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 现实不好写， 但我要求自己不断突破

日前，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作家笛安凭借新作《景恒街》摘下长篇小说奖，成为首位问鼎这一奖项的80后作家。笛安并不是第一次登上人民文学榜，2015年她曾荣获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新人奖”。三年后，她再度获得人民文学奖肯定。

《景恒街》是笛安创作《南方有令秧》后，时隔四年的转型之作。在《景恒街》中，笛安选择告别青春，走进成年人的世界，讲述北京CBD附近繁华的“景恒街”的城市爱情故事，以及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近日，笛安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就《景恒街》的创作，谈现今文学创作的变化以及相关看法。

现实题材创作比历史题材难

羊城晚报：新作《景恒街》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创作的？

笛安：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天我深夜开车从机场高速回家，当时电台正放着一首苏见信的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让我特受触动，一下有了很强烈的画面感——一个稍微有点阅历的人在为情所困，其中有很多不好说也不用说了的故事。当时，我脑袋里涌上来的念头就是，我要写一个两个成年人的爱情故事。

真正开始动笔是一年多以后的2016年了。动笔时觉得写爱情故事不能只有爱情，需要找到两个人感情的土壤。对作品来说，这个土壤就是感情线旁边的一条线，我觉得里边应该有一些独属于当下生活的内容，所以就有了后来的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这次您选择了“当下”作为“土壤”，以前为何比较少使用这样的背景？

笛安：因为现实不好写。这次我写两个当下的人，也是想渗透一些此时此刻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类世世代代都绕不过去，不管外壳怎么变，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两情相悦是不变的、一直存在的。小说选择互联网创业来叙事，其实只是想写年轻人的奋斗。两个小学老师也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他们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觉得互联网这个行业里有很多神话和传奇，有的一夜成功，有的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戏剧化的人生起落比其他领域要多，我自己这些年在北京也见过，觉得写这个会很有意思，因为这种个体的命运动荡永远是一个小说创作者最关心的。

羊城晚报：您也说过现实题材的故事其实比历史题材的更难写，在这次的创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笛安：我觉得困难还不少，写每一章都很困难。最大的难度在于，当下题材的内容与所有人都离得很近，想把每天离大家很近的东西文学化并不容易。第二个方面是，现实题材等于敞开了大门给所有读者发入场券，所有的读者都会凭借自己的现实经验判断故事可不可信。如果是写一个历史题材，读者并没有那么在乎那个朝代的人到底怎么想。现实的东西，因离得近，反而比较难产生情感上的共振。所以说当下题材确实不好操作，好在我已经操作过了。

羊城晚报：有读者觉得《景恒街》在人物设计和主题表现上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您怎么看？

笛安：读者有这样的观感我非常感谢。《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人生履历上，我认为它算是真正影响过我的一部作品。

不是巨大转变，没有转换跑道

羊城晚报：您凭借新作《景恒街》获得了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是首位获得“人民文学奖”的80后作家，您怎么看待这次获奖？

笛安：获得人民文学奖，其实挺意外的。这个奖对我来说很珍贵。《人民文学》编辑拿走书稿时，我还跟编辑说，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及时还给我，拿去出书。结果，去年12月份就告诉我获了奖，当时挺惊喜的，没想到这个作品能获得评委的肯定。我原本觉得，这样一个爱情故事读者们看得高兴就很好了，没想到评委们也看得很高兴。

羊城晚报：80后作家现在写作是不是存在一种偏向“经典化”的倾向？您有受这样的趋势和追求影响吗？

笛安：我并不能代表其他80后同龄作家，但就我而言，我肯定希望自己进步，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厉害。不过，我觉得这称不上是“经典化”。

首先，题材方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渡，而不是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经典作家，就一定要写什么题材。其次，我除了是作者，也是读者。在我看来，了不起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单纯的题材好、情节好、感动人、思想深刻，这些其实是浮在最表面的一层，真正了不起的文学作品，还有深层的东西，可能是关于人物逻辑，可能是与故事本身无关的一种节奏，像音乐里的一个个旋律一样，本质就是带有音乐性的。我现在只想慢慢地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羊城晚报：创作之初您的作品被认为是青春文学，这些年您在往严肃文学写作方面走，您自己怎么理解这样的转变？

笛安：当年所谓的青春文学，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题材的标签。这些年的创作我肯定是在发生变化的，不然也不可能进步，但我不认为我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转变，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距离的问题，我以前走了一段路，这次再接着走，而不是完全转换跑道。

城市文学的内核是城市里的人情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我没能成为当初以为自己必将成为的那种作家”，您是想成为怎样的作家？

笛安：我觉得这句话有点被过度解读了，我当时的意思是说，十年前我曾认为自己十年后会写得更好，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我是希望自己不断突破。从一个初学者成为一个有基本水准的作家是相对容易的，但再往下走的第二步、第三步并没有我以前认为的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惯性思维方式，想要去突破其实非常难，但我一直要求自己要突破。这次的新书，我自认为是有变化的，至少我觉得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进行改变。

羊城晚报：您的父母也是著名作家，他们对您的新作有什么样的评价？

笛安：我爸爸看完《景恒街》说还不错，我妈妈则说她不太能接受，她对最后女主角从八楼的阳台上翻过去不认同。但其实我认为那是一个关键性的兴奋点，小说的故事到了最后的三分之一，我觉得女主角应该表现成那样，如果说让我删掉是不可能的。

羊城晚报：与父母那一代的作家相比，您认为您与他们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笛安：我觉得小说写作的方法论是相同的。小说写作有一套方法论。无论你承不承认，积累了一定经验后会发现，创作技术上会有相似的结论。不同的可能是我们对写小说这件事本身的理解。当然，不同的人学习技法的快慢不一样，但我们要尊重技法这个东西，然后再去谈其他。

羊城晚报：那么，您觉得作家是可以培养的吗？

笛安：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是可以培养的。像菲茨杰拉德那种天才型的作家，或者说非常杰出的、优秀的作家肯定无法培养，但是要培养一个人写作符合很多杂志或者书刊要求的作品，我认为是可以的。当然这其中也涉及一个成本问题，不同的人时间和投入的成本不一样。简单点说，我觉得作家还是能训练出来的，只是有些人可能训练起来非常困难。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作家的城市生活经验远比乡村生活经验丰富，写作也越来越多新的东西介入，您怎么看这种写作背景，以及这种写作题材上的变化？

笛安：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不断吸纳着新的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城市文学，不只是一个从出生到长大都在城市的人的写作和阅读，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动态过程。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长大后到城市里打工，城市文学对他也是有意义的。现在的读者开始本能地去寻求一个能代替他作表达的城市文学作品，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我们所说的城市文学、都市文学，其实内核是在讲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情感。

另外，城市的生活景观与农村完全不一样，生活景观的改变最终会作用于人的情感。我们说一个个体在一个大城市可能有更大的自由度，但同时你也要承担孤独和责任，这是城市生活景观作用于每个个体身上的。所以，新的科技、新的城市空间等必然会变成文学作品描述的对象。我认为，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是必然的。

其实，青春文学的基因本身是城市的，不管写得好不好、深不深刻，青春文学都是从个体出发，然后在表达个体记忆中掺杂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转变，并不是多么艰难的飞跃。