垸，感觉就像鱼回到水里，不用刻意地收集很多素材去搭建世界，脑子里原本就有无数的细节。因为熟悉，所以写起来毫不费力，闭上眼，人物就鲜活跳跃，写起来也感到自由、放松。
由于求学、工作的缘故，他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慢慢习惯，以至于重返乡村时，才发现乡村已经回不去了。每年回家待两三天，可能和父母其乐融融，时间稍长，不耐烦的情绪就开始滋长，只想赶紧回城市，但那个想要返回的城市，似乎也没有完全融入，“对乡村和城市都有距离感，都没有彻底融入进去。另一方面，对乡村和城市都是有感情的”。他觉得，和北京有一种柔软的距离。他喜欢北京，因为北京很通透，在这里，不需要依赖已经形成的关系网，可以自由轻松地生活。在北京的广阔空间里，可能一些人放回故乡，就是“奇葩”，他们的空间、感情不断地被长辈干涉，但在北京，这些表现都是正常的。
与邓安庆相似，阿乙也深觉在写作时，描绘乡村能依循捷径，闭上眼睛思考，连人物脸上浮现的表情都清晰可辨。写故乡之外的东西，容易陷入一种恐惧，可能连某种花的开落季节都会写错。对一个作家而言，把握好自己的地方，写好自己熟悉的“文学根据地”非常重要，这个“根据地”未必是故乡，也可能是作家待过的学校、寝室、单位。在挖掘自己的“文学第一桶金”时，切忌走出太远，只有熟悉，才能发挥长处。哪怕终生都没有走出这片小圈子，深耕这个“根据地”，也会取得成功。
阿乙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从来没写过北京，但他仍然感谢北京，因为只有在北京，才能把故乡所有的细节激活。14年里，他的生理、心理吸收了很多北京的细节，但无法把这些细节落于笔头。在他看来，作家就像飞鸟，只有飞离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才能俯视原来的地方。同时，诚如孔子所言“无友不如己者”，要跟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交朋友才能不停进步，在北京，就汇聚大量这样的人。以此来看，人们都向往大城市，向大城市奋斗，也有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